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六章 選舉戰場

這種情勢雙方都心中像雪花一樣的明白。但是，在皖系的棋盤上，還有一個小小的弱點，但卻可能是致命的。這就是徐州，江蘇西北部的沿著隴海路的徐州向西延黃河故道突出，和同樣沿著隴海路向東突出的商丘地區形成一個南北寬80-100公里，東西200多公里的條形帶，正好隔開了山東和安徽。而這個地區的實際統治者張文生作為張勳的舊部雖然投靠了段祺瑞，但是他們中間存在某種隔閡幾乎是個公開的秘密。正是這種微妙的關係，不能不撥動雙方的心鉉。

而張文生能夠做到今天證明他也不是易與的人物，何況他現年已經57，也已經算是個老資格的軍閥了。這種情況下，正常人一般都是先做搖擺狀，讓兩邊的人均看到希望，然後讓他們競相出價，然後找一個出價可以，也更可靠的人靠上去，這一招誰都會。在20年、21年的時候，張文生都在耍兩面派，他一方面向段祺瑞現殷勤，以便通過段像日本人獲得援助，另一方面又同意江蘇省府提出的鎮沂鐵路計劃。

但是，無論皖系還是日本都知道徐州的戰略地位，因此他們怎會輕易的讓直系插足。不論是原敬、加藤還是山本，他們雖然手段不同，但是在維護日本的國際利益線上還是相同的，很不幸的是他們在徐州的明爭暗鬥上沒有多少差別，他們都致力於使徐海地區保持在段祺瑞的麾下，而不是倒向徐海地區在行政上的隸屬者江蘇。雙方經過長時間的討價還價，1922年快要結束的時候，在加藤內閣推動下，日本以武裝張文生一個師的部隊並向他提供800萬日元貸款開發徐州煤礦、鐵礦為代價，確保了張文生同日本以及段祺瑞的「特殊關係」。

而李純則氣的半死，他兩年多心血付諸東流，但是對於這些秘密協議他也只能發表一些不痛不癢的話。因為江蘇雖然經濟發達，但是江蘇幾乎沒什麼重工業，他創立的鎮江兵工廠，由於沒有足夠的原料而難以滿足大規模製造武器的要求，何況建立一個兵工廠如果從頭開始又沒有外援，那是十分艱難的事。李純對於擴軍可以答應，但是如果要武器，他是不可能拿出來的，因為他自己都顯得不夠用，在他的南方和西方，不論浙江還是安徽，在日本的支持下，都開始相對快速的擴軍，他怎麼會把英美援助的有限軍備交到一個政治傾向難以保證的人呢？

但是，顯然的，張文生徹底倒向皖系，造成了他的周邊環境的嚴重惡化，為了抵消這種影響，一方面他開始向同盟這樣的強大力量求援，另一方面，他不得不大幅調整針對直系內部方針，那就是和內部穩定而且兵強馬壯的吳佩孚更緊密的聯繫起來。當湖北出現內亂后，李純為了不使施在皖系安徽西部的強大壓力消逝，支持吳佩孚南下就很自然了，因為，湖北對他是鞭長莫及，對吳佩孚則是口邊之物。雖然這樣意味著李純讓出了直系在政壇上的頭把交易，但是他似乎無可選擇。

但是，湖北事變后，江蘇民國黨的首腦張謇巧妙的利用了種種情勢說服了李純加強議會的力量。李純接受民國黨的主張的理由很簡單，那就是他想通過廢除地方鎮守制度一方面是的自己能夠更有效的加強對江蘇軍隊的控制，另一方面可以「合情合理」的除掉「恣意妄為」張文生部。而要為這些行為披上合情、合理、合法的外衣的最好方法莫過於採用在湖南、湖北、西南、北疆諸省採用的地方民主自治的形式。

當然，民國黨人也做出了保證，那就是省長一職非他莫數，儘管他可以不是民國黨員。與此同時，孫寶琦則在我的密授下，向李純保證，同盟盟約有保護維護民國民眾之自由、民主的詞句，因此，倘若江蘇實行憲政，那麼同盟就可依據法律名正言順的進行干預。於是，李純突然對地方自治來了極大的熱情，1923年，李純決定在江蘇進行新一屆省議會的選舉，按照計劃新議會將會在24年的春天也就是3月份召開，他還公開發表了支持民國黨的言論。與此同時，民國黨人為了贏得大選，開始在全省展開立憲自治的宣傳，當然廢除鎮守使不可能不被提及。

江蘇的鎮守使有蘇常、江寧、通海、淮陽、徐海五個，其中只有江寧鎮守使是第6師師長，其餘蘇常朱熙、通海馬玉仁、淮陽（淮安）張仁奎都是些地方軍旅長，而齊本人李純最信任的心腹，因此這些人當中只有那個天高皇帝遠的徐海鎮守使不被李純控制。在這場為了立憲自治而有民國黨在台上大唱一台戲中，除了徐海張文生反對外，其他是一片附和之聲，當然這些鎮守使也會獲得可觀的「贊成費」。

張文生很快就發現他處於極為不利的政治地位，民主這個幌子如今在東方具有非凡的魔力，他當然記得年初的王占元的下場，到現在，吳佩孚在湖北還被稱為「民主的守護者」，享受著非凡的政治光環。吳佩孚不但獲得了政治上的大收穫，而且他通過廢除鎮守制度，獲得了湖北高達6.7萬人的正規軍隊的調動權，這些軍隊可以在命令下達后毫無反抗的開往任何的地點，因為他們既不和後方某個地方有著特殊的關係，又不用擔心後方的騷亂。

當然，對於李純的突然變招，段期瑞和日本雖然感到「突然」、「意外」，但是他們當然了解這些意味著什麼。袁世凱、張勳、段祺瑞先後因為搞帝制、「假民主」而恨死、流亡、下野，如今，關內關外已有十幾個省份實現了不同形式、程度民主自治，而且事實證明這些地區政治日趨穩定、經濟發展、社會欣欣向榮，而日本的今天的地位不也是被宣稱為「大日本帝國憲法」產物嗎？事實證明中國人可以很好的實行民主制度，而且這種制度有利於中國的繁榮，那麼那些曾經的理由就不存在了。

自然他們不能公開宣稱「我絕不容許中國強大」、「我是個堅定的**主義者」，那麼他們至少要適應遊戲規則，政治家們總有辦法讓相同的東西為截然相反的目的服務，他們有這種獨特的天分。於是，為了截然相反的目的，一場選舉大戰在江蘇的土地上展開，其慘烈的程度似乎預示著什麼.

自從李純去年5月份決定舉行大選以來，江蘇民國黨上下紛紛受大巨大鼓舞，當然很多人都不確知同盟和李純之間的暗中交易，儘管很多人知道同盟和李純之間可能存在某種交易。江蘇是最早同盟簽訂厘稅同盟的經濟、人口大省，這使得江蘇輕工業的發展獲得了獨特的優勢，在1922年初以來，江蘇蘇南滬寧線、沿江地區的龐大輕工業帶獲得快速的發展，每年的增長率都在20%-30%，對上海、浙江形成了巨大的壓力。

而上海由於處於皖系淞滬護軍使的何豐林的控制之下，一度對同盟沒有特殊的友好感情，也對厘稅同盟沒有大的熱心。但是，在1923年，上海地區的輕工業出現了增長乏力以及不斷向江蘇境內轉移的現象，甚至航運業企業也向江蘇沿江港口轉移而不是通過上海轉口。而這顯然關係到了這位上海實際控制著的發財大計，與此同時，實業界、有十四家大型銀行控制的銀行業協會也頻頻遊說建立上海地區與同盟的特殊經濟關係，以為上海的發展打開通道。

經受不了發財的誘惑以及經濟界財主們的轟炸，何豐林終於在1月8日同盟簽訂了厘稅同盟協定，並有實力強大的人民銀行上海分行主持上海金融界的監管任務，當然，這當中每年少不了他的不少好處。何豐林同盧永祥的關係非同一般，這是當然需要他的同意，不過對於大修鐵路、整軍備戰的盧永祥而言，維持上海的經濟發展對他同樣十分重要，儘管他以日本為靠山，但是一個合理的想法或許是，如果能夠少依賴，那麼還是少依賴的好。

畢竟上海每年都向他孝敬不少，況且上海的壓力浙江同樣有，浙江的工業被來就不如江蘇，在沒有稅收優勢后，經營上就更加困難。但是，這要上海和同盟簽訂厘稅同盟，浙江實際上只需要稍做些技術處理，就可以在出口上獲得稅收優惠，而不需在進口稅上做出讓步，這樣的好事是沒有人不做的。這樣到本年初同盟的經濟同盟體系包括陝西、寧夏、新疆、江蘇、上海，與此同時，同盟與整個西南同盟簽訂經濟同盟的談判也正在進行，同盟在統一市場方面做出的努力受到了世界各國的一致贊同，他們把這看成是降低中國內地的實際關稅保護率一條途徑。

在浙滬兩地為了緩解江蘇的經濟壓力而迎頭趕上的時候，江蘇已經通過民國黨利用特殊的軍事對峙形勢開始實現軍政分離，建立形式上民主自治政府，儘管這個政府已開始就被設計成披著幌子的軍閥政府，但是畢竟在形式上他是民主的，此外，至關重要的一點是，他為了在政府的日常治理中實現相對真實的民主提供了條件。事實上，在李純當了省長后，以他的政治治理水平是不可能管理省府日常事務的，那麼一個位他所接受的民國黨副手的上台舊不可避免的，因為畢竟是民國黨在形式上把他送上省長寶座的。政府的治理水平是直接影響經濟活動水平的而不是所謂的高層民主的真實性，儘管後者的重要性決不容低估。

正因為江蘇龐大的工商業集團在和同盟的經濟聯繫中獲得了非凡的經濟收益，因此有著強烈同盟背景民國黨獲得他們的支持就很好不為奇了。中國的選舉制度是符合最低納稅者有選舉權，由於最低納稅較高，這就是是的選民集中在工商業集團，即如此，在江蘇這樣的經濟發達省份，民國黨贏得選舉似乎沒什麼可懷疑的。中國有一種獨特的現象，那就是商人和地主巧妙的集合在一起，就是兩者有著驚人的重合比例，這兩者有緊密的各種政治勢力相結合。

在政治上，如果說早先的情況是地主領導商人的情況，那麼在經過了甲午依賴20十多年的工商業的發展后，情況也就到了個顛了。因此贏得了商人就可以在選舉中獲得無可爭議的勝利。而這些都是深諳選舉政治的張謇和江蘇民國黨人所了解的，因此他們在給我的信、電報中所表現出的樂觀情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從選舉政治角度來說也完全沒有問題。

但是他們忘記了至關重要的一點，那就是我有軍事力量的一方在選舉中一旦失利，就必須毫不猶豫動用他們的暴力機器甚至是軍事鎮壓，這也得到了民國十年歷史的證明，而我這個軍閥出生的改良派自然也深深了解這一點。從各種信息看，到12月為止，事情還算正常，當我再張謇的信中看到「即使在徐海地區我們也有足夠信心贏得選舉」這樣的語句時，我就知道對方從新發牌的時間大概不遠了。

果不其然，到今年1月份，就傳來的各種令人不愉快的信息，有數名徐海區民國黨候選人遭受「強盜襲擊」身亡，而江蘇民國黨向徐海當局的交涉自然毫無結果。情況還不止這些，很多事情讓人想起了當年安福國會的選舉是的情況，這個國會純粹大部分議員是內定，然後用金錢、暴力通過各種非法手段上台的，而我在1920年把這個國會徹底的變成了一個花瓶，讓他除了表示中華民國中央政府的標籤外，一無其他用處。

到2月初的時候，一些奇談怪論終於暴露了皖系方面的真實面目，「既然省可立憲自治，那麼我們為什麼不能立憲自治呢？」好嘛，這麼「高明的主意」除了段祺瑞，我相信沒有其他人能夠想得出來，這個通過安福國會的選舉就可以知道他在操縱選舉以達到自己的真實目的的方面具有非凡的天分。自然，這種「謬論」遭到了民國黨上下的一致反駁，但是我知道爭論並不是製造出這樣的理論的人的真實目的，理論是說服不了他們的，何況這樣的理論即使在立憲自治理論的發源地西方也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他們的真實目的是為了通過形式上似乎很民主的方法「合法、合理」保留皖系對徐海地區的實際控制。

我知道這場民主與民主的對決終將毫無結果，當雙方騎虎難下的時候，武力似乎將成為一種沒有選擇的道路。鑒於這種預見，我一方面向吳佩孚、李純打招呼，讓他們做好一定的軍事準備，另一方面我也向江蘇民國黨當局寫信表述了我對時局發展的看法，讓他們做好最壞的打算，與此同時，為了防備各種可能性，我還向防務總署下達了加緊組建擬議中的海軍陸戰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