28.第28章 東歐欲曉，中日工業化的角力(2)

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提前完成，使中國社會快速進入了一種亢奮狀態。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通過嶄新的工廠、林立的車間、繁忙的車床、源源不斷的工業產品、琳琅滿目的市場和農民日益豐富的餐桌展現出來，讓飽經戰亂和貧困的社會看到了真正的希望。工業化帶來的富裕與繁榮，使人們突然發現追趕世界發達國家的道路，看起來並非那麼漫長。工業化的速度越快，繁榮富強的夢想就越逼真。

然而，發展工業的主要基礎，卻是脆弱的農業。重工業所需的設備，85%是用農產品去國外換來的，輕工業所需要的原料，90%來源於農業，1億城市人口和5億農民的糧食，也需要農業來提供。這就是典型的農業國在發展工業化時，所面臨的普遍現象。

在工業化尚屬起步階段的中國，農業仍然主要是靠天吃飯。自然條件、氣候變化都會嚴重影響農業收成。這一點，在一五期間已經體現得非常明顯。從1953—1957年的5年間，出現了兩個豐年，兩個災年，一個平年，結果1954年的大荒年使得農業減產，棉花、糧食供應不足，使得紡織等輕工業僅增長1%。而農業和輕工業構成了中國消費產品的幾乎全部來源，消費品減少，商業就下滑，國家財政收入也跟著萎縮，因為國家財政收入的大頭就是農業、輕工業和商業。財政收入不足，又會影響投資和重工業。所以，1954年和1956年的災年直接影響到1955年和1957年的經濟增長。

只有當工業化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後，工業化所帶來的農業機械、化肥、農藥和大型水利建設，才能對農業產生實質性的幫助。在此之前，農業脆弱的基礎，在工業化的重壓之下，顯得格外需要呵護。

一個國家就如同一個家庭，其收入無非是用於消費或儲蓄。貧窮家庭的收入中大部分用於日常開銷，僅有少部分能夠進行儲蓄，而一個貧窮的農業國的國民收入中，積累與消費也面臨同樣的問題。積累是國家未來發展的潛力，消費是大眾現實生活的開支，沒有積累就沒有發展的後勁，而缺乏消費則國民無法正常生活。積累與消費的比例是一個關鍵性的問題。積累比例太高，就如同餓著肚子幹活，時間一長，身體必垮，特別是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剛剛過上溫飽生活的窮國，積累比例如果超過25%，則農業基礎肯定吃不消。

強行進行工業的高積累，則意味著農民必須減少口糧，這會構成長期的隱患！如果工業不能提供足夠的消費品進行等價交換的話，農民則將消極怠工，減少糧食生產，這將是經濟的災難！如果再趕上連續的大災年，則農業、輕工業、重工業、商業和財政收入將遭遇災難的平方！如果工業積累用於嚴重畸形的工業部門，而產生巨大浪費的話，情況將是災難的立方！

可惜，從1958年到1960年的三年「大躍進」，這三個「如果」全佔了！

「大躍進」時期的高積累到了令人驚駭的程度！1957年時積累僅為24.9%，1958年則飆升至33.9%，1959年更是達到驚人的43.8%，1960年仍高達39.6%！如此之高的積累比例，勢必嚴重破壞農業脆弱的平衡，農民不得不大幅減少口糧以保證工業發展。事實上，農民的人均口糧在1956年達到410斤的高峰之後，直到24年後的1980年，仍未超過當時的水平。農業的長期停滯，導致了整個中國經濟的緩慢增長。

「人民公社」把農民的農具、耕牛、雞、鴨、豬等私有財富強行收歸生產隊所有，推行大食堂吃大鍋飯，吃飯不要錢，結果一個季度就吃掉了半年的糧食。農民不可能再有農業生產的熱情和責任心，這與斯大林時代集體農莊的情況幾乎完全一樣。再加上連續的嚴重自然災害，農業生產出現了嚴重衰退，1958年的糧食實際生產了4000億斤，1959年減少到3400億斤，1960年更降到2870億斤，棉花減產的情況更為嚴重。飢餓在農村與城市大面積蔓延開來。

以農業慘重代價強行積累起來的重工業投資，卻出現了驚人的浪費。鋼產量被高度圖騰化為工業化的標誌，提出了鋼產量1958年要比1957年翻一番，由535萬噸增加到1070萬噸，1959年要比1958年再翻番，由1070萬噸漲到3000萬噸。「以鋼為綱」，一馬當先，萬馬奔騰的景象確實出現了，這就是全國大鍊鋼鐵的狂熱之舉。工業化是一個高度複雜的系統工程，就連斯大林大搞工業化時，也只是從農業壓榨出更多的原始資本用於發展重工業，但在進行重工業投資時，畢竟是按照相對合理的工業體系布局來進行。「大躍進」則推翻了所有工業經濟發展的基本邏輯，突出鋼鐵，不顧其餘！工業化只有協調與平衡才能帶來效益。結果鋼鐵倉促上馬，突然發現電力不足，解決電力短缺時卻又面臨煤炭制約，想提高煤炭供應卻又受制於運輸，運輸牽扯到鐵路公路火車汽車，這些又連帶著機械製造等行業。一馬當先的「鋼元帥」一回頭，卻突然發現後面大隊人馬無法跟進。再加上土法鍊鋼所生產的大量次品，造成的人力物力財力的巨大浪費，對森林資源的嚴重破壞更是無以復加，重工業的發展徹底畸形，與輕工業的關係完全扭曲。

經濟危機從重工業的畸形擴張開始，過度積累造成了農業的破產，從而必然拖垮喪失了原料來源的輕工業，接著商品零售由於缺乏消費品而陷入惡性的萎縮之中，致使國家財政收入巨額赤字，不得不壓縮投資規模，最終導致了重工業從1961年開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大衰退，重工業生產1961年比上一年下降了46.6%，1962年又同比下降了22.6%。鋼鐵從1960年的1866萬噸跌到了1962年的667萬噸，煤產量從3.97億噸跌到2.2億噸。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出現的第一場嚴重的經濟危機！

直到1965年，中國經濟才逐漸恢復到1957年的水平，為了這一錯誤，中國浪費了整整8年寶貴的時間！

人民幣的「物資本位」，再次遏制了惡性通脹的蔓延

新中國成立以來，人民幣的發行秉承了戰爭年代的「物資本位」的核心理念，選擇了既不與美元盧布掛鉤，也不與黃金白銀掛鉤，形成了完全獨立自主的貨幣體系。中國在貨幣制度上，借鑒了蘇聯盧布的「計劃本位」的外部特徵，形成了一套以「計劃驅動」貨幣供應、以「物資調節」貨幣流通的機制。

國民黨在退出大陸時，運走了絕大部分黃金和白銀儲備，因此中國不可能像蘇聯盧布那樣，建立與黃金掛鉤的貨幣內在價值。同時，國民黨政府在1935年法幣改革之後，以英鎊和美元外匯作為本國貨幣的發行抵押，導致金融主權逐步喪失，繼而無法主導中國的經濟命運，歷史殷鑒不遠，新中國決心要牢牢地掌握自己的命運。因此，人民幣絕不容忍盧布、美元或任何外匯來影響本國貨幣的發行，無論該國是敵是友，中國貨幣的命運，必須由自己來操盤！

中國的計劃經濟，無論從實際經驗還是精確程度來看，都遠達不到蘇聯的水平，貨幣供應如果僅僅依靠計劃來驅動，就會出現不小的偏差，導致物價的大幅上漲。所以，最終貨幣供應的決定性因素不是計劃，而是物價！

三年「大躍進」最終崩潰之後，中國出現了嚴重的通貨膨脹。毫無疑問，這次物價暴漲的源頭正是由於貨幣超發。

在「鋼元帥」自我膨脹的過程中，中國基本建設規模呈現出「大幹快上」的瘋狂局面，違反規律和超高目標的追求，降低了生產質量的基本要求，結果就是大量無法完成的爛尾工程，積壓如山的劣質產品。但是，這些項目和生產所需的資金，已經由銀行按照政府的計劃要求，放出了巨額信貸。中國的銀行體系基本是模仿蘇聯而建，在「大財政，小銀行」的框架中，銀行只是政府的出納，政府放話，銀行出錢。這些投資所形成的工業生產能力及其產品，本該由商業部門從銀行借來流動資金加以購買，然後轉手出售，在實現商業利潤后，再清償銀行借貸。但是，堆滿倉庫的殘次品在市場中無法出售，商業系統在「生產多少，購買多少」的口號下，已經將自己深度套牢。銀行出現了嚴重的工業和商業爛賬，最終只能由國家來埋單。

政府一方面承認倉庫中無法出售的商品也算「完成了產值計劃」，另一方面則不可避免地出現了「財政虛收」所導致的驚人赤字。為了保證「大躍進」的建設規模，1960年的工業信貸比1957年飆升了12倍！更大的擴張形成了更大的浪費！60年代初，中國的財政赤字急速惡化，「大躍進」的三年累計財政虧空高達170億元，相當於1957年貨幣流通總量的3倍以上！

財政赤字迫使政府開始大印鈔票，「大躍進」的三年中累計增發貨幣達72.89億元，貨幣流通總量從1957年的52.8億元，暴增到1961年的125.7億元！在重工業生產嚴重萎縮，商品供應由於農業和輕工業陷入崩潰而極度匱乏的時刻，「大躍進」新增的2550萬就業人口又增加了100億元的購買力，更加劇了貨幣過剩與商品匱乏之間的尖銳矛盾。

糧食和商品的極度短缺，使得國營商店的供應完全無法滿足社會的最低需求，政府不得不大規模放寬農貿自由市場的限制，當海量貨幣殺進農貿市場時，瘋狂搶購稀缺的物品的貨幣洪水，將糧食價格推高了10～20倍！一斤大米高達2元，一個雞蛋開價5毛，一斤豬肉更是到了5元的天價，一隻雞幾乎要吃掉普通工人小半個月的工資！20世紀60年代初農貿市場的物價水平，幾乎可以與50年後的當今物價相提並論，而當時的工資僅為現在的幾十分之一。

這是新中國成立初期平定戰爭時代遺留的超級通貨膨脹以來，最為嚴重的全國範圍的惡性通脹。國民黨政府敗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其超級貨幣貶值的財富掠奪政策，引發了城市中產階級對國民政府的信心崩潰。歷史的教訓，使政府意識到穩定物價已成為緊急而迫切的重要工作。

在當時的中國商品流通市場，存在著國營商店與農貿市場兩種價格，國營商店商品供應是計劃管制，價格不高但商品奇缺，只能定量供給。農貿市場有商品，但價格高昂。控制通脹的核心問題，就是讓農貿市場的價格逐步回落到略高於國營商店的水平。這樣才能穩定社會，安撫民心。

但凡糧食和輕工業消費品出現嚴重短缺之時，國家都會開始實施定量配額供給制，1921年的蘇聯如此，1948年的德國同樣如此。1961年，中國開始對18類商品實施定量供應，從糧食、棉布、豬肉、肥皂，到香煙和火柴，都有額度限制，地方政府在此基礎之上，更是推出了幾十上百種地方定量供應的商品限額標準，許多地方甚至連蔬菜也要定量供給。城市居民每人每月供應豬肉二兩，口糧則普遍不足，農民每人每年供應棉布僅三尺。這些最低定量顯然不能滿足正常生活需求，只能是維持最低的生存狀態。但這些最低定量至少穩住了關鍵商品的價格。

如果說貨幣超發與商品短缺形成了物價飆升的現狀，那麼解決的辦法就有兩種：一種是承認貨幣超發的現實，放手讓管制商品的價格上漲，縮小國營商店與農貿市場之間價格的巨大落差，希望定量商品價格的上漲會減弱農貿市場物價上漲的動力；另一種方式，則是戰爭時代和解放初期屢試不爽的經典思路，既然物價上漲是貨幣超發所導致，那麼降低物價的關鍵，就在於回籠過剩的貨幣，減少貨幣流通以適應物資短缺的現狀。無論哪一種方法，成敗的關鍵都在於要刺激商品的供應增加，減輕公眾的生活壓力，穩定社會情緒。

第一種方式，以提價來應對貨幣超發，能夠暫時刺激提價商品的供應，但會導致貨幣供應的進一步增加，社會未必能夠穩定。因為計劃商品提價，必然使公眾的購買力縮水，政府為了保障人民的生活不致更加困難，只有增加工資，從而帶來更多的貨幣供應，商品在提價的刺激下所帶來的增量，在時間滯后和更多貨幣的追逐下，不一定能產生價格穩定的效果。結果很可能造成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的反覆提價，與工資輪番上漲的惡性循環。因此，提價消滅不了通脹，而且有可能帶來更大的通脹。

第二種方式，以消滅過剩貨幣來對付通脹，顯然這才是治本之道，而且是一招斃命，永絕後患。在陳雲的建議下，提出了用高價商品回籠貨幣的基本思路。在定量商品價格不變的情況下，額外提供「高價糖果，高價點心，高價飯店」，讓社會中的富裕階層，例如在農貿市場高價出售糧食而獲益的農民、有高收入保障的民主人士、高工資的職工、工商業吃定息的原資本家，增加一個補充營養改善生活的渠道，從而大量消費他們的過剩貨幣，同時並不影響其他群體的生活。當時，高價商品的定價原則就是「高到賣得掉，低到不脫銷」。這一政策推行了三年，國家以高價商品大規模地收回泛濫的流動性，在穩定物價和保證市場供應方面產生了顯著作用。但是，這一政策也產生了社會低消費群體的明顯不滿情緒。

緊接著，劉少奇提出了對農民實行「高對高、低對低」的兩種價格政策。所謂「低對低」就是國家在按計劃的低價格收購農產品的同時，也按低價格提供工業消費品為交換對價；「高對高」就是國家和農民議價，用高價的工業消費品來交換高價農產品，並將農民在農貿市場獲得的過剩貨幣進行回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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