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歲寒冬青（3）
嶂山大戰已經結束，黃安城已是指日可下。我隨即向徐向前等辭行，立即趕往河南省光山縣白雀園。
白雀園，這個小鎮歷史上這裡沒出過名人、奇案，中國分省地圖上都難找到它的位置，可是從張國燾在這裡發動「肅反」，白雀園出名了。在紅軍「肅反」史上，「白雀園肅反」成了最觸目驚心、最血腥的一頁！我在軍事科學院戰史部研究紅軍史時，以這一頁最不堪回首！
早在1931年8月初，張國燾嚴密控制下的鄂豫皖政治保衛局曾在麻埠後方中心醫院，把投誠起義人員中一些對生活、醫療方面有意見而發牢騷的人打成「反革命」，是所謂的「AB團」組織（AB團的名字來自英文「反布爾什維克」（Anti-Bolshevik）的縮寫，全稱為「AB反赤團」，是北伐戰爭時期在江西建立的國民黨右派組織，其目的是打擊**和國民黨左派）。
張國燾一口咬定鄂豫皖革命隊伍中有反革命組織，遂濫肆捕人，嚴刑逼供。恰在此時，國民黨又製造了一個離間計。張國燾則利用其作為進行紅四方面軍大「肅反」的根據。
8月初，一個自稱鍾蜀武的人，帶了國民黨最大特務組織復興社的「十三太保」之一曾擴情的一封親筆信，來找鄂豫皖紅4軍紅12師師長許繼慎。復興社是蔣介石組織的軍統特務組織，蔣介石自任社長，其核心人物主要出身於黃埔軍校，如戴笠、賀衷寒、康澤、酆悌、桂永清、曾擴情以及周佛海等人，被稱為復興社「十三太保」。
曾擴情和許繼慎都是黃埔一期的，信中曾利用同學關係勸說許投降：「歡迎許繼慎帶領部隊投奔」，「定將受到最優厚的待遇」。許繼慎當即將鍾蜀武逮捕，連人帶信交給以徐向前為軍長、曾中生為政委的軍部。徐向前和曾中生對那個姓鐘的進行了審訊，隨後又連人帶信送到中央分局處理。徐向前和曾中生向**鄂豫皖分局和黨中央寫了報告，提出：「完全是敵人用各種陰謀來破壞我們」。並明確表示：許繼慎同志「在組織上不會有什麼問題」。
事情在許繼慎、曾中生、徐向前那裡已經了結，但在張國燾這裡，卻剛剛開始。進入鄂豫皖蘇區以來，張國燾一直睜大眼睛尋找混進蘇區的「AB團」、「改組派」、「第三黨」，現在終於找到了！敵人的陰謀，成了張國燾在紅軍中進行大肅反的口實！張國燾興奮異常，他對鄂豫皖政治保衛局頭頭說，你們工作做得很好很出色，窮追猛打，一定要把與此案有關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統統挖出來。受到表揚的「肅反」機器利令智昏。9月上旬，政治保衛局在譚畈河醫院逮捕了紅28團的團長潘皈佛的妻子，說她所在的後方醫院也發現了一個規模很大的「AB團」，嚴刑拷打后，這個不幸的女人「說出」了一個更為令人震驚的「大陰謀」：在鄂豫皖紅4軍內部，以紅12師師長許繼慎、紅11師師長周維炯為首，包括鄂豫皖軍委參謀主任李榮桂、紅11師政治部主任熊受暄在內的一批師團級幹部，準備於9月15日舉行「兵變」，將部隊拉到長江邊上，「投靠蔣介石」。這個不幸的女人被逼成瘋，掉河身亡。
張國燾沒有對這一口供感到吃驚，反而與他暗藏的禍心完全吻合。他馬上令人在新集就地逮捕了李榮桂，用盡酷刑，逼迫他「認罪」。隨後，當陳昌浩前往麻埠取代曾中生任紅4軍政委時，他又命令陳昌浩逮捕與此「案」有關的其他人。
9月16日，陳昌浩接到命令於當日下令將紅10師參謀主任柯柏元、紅28團團長潘皈佛、副團長丁超等20餘人逮捕。紅4軍西移斑竹園，他又下令逮捕了紅30團團長高建斗、政委封俊、35團團長王明、紅12師參謀長兼紅36團團長魏孟賢。部隊途徑餘子店，他下令逮捕了著名紅軍戰將、紅12師師長兼皖西軍委分會主席許繼慎、紅11師師長、商南暴動的領導者周維炯、紅12師政治部主任熊受暄、原紅33師政委姜鏡堂。10月初，張國燾赤膊上陣，親自主持大「肅反」，下令逮捕了軍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秘書長陳翰香、紅12師政委龐永俊、繼任政委吳荊赤、副師長肖方、紅10師副師長程紹山、參謀主任范淪、政治部主任關叔衣。此後，大逮捕的範圍向大批營、連。排幹部發展。
許繼慎和周維炯在遭受酷刑后，被綁縛於擔架上，用白布蓋著，押往新集中央分局所在地。
9月中下旬，張國燾命令紅四軍主力全部集中於河南光山縣白雀園，張國燾也由新集趕到這裡，親自主持紅4軍的大「肅反」。這時，以張國燾為首組成了臨時革命法庭，對許繼慎等嚴刑逼供。灌辣椒面、澆涼水。許繼慎被打得遍體鱗傷，體無完膚，威武不屈。
張國燾來到鄂豫皖蘇區后，曾想將許繼慎拉過來反曾中生，但他對張國燾的歷史了解太多，又看不慣他和沈澤民那種「欽差大臣」的作派，口無遮攔，經常對人講他是「老右傾」，張國燾最忌諱別人揭他的老底，殺許繼慎之心早已有之。但許繼慎非同別人，他在鄂豫皖蘇區軍民中聲名赫赫，在中央也是掛了號的人物，隨便殺了難以服眾。張國燾決定開一個公審大會，不管中央是否同意處決許繼慎，先在政治上搞臭他，再將他整死。
10月底的一天，「公審大會」在白雀園外的河灘上舉行。張國燾坐在主席台上，令人用擔架將折磨得不能行走的許繼慎抬上會場。
「許繼慎，你勾結國民黨特務，陰謀舉行兵變，罪大惡極，死有餘辜！快把你的罪行老老實實交待出來！」一開口張國燾便聲色俱厲。
許繼慎本只剩下一口氣。但在生命的最後關頭，這條鐵骨錚錚的漢子竟奇迹般地站了起來，雙目圓睜，厲聲怒斥張國燾：「張國燾，你到鄂豫皖來都幹了些什麼？我許繼慎一生大小數百戰，創建了紅1軍，擴大了根據地，對黨、對革命、對紅軍耿耿忠心，天地共知！你這樣禍害革命，是不會有好下場的！
張國燾氣得臉色煞白，凶相畢露，令人將許繼慎綁在馬後，在亂石滾滾的河灘上來回亂拖，口裡一聲聲大叫：
「拖死他！拖死他！」
許繼慎很快昏死過去。
「公審」失敗了。張國燾決定不再用這種辦法對付周維炯。
對周維炯的審訊是秘密進行的。遍體鱗傷的周維炯被五花大綁帶到張國燾面前，怒目逼視張國燾。
「周維炯，事到如今，你招還是不招？」
周維炯冷冷一笑。他早已看透了張國燾內心的歹毒，知道自己絕無生路，反倒坦然了。
「張國燾，你要殺就殺，何必要什麼口供？老子不是反革命，你才是反革命。二十年後，老於又是一條好漢，還要革命！」
張國燾惱羞成怒。
「給我打！給我打！」他喊。
那種鮮血淋淋的場景，無不使人觸目驚心！
為了證實許繼慎、周維炯的「兵變」陰謀，張國燾還指使人對曾擴情派來的特務施以毒刑。特務受刑不過，叫說什麼就說什麼。張國燾又從敵人那裡取得了一份許繼慎、周維炯等人將在9月15日發動「兵變」的「口供」……
鄂豫皖蘇區政治保衛局及各級保衛局在張國燾的大「肅反」運動中發揮了巨大作用。在政治保衛局的「法庭」里，被逮捕的人只有兩條路可走，或者不承認自己是「AB團」、「改組派」、「第三黨」，輕則受拷打、跪板凳，重則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最後被折磨而死；或者受刑不過，承認自己是「AB團」、「改組派」、「第三黨」，當即被拉到荒野河灘里處死。在這樣一種氣氛下，許多人為了活命，便胡亂牽扯，結果抓的人越多，牽連的人就越多，抓的人就越多。越抓越殺，越殺越抓，殺了又抓，抓了又殺，白雀園內外，血流成河，屍骨如山！
數以千計的冤假錯案，是張國燾藉以翦除異己、實現個人野心、為建立和強化其在黨和紅軍中的軍閥主義統治而進行的一次陰險的罪惡活動。「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鄂豫皖蘇區的鬥爭史冊上，留下了如此嚴酷而慘痛的一頁！紅4軍著名將領許繼慎被張國燾下令秘密勒死於新集政治保衛局牢房之內，時年30歲。隨後周維炯也被以同樣方式處死，年僅26歲。不久，許繼慎之妻王望春也被秘密殺害於英山上河灘。周維炯母親是區婦女會執委，妹妹是少先隊宣傳員也都被株連殺害。斑竹園起義領導人毛月波被活埋，其女兒尚在懷孕也被活活砸死。
在那個血腥狂暴的月份里，熊受暄、姜鏡堂、王培吾、陳翰香、吳荊赤、肖方、關叔衣、龐永俊、程紹山、柯柏元、魏孟賢、潘皈佛以及一大批幹部、戰士，被分別冠以「AB團」、「改組派」、「第三黨」以及「預謀兵變」的罪名，慘遭屠戮。大屠殺過後，紅4軍4個師12個團的幹部，倖存的只有王樹聲、倪志亮兩個人，有的團、營、連的幹部，僅在大屠殺進程中就換了三、四遍。就連徐向前的妻子程訓宣和王樹聲的妹妹也被殺害了。
張國燾用「懷疑一切」的目光注視著他治下的鄂豫皖蘇區，決心對下述三類人一律進行審查，而不管其是否真有「反革命嫌疑」：一是從國民黨軍中過來的，不論是起義、投誠還是被俘；二是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不論表現如何；三是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凡是讀過幾年書的，都要審查。與這樣一個「審查」標準而實際上是「肅反」標準出籠相適應，大「肅反」的範圍也從軍隊擴展到地方。原蘇區領導人大批落入羅網。以後數月間，相繼被捕殺的蘇區著名領導人有：鄂豫皖特區軍委副主席鄭行瑞；原紅15軍政委陳奇；黃麻起義的領導人和鄂東北蘇區的創建者徐朋人、戴克敏、曹學楷、陳定侯、王秀松；六霍起義的領導人、皖西蘇區的創建者舒傳賢；中央獨立1師師長徐百川；潛山清水寨起義的領導人、中央獨立2師師長王效亭；皖西道委書記方英；原紅1軍獨立旅旅長廖業琪；紅28團政委羅炳剛；紅29團團長查子清、政委李奚石；紅32團政委江子英；紅33團團長黃剛、繼任團長王長先；紅38團政委任難。據《皖西革命史》記載，至此，「在被殺害的紅軍幹部中，軍級17人，師級35人，團級44人。」據後來徐向前在他的回憶錄中記載，「將近3個月的『肅反』，肅掉了2500名以上的紅軍指戰員」。
大「肅反」的浪潮無情地向蘇區基層黨組織、政府和地方武裝蔓延，造成的損失無法統計。**六安中心縣委除2名炊事員外，從縣委書記到一般幹部全部被殺；霍丘縣委全體幹部被害；赤南（即商南）縣蘇維埃政府48名幹部被殺45名；英山蘇維埃11名幹部被殺10名；六安獨立團一次逮捕「反革命」200餘人；紅山警衛團8連從連長到戰士100多人全部殺光。至於被牽連進去的區、鄉幹部群眾，則不計其數！
張國燾以狂熱的激情指揮著這次遍及鄂豫皖蘇區城鄉的大屠殺。他知道自己最怕什麼。最怕的事情是有人突然開口問一句「這是為什麼？」張國燾和他操縱下的政治保衛局不允許存在這樣的發問，更不允許「以猶疑不決的態度來對付改組派」，誰這樣做，就是「十足的右傾機會主義」。換一句話說，只要某人「可能」是「改組派」，就應該抓來殺掉，誰要是問一句「有沒有證據」，他本身就是「右傾」或「改組派」，也應該被處決。後來，蘇區保衛局對於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恐懼已到了荒誕的程度；戰士的槍口沾上點土，米袋子破了，說幾句牢騷話，也成了「第三黨」、「改組派」，槍斃。事情到了這種地步，「肅反」已經完全變成不問青紅皂白的濫殺。就連保衛局本身也難免於難。曾擔任黃安縣政治保衛分局局長的來顯安，起初肅反十分賣力，他親手殺了不少所謂「改組派」、「第三黨」和「AB團」分子，但他也被張國燾懷疑，三次遭到逮捕。他在第三次被捕受審時說：「我開始認為肅反是真的，我殺了許多人，后認為有假，放了許多人。今天才認識到完全是假的，你們愛怎麼辦就怎麼辦！」來顯安亦被處死。
無數忠誠的**員，無數剛剛投身革命的青年，無數根本不知道「改組派」、「第三黨」為何物的無辜群眾，有的還是不滿十三四歲的孩子，都在這一極度迷狂的殺人風潮中，命喪黃泉。
張國燾幾乎殺掉了鄂豫皖根據地初創的所有領導人，蘇區出現了「幹部異常缺乏」的情況。以致於大「肅反」的主持人之一沈澤民不得不於1932年2月的《鄂豫皖蘇區省委報告》中，「迫切要求中央給鄂豫皖蘇區派6個師長、20個左右的團長和大批政治委員和參謀人才。」
他們理直氣壯地寫報告而毫無愧顏。張國燾在《我的回憶》里絕不承認他殺錯了人。他在鄂豫皖蘇區的大「肅反」的「成果」、「經驗」被臨時中央向其它蘇區推廣。僅在湘鄂西蘇區一地，主持「肅反」的夏曦就逮捕和殺害了1600餘人。
蒼天有眼，大別山有情。值得欣慰的是，所有在白雀園大肅反中錯殺的革命烈士都得到了昭雪。後人在白雀園的一座山腰上立紀念碑一座，徐向前元帥親筆題詞：「白雀園殉難烈士永垂不朽！」
然而，如此慘烈的白雀園大肅反，不過是張國燾、沈澤民在紅四方面軍和鄂豫皖根據地肅反的開始！1932年10月，由於紅四方面軍第四次「反圍剿」失利，主力4個師西撤離開鄂豫皖根據地，1932年底進入四川北部，創立川陝根據地。然而到了1933年夏，張國燾在紅四方面軍中再次進行「肅反」，連殺紅四方面軍高級領導人，包括紅10師參謀主任吳展、紅四方面軍總部參謀主任舒玉章、原紅四軍第1任軍長、川陝省臨時革命委員會主席鄺繼勛、原鄂豫皖軍委政治部主任余篤三、紅73師政治部主任趙箴吾、川陝獨立師師長任瑋璋、參謀長張逸民等。
余篤三，1930年12月受**中央委派到鄂豫皖革命根據地任中國工農紅軍第4軍政委。翌年2月被選為**鄂豫皖特委委員。同年5月，張國燾到鄂豫皖后，紅四軍進行整編，他被調任紅11師政委，後任紅四方面軍總經理處主任。
曠繼勛，早年入川軍，曾任川軍江防軍第7混成旅團長、代旅長。1929年6月率第7混成旅於四川蓬溪縣起義，任中國工農紅軍四川第一路軍總指揮。歷任紅4軍軍長、**鄂豫皖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紅25軍軍長等職，紅四方面軍入川后，曾任川陝省臨時革命委員會主席。
舒玉章，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回國后入黃埔軍校，參加了北伐戰爭。後由**中央派往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工作，曾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參謀處主任。
還不只此！1935年8月，紅四方面軍與中央紅軍會師后，張國燾再次舉起屠刀。曾中生，中國人民解放軍36位軍事家之一，中國工農紅軍的傑出將領，對鄂豫皖、川陝革命根據地的開闢和發展以及紅四方面軍的發展壯大都作出了重要貢獻。在我軍早期軍事家中，曾中生以其精闢的軍事理論獨步群雄。他身經百戰，具有豐富的實戰和指揮經驗；他分析能力強，善於提煉戰爭的規律和作戰原則；他在總結中國革命戰爭的理論方面達到了很高的造詣，成為兼擅實戰指揮和軍事理論的紅軍「儒將」。他的軍事論著成為紅軍指揮員手中戰勝敵人的法寶。尤其是，他在長期戰鬥實踐中總結出來的一整套游擊戰爭的戰略戰術豐富了**軍事思想。
悲劇出在黨內出了個張國燾，而他偏偏又來到鄂豫皖。徐向前後來感嘆：有了曾中生，何必又派來張國燾。曾中生由於反對張國燾的軍事冒險主義，被張國燾整肅，長征期間是被捆綁著押送的。與中央紅軍在卓克基會師后，曾中生在被關押的屋子裡忍受著精神折磨和傷痛，徹夜亮燈書寫，以每小時3000字的速度，寫下了很多軍事著作（后被帶到延安交給了**）。張國燾做賊心虛，以為曾中生在給中央寫他的「黑材料」，於是派出行刑隊於深夜將曾中生拖到卓克基的密林中活活用繩索勒死。1935年10月，張國燾又殺害了**特科「龍潭三傑」之一的胡底。
張國燾帶紅四方面軍主力西去后，在鄂豫皖主持大局的沈澤民在執行「左」傾路線上比之張國燾有過之而無不及，繼續進行大「肅反」，原紅27軍軍長劉士奇，紅25軍副軍長兼73師師長廖榮坤，師政治部主任程啟波，紅75師師長姚家芳，獨立6師師長葉啟文，第8路游擊師師長汪明國，一大批中下級紅軍指戰員相繼被殺，紅202團政委、參謀長等49名**員、團幹部全部被殺。在鄂豫皖堅持鬥爭的紅28軍的軍長高敬亭，深受張國燾思想的毒害，於1934年底到1937年中，又在軍隊和地方先後進行了三次大「肅反」，把思想上、工作上和生活上的缺點錯誤同政治混為一談，把正常的黨內批評、部隊傷亡過多、甚至於丟一個槍零件、寫錯一句標語口號都要無限上綱，以反革命罪論處。**曾說，高敬亭心眼太小，手下容不得人。哪位領導的威望超過了他，便視為眼中釘、肉中刺，便被排擠甚至殺害。師政委方永樂、手槍團長余雄、皖西特委書記徐成基、鄂東北地委書記陳守信、豫東南特委書記張家勝等一批黨和軍隊的優秀人才，都受到迫害，其中多人被害死。
晚年的徐向前，在《歷史的回顧》中說：「鄂豫皖根據地的『大肅反』，不是孤立的，那個時候，是教條主義者統治中央的時候。教條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攪在一起，在全黨，在各個根據地，搞『肅反』，搞擴大化。」「歷史的教訓，值得注意。我們的子孫後代，一定不要再重演。」這段樸實的文字，是控訴，是血和淚的記錄，也飽含著對無數無辜死難者深深的懷念，永久的紀念！
現在，我，來到了這個時空，終於有機會改寫這一段血腥的歷史！所有的不堪回首，都將不會發生了。無數黨和紅軍的優秀幹部，將不會死於自己人「肅反」的屠刀下，而是奔赴殺敵的沙場，為中國革命、為即將到來的抗日戰爭貢獻出自己卓越的才智、沸騰的熱血，即使犧牲，也是死得其所了！
由於1931年11月2日在上海的臨時中央根據我的意見給張國燾回電，不同意處決在白雀園被關押的2500多名紅軍指戰員，指示在調查清楚之前，先將其編成懲戒營。故此，在白雀園被關押的人員除少數重傷致死者外，絕大多數都倖存了下來。真是千鈞一髮啊！要是我從德國回來的船上途中有一點耽擱，後果真是不堪設想！這麼多優秀的紅軍指揮員和地方黨的幹部重新投入革命洪流，將是多麼巨大的一股力量啊！
我來到了這個時空的白雀園。在我原來的時空中，我也曾來到這裡，參觀過白雀園殉難烈士紀念碑，撫摸過每一塊彷彿浸透著死難烈士鮮血的基石。今天，這個中國革命和紅軍歷史上的傷心地，即將成為無數幸免於難的紅軍將士的新生地！
劉伯承和左權早就來到這裡，拿出臨時中央的命令，趕走了政治保衛局的人，並將後方醫院的大批醫生、護士和藥品、食食品調來這裡，全力組織對遭到折磨的傷者進行救治，所以除少數重傷員仍躺在床上等待恢復外，絕大多數人已經康復，不過身體還很虛弱，需要進一步調理，尚不能馬上投入工作。
我到來后，當即召開大會，宣布對所有被關押人員進行平反，全部恢復黨籍，撤銷全部處分，懲戒營解散，聽候統一分配，原則上只升不降。並要大家安心靜養恢復，才好儘快上陣殺敵。同時，宣布了張國燾陣亡「犧牲」的消息。眾人因「仇人」已死，盡皆釋懷；同時得到徹底平反昭雪，能重新投入火熱的戰鬥生活，人人欣喜若狂，歡聲雷動，連聲高呼「中央英明」、「中國**萬歲」、「紅軍萬歲」！
我和劉伯承、左權商量，確定了安置「白雀園幹部」（即遭肅反的幹部）、重新構建紅四方面軍架子的原則，盡量照顧到不同的人脈關係和個人特點，以最大限度地維護紅四方面軍的團結。隨後我與劉伯承、左權一同前往看望了「白雀園幹部」的代表人物許繼慎、周維炯。
只見許繼慎躺在床上，安詳地睡著了。他方臉盤，濃眉大眼，看得出來，由於連日遭到毒打，渾身上下都是傷痕，裹滿了紗布，當年黃埔軍校生龍活虎的一條大漢，現在只剩下瘦骨嶙峋。我不禁一陣心酸：這就是那個北伐名將，葉挺獨立團的營長、曾在汀泗橋戰鬥中與敵苦戰18小時，終於扭轉了敗局，給葉挺團帶來「鐵軍」稱號的許繼慎嗎？這就是那個在賀勝橋戰鬥中勇猛破敵身負重傷不下火線的許繼慎嗎？
許繼慎是中國工農紅軍第1軍和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建者和領導人，是一位有勇有謀傑出的紅軍將領。周恩來讚許他「政治上很強、很能打仗，把葉挺獨立團的戰鬥作風帶到了紅四方面軍」。他也是共和國確定的36位軍事家之一。
許繼慎，1901年生於安徽六安，早年投身愛國學生運動，1921年4月參加安徽社會主義青年團。1924年1月考入黃埔軍校第一期，同年加入**。他加入了蔣先雲發起的「青年軍人聯合會」，是著名的左派學生，能講能打，令賀衷寒為首的「孫文學會」的右派學生非常頭疼。畢業后他任軍校新編教導第1團連黨代表，相繼參加平定廣東商因叛亂、東征陳炯明的戰鬥。1925年10月黃埔學生第二次東征，他已因屢立戰功升任團的黨代表。次年7月北伐開始，他受黨的委託任葉挺獨立團參謀長，後接任2營營長，參加了強渡汨羅江、攻克平江、岳陽、通城、奪取汀泅橋、賀勝橋等一系列重大戰役。1927年春，葉挺出任國民革命軍11軍副軍長兼24師師長，許繼慎任72團團長，參加了討伐夏斗寅叛軍的紙坊之戰，大獲全勝。南昌起義時，許繼慎因傷沒有追趕上隊伍，秘密潛入上海尋找黨中央，后被周恩來派到鄂豫皖。
許繼慎潛心學習革命游擊戰爭理論，使自身的軍事理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1930年，受命任紅1軍軍長的許繼慎來到鄂豫皖蘇區后，將3支各自為戰的小股紅軍鍛造為一支鐵師勁旅，為紅四方面軍奠定了最初的基礎。他和時任副軍長的徐向前默契配合，在一年的時間內，指揮2000餘人消滅1.5萬餘人的國民黨正規軍，創造「小蛇吞大象」的奇迹。紅軍戰士們都說：「軍中來了『許神仙』，什麼敵人都不怕了！」蔣介石早就看上了許繼慎，認為他才能不在陳賡之下，說只要他過來省主席還是軍長隨他挑。就是這麼一位偉大的軍事家，由於得罪張國燾，歷史上被害於白雀園。
現在一切苦難都過去了，他即將在廣闊的戰爭舞台再次大顯身手了。我默默地想。為了不驚動他，我悄聲退了出去，又去看望了周維炯。
周維炯的身體情況與許繼慎差不多。他時年26歲，原本身高面白，英俊勇武，現在也是奄奄一息、不成人形了。
周維炯，1908年生於安徽金寨縣白沙河樓房村，早年就讀於商城筆架山農業學校時參與革命活動，1924年秋加入中國**，1926年11月，他赴武昌在黃埔武漢分校（后改名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學習，並在**主持的農民運動講習所聽過課。他槍法准，才能過人。學習結束，黨派他回鄉組織武裝暴動。他領導過1929年5月著名的商南起義，是工農紅軍第32師的師長。他領導開創了以南溪為中心的豫東南紅色根據地，是河南農民心目中的革命領袖。徐向前剛到大別山區，就聽說豫東南有位周師長。周維炯的表兄漆德瑋，1908年生，1926年入黨，和他一塊鬧革命，是商南起義領導者之一，也是一員猛將。後來是紅軍師長，但過早犧牲。不過欣慰的是，現在著名的周師長總算保下來了。
時空的機緣讓我來到了白雀園，我終於改寫了這段殘酷的歷史。
但我的「改造」任務還未完成。我在白雀園呆了2天，陪同劉伯承、左權對遭冤屈的幹部進行安撫后，又匆匆告別，前往鄂豫皖蘇維埃政府所在地新集。
新集。大別山金三角腹地的一座山城。地處湖北、河南兩省交界，南下麻城、黃安直通武漢，東經商城進抵六安、合肥，北出淮河之濱，西近平漢鐵路，三面環山，小潢河穿城而過，是個風景美麗的歷史名鎮。城內方圓數里，城牆高兩丈，寬七尺，全部用厚重的青石條壘就，就是迫擊炮彈打上去，也只能留下一個白印。自從成了鄂豫皖邊區的首府後，紅軍和蘇維埃政府在這裡舉行過許多會議和政治活動。這裡辦起了規模空前的兵工廠、造幣廠、被服廠、醫院、小學和幹部學校；設立了「列寧號」飛機場。
紅四方面軍政委陳昌浩，因為親自監督飛行員龍文光駕機作戰，已成為名副其實的「紅色空軍司令」。這裡還有鄂豫皖省委書記沈澤民和其妻子張琴秋。三人都是王明核心「28個半布爾什維克」的成員。
我這次來就是找他們三人談話的。
在鄂豫皖蘇維埃政府，我終於見到了這三位「歷史名人」。
陳昌浩比張國燾還喜歡講排場。從機場進城時，他一馬當先，身上披著一件繳獲來的川軍指揮官外黑內紅的斗篷，加之他身材高大，氣宇軒昂，就象一隻矯健的雄鷹。後面跟著的一大幫警衛員，全騎著馬，背著20響的駁殼槍，馬蹄在水泥大街上迸出一陣鼓點般的響聲。我還未與他見面，就感到先聲奪人。
陳昌浩，1906年出生於湖北漢陽，1926年加入中國**青年團，次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與王明相交甚篤。1930年陳昌浩轉為**黨員，同年冬天回國，任團江蘇省委常委兼宣傳部長。現在，王明將他派到鄂豫皖，主持當地和整個北中國的團結工作。陳不是理論家，卻是一位年僅24歲、有很強的組織能力、高漲的革命熱情的青年革命家。陳昌浩進入鄂豫皖蘇區后，並不知道自己信任的「中央路線」是錯誤的，相反，由於他對革命的忠誠，他在這塊蘇區內推行「中央路線」的責任，使他順理成章地成了張國燾推行王明「左」傾路線的得力的和主要的助手。
陳昌浩對推行張國燾的錯誤、以及西路軍的失敗均負有責任，但也是有歷史功績的。1935年8月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面軍會師后，分別組成包括**等中央領導人所在的右路軍和張國燾所在的左路軍。張國燾仗著兵強馬壯，意圖奪取中央領導權，就北上南下之爭於9月9日給陳昌浩發來密電。電報有兩個版本，一個是「南下，徹底展開黨內鬥爭」；另一個則是「余經長期考慮，目前北進時機尚不成熟，在川康邊境建立根據地最為適宜，俟革命**到來時再向東北方向發展，望勸毛、周、張放棄毛兒蓋方案，同右路軍回頭南下。如他們不聽勸告，應立即監視其行動，若執迷不悟，堅持北進，則以武力解決之。執行情況，望及時電告。」，還有資料說這兩封是一前一後。
密電被葉劍英截獲后，**等立即率領右路軍北上，脫離了險境。以後**多次說起這件事，說葉劍英是「呂端大事不糊塗」。紅四方面軍知悉后，有人主張追上去，徐向前不同意，說了那句名言：「哪裡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當時陳昌浩也同意徐向前的意見。彭德懷曾經回憶此事：「我問**：『如果他們追上來怎麼辦？』**說那就只好跟他們南進了，不過他們以後會覺悟的。」一旦南進，按照張國燾的劣跡，他是不可能「覺悟」的，**等人的命運就完全掌握在張國燾的手中了，後果無法料想，中國革命的軌跡很可能完全改變方向！徐向前在關鍵時刻阻止住了形勢向危險發展，立下了大功，但陳昌浩也是應該書上一筆的，假如陳行使否決權（根據當時組織原則，政委有最後決定之權），徐是不可能攔住的。
西路軍失敗后，陳昌浩去了蘇聯十多年，1952年攜蘇聯妻子格蘭娜回到北京，任馬列學院副教育長，后調中央編譯局副局長。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格蘭娜被迫與陳昌浩離婚。1967年7月30晚，61歲的陳昌浩絕望中吞了大把安眠藥自殺。
沈澤民和妻子張琴秋的經歷也頗為傳奇。沈澤民是我國現代文學的先驅、偉大的革命作家沈雁冰（茅盾）的胞弟，浙江桐鄉人，1902年生。1919年去日本半工半讀，1921年回到上海，由沈雁冰介紹加入上海**小組，研究和翻譯外國文學；還到中國**創辦的「上海平民女學」和「上海大學」講課。1923年春，張琴秋轉入上海愛國女校文科插班學習，與沈澤民相識。
1924年1月，**上海地方兼區執行委員會進行了改組。在這次改組會上，沈澤民與沈雁冰，施存統、向警予等當選為執行委員會委員。隨著國共合作新階段的到來，改組后的國民黨上海執行部正式建立，沈澤民與**、惲代英、鄧中夏、施存統、向警予等**員參加了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的工作。同年春天，他介紹張琴秋考入上海大學。不久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同年轉為**黨員。她在沈澤民的熱情幫助和引導下走上革命道路。他們於1924年冬在上海結婚。次年10月，張琴秋受黨的派遣，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6年初，沈澤民隨同**去蘇聯，參加在莫斯科召開的國際職工代表大會，擔任代表團的英文翻譯。會後他被留下，也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理論班學習，他也不忘情於文學，曾用「羅美」的假名給在日本的哥哥沈雁冰寫信，對其小說《幻滅》提出修改意見。在中山大學有三對夫妻，沈澤民和張琴秋就是其中一對。不久他和張聞天、王稼祥又上了紅色教授學院深造，他不僅當學生，還擔任翻譯和助教。每次學習必至深夜，加上當時莫斯科生活供應很差，不幸得了肺病。
1930年秋，共產國際為糾正立三路線的錯誤，陸續派一些在莫斯科學習的**黨員回國。沈澤民屬於最先回國的一批，張琴秋因剛生下女兒瑪姬，回國時間稍晚。秋後，她把女兒送到莫斯科國際孤兒院安置妥當，才與另一女同志乘火車至赤塔，再由蘇方人員護送，悄悄進入滿洲里車站，然後繞道回到上海。1931年4月，兩夫婦被中央雙雙派到鄂豫皖。
臨走前，沈澤民和張琴秋去向母親和哥哥告別辭行。據沈雁冰後來回憶：「我知道蘇區戰鬥頻繁，環境是艱苦的，但他們倆都情緒高昂，對前景十分樂觀，尤其對於能到自己的地區去工作，流露了由衷的欣喜。」
我見到身材矮小的鄂豫皖省委書記沈澤民，只見他鬢髮漆黑稠密，面色白皙清秀，嘴唇上留著兩撇短短的八字鬍須，噙著個蝌蚪形狀的小煙斗。講起話來總是那麼慢條斯理，從容不迫，把個小煙斗在眼前晃來晃去的，完全是一副文人學士模樣。但我知道，他執行起「左」傾路線來，是翻臉不認人的，搞「肅反」比誰都積極。1932年10月紅四方面軍主力西去川陝，沈澤民留在鄂豫皖當地，直至1933年11月死於瘧疾。
張琴秋原名張梧，1904年生於浙江桐鄉縣。曾就讀於杭州女子師範、南京美專、上海大學、莫斯科中山大學。1924年加入**青年團，同年轉為**黨員。她在上海從事過工人運動。1931年同丈夫沈澤民奉黨中央派遣，到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工作。先後任河口縣組織部長、縣委書記、紅軍73師政治部主任、紅四方面軍政治部主任。1932年10月，張琴秋跟隨紅四方面軍主力西去。紅軍三大主力長征會師后，成立了**中央西北局，成員包括**、張國燾、朱德、劉伯承、徐向前、陳昌浩、張琴秋、賀龍、任弼時、關嚮應等20位紅軍高級領導人，張琴秋是其中唯一的一位女性。徐向前說她是一位「文武都行，不怕天，不怕地的女傑」。她的命運也是悲慘的。西路軍失敗后，她被馬家軍俘虜，1937年8月被押解到南京「首都反省院」，又被周恩來救出去了延安。1949年建國后，張琴秋出任紡織工業部副部長。「文革」中的1968年4月，張琴秋在隔離審查期間跳樓自殺。
陳昌浩、沈澤民、張琴秋三人，與陰險狡詐、剷除異己且最終叛變的張國燾不同，是有本質區別的。他們都是才華橫溢的理論家，像許多很少從事實際工作的知識分子一樣，看待中國革命的方法更多是書本式的和教條式的，當革命的路線、政策、方針正確時，他們對革命的忠誠，他那火熱的激情，會使他們自己成為革命的財富和巨大的動力；而當革命的路線、政策、方針發生錯誤時，他們的忠誠和激情卻會對革命帶來嚴重損害！
所以對他們三人，我決定採取與對張國燾不同的方式。
在新集蘇維埃政府大院與三人見面后，我先給他們看了共產國際和臨時中央對張國燾隱瞞歷史上叛變的決議，以及張國燾在叛變期間書寫的自白材料的檔案副本。三人越看檔案臉色越難看，儘管是大冬天，三人汗水還是涔涔而落。只見張國燾在自白中寫道：
「我這個原想研究自然科學的青年愛國者，竟成為一個**運動的領導人，沒有或很少研究過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哲學以及歷史學等，而要想有驚人建樹，究竟缺乏準備，單憑熱忱，是不夠的。所以還是把自己的雄心抑制一些好。在中國如何實現**，我始終想不出個頭緒來。至於對國民革命或民主共和國，我倒有過不少設想，認為有顯著成就，需要一個歷史時期，甚至超過陳獨秀所說的『30年』也未可知。我的懷疑多半根源於『革命』這個概念。我已不像以前那樣迷信革命，轉而認為革命是非常手段，並不能解決眾多的社會問題，而且革命還會產生一些不良的副產品。我回味我所知道的蘇俄革命，孫中山所領導的中國革命，**的長成和馬林等人對我的爭鬥等等，自覺已能有更深的了解。對『一致』、『組織』、『權力』、『領導』、『政黨』乃至『革命』本身等等這些概念的理論和實際，也發現它們的正反面，有時會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有時會是毀滅人類建樹的魔火。我也了解馬林對我使用的種種手段，在**內發生，是毫不奇怪的。」
「怎麼樣，你們三人與張國燾長期合作共事，對他的反革命言行，不可能完全沒有察覺吧？」我嚴厲質問。
陳昌浩辯解道：「是，是，可是對張國燾歷史上的事，我們確實一無所知。張國燾到鄂豫皖后，滿嘴都是革命口號，我們也沒能覺察……」
我打斷他：「可是對1931年6月5日張國燾與你們三人關於蘇維埃政府的談話，你們也沒有發覺有嚴重的反革命傾向嗎？為什麼不向中央報告？」
放棄蘇維埃運動，這又是張國燾和陳昌浩、沈澤民、張琴秋等人的死肋。張國燾此人，早在1928、1929年之交就認為「中國革命的新高漲已經推遲了」，可見他放棄「蘇維埃」運動有相當的思想基礎，人稱「老右傾」是沒有錯的。「蘇維埃運動」是斯大林推向中國的，張國燾一向對此有看法，1931年4月到鄂豫皖后，就作了實質性的改變，在當時看來絕對是反蘇維埃運動的反革命舉措；入川后張國燾更是放棄「蘇維埃」而打出「四川人民政府」的旗號，制定了與蘇維埃運動不同的「入川綱領」，後來在中央的壓力下又建立「蘇維埃政府」，但其實際政策已明顯收斂。1931年6月5日張國燾與陳昌浩、沈澤民、張琴秋三人有一番關於蘇維埃運動的談話：「蘇維埃的基礎過於窄隘，土地革命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威力。事實證明，目前的土地革命並不足以壯大紅軍，不過使紅軍得到暫時的、局部的勝利，鼓舞為數甚少的農民起來分配土地而已。蘇維埃運動的致命弱點，是不能與全國反帝和反日聯繫起來，而被孤立在偏僻的鄉村之中，失去了與各大城市廣大知識分子和小資產階級的聯繫。」這番話，在當時絕對夠得上殺頭之罪，不過張國燾手段毒辣，陳昌浩等三人噤若寒蟬，當然不敢表示反對，但也有知情不報的過錯。
陳昌浩等三人對我背出1931年6月5日張國燾的這番「反革命言論」大為震驚。這是只有四人在場的秘密談話，且不留文字，我竟然能知曉，當然是張國燾自己招供了，哪知道這段話在張國燾的回憶錄《我的回憶》中有詳細記載。
沈澤民辯解道：「張國燾確實說過這番反革命言論，只是他大權在握，電台也在他手裡，我們無法向中央反映。」
我點點頭。沈澤民一向與張國燾不睦，但沈澤民是王明的心腹，張國燾不敢拿他怎樣。歷史上臨時中央給鄂豫皖蘇區的指示信中曾指出「國燾同志與澤民同志之間的關係是不正常的」。也許他們的裂縫從到鄂豫皖來的那一天就有了。
我又扔出一堆宣傳紙張：「張國燾的反革命言論口說無憑，那這些呢？這些蘇維埃政府下發的宣傳品，有許多內容與中央關於蘇維埃運動的指示不符，甚至是完全錯誤的。錯誤的地方我已打了紅杠，你們自己看！這些白紙黑字，要是到了臨時中央，昌浩、澤民同志，你們身為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省委重要負責人，親自簽名下發這些反革命宣傳品，恐怕不好交代吧？」
這些宣傳品，是我去白雀園的時候，要胡底前來新集收集的。由於有沈澤民等人的親筆簽發，即使是出於張國燾脅迫，他們的「反蘇維埃罪行」只怕也能徹底坐實了。
還是張琴秋聰明，她試探著問：「那麼，依特派員的意思，要怎樣處理好呢？」
張琴秋是他們中間人品最好的一個，我也和顏悅色道：「張國燾已經在黃安前線陣亡了，我已報請臨時中央同意，不追究他的叛變罪行了，給他個革命烈士稱號，以維護黨的形象。」
三人聽了大喜，連忙說：「這樣好！這樣好！」
我接著說：「張國燾的叛變是歷史的，但反蘇維埃運動是現行的。我的想法是……」
說著，我突然把這些宣傳品通通扔進了火盆。現在正是隆冬，火盆燒得很旺，一大堆紙張扔下去，更是熊熊燃燒。
我看著他們詫異的表情，接著說：「這些宣傳品白紙黑字，關係到斯大林同志親自部署的偉大蘇維埃運動的大是大非問題，除非我不知道，不然是不會置之不理的。路有兩條。一是我將這些宣傳品送到上海和莫斯科去……」
三人急切地打斷我：「那麼另一條路呢？」
我微微一笑，說：「第二條，就是你們三人辭去在鄂豫皖的職務，回上海去，就說你們沒能識穿張國燾的嘴臉，向中央檢討。我則給中央發報，說張國燾一手遮天，你們難以抗爭，並沒有過錯，希望中央給你們另行分配適當的工作。至於這些宣傳品嘛，我蔣先雲以人格保證，決不會泄露出去，還要派人將已經散發的盡量收回、銷毀。這事就算完了，兩不虧欠。」
三人當然知道我是要他們走，獨攬鄂豫皖的大權。雖然捨不得，但比起反對斯大林同志偉大蘇維埃運動的「罪行」來……畢竟回到上海後有「28個半布爾什維克」的照顧，還能東山再起。三人當即表示同意：「我們當然相信特派員的保證，這就向中央發報，提出辭去在鄂豫皖的職務，回中央檢討。」
他們自然知道其中的利害關係。我故作大方：「以後還請三位在中央為蔣某人多說好話，並對鄂豫皖的工作進行指導。」
三人都聽出了我的弦外之音，當即謙遜了一番。
不久臨時中央回電，同意三人回上海等候分配工作，同時要我儘快就鄂豫皖的黨政軍安排拿出意見，使新班子儘快運作起來，隨時執行共產國際和中央即將頒發的偉大指令。
我當然知道這個偉大指令是什麼。事不宜遲，我和劉伯承、左權、胡底商量后，立即趕往七里坪，與紅四方面軍領導人溝通，很快就達成一致。
風雪大別山，漫山皆白，大自然的一切都在冰封雪蓋之中。然而，那些紮根並且擁抱著大山的冬青松柏卻聽到了凍土底層嘩啦啦的流水聲，聞到了春的氣息，感受到了春的涌動！
張國燾死了，鄂豫皖的「三人團」回上海了，極左路線已經被排除，鄂豫皖根據地和紅四方面軍的歷史，已經揭開了嶄新的一頁！
徐向前元帥曾經深情地回憶說：「紅安縣，紅啊，紅安北部的七里坪鎮比縣城還紅！」
歷史名鎮七里坪，很多年前只有三家小飯店，來往於六安、合肥、光山、信陽的客商在此投宿，故名「三家店」。上溯七里棚，沿河而下有七里路的平原，故又改稱七里坪了。以後經商的人多了，南北鋪了一條街，兩邊擺滿小鋪店。蘇維埃政府成立了命名「列寧街」；紅軍打勝仗了改名「長勝街」。
清朝末年，王朝**，各地掀起反清浪潮，太平軍進駐七里坪；清軍譚軍門奉命「追剿」，太平軍撤出七里坪。譚軍門看到這兒依山傍水是個好地方，駐下來不走了。譚軍門為了防範太平軍，下令在七里坪四周築高牆，城牆高二丈，寬四尺，周長三華里，上面架土炮，放白龍槍，城堅利炮，太平軍不敢再來，他們也不來了。
現在紅軍來了，再也不會走了！
鄂豫皖多年來的革命鬥爭形勢，就像從天台山南面、七里坪西門外邊奔流而過的倒水河，長年不斷地流著流著，時漲時落，時起時伏，時高時低。有時是那麼洶湧澎湃，爆發出雷鳴般的吼聲；有時又是那麼清清悠悠，好像琴弦一般叮咚作響。嚴冬時節，不免也發出一陣陣低沉的嗚咽之聲。然而，這倒水河的流水，從來也沒有乾涸過，總是不斷地流呀流呀，奔騰向前！
就在七里坪以南20公里，黃安戰役剛剛結束了2個星期。歷史上這一仗，紅四方面軍共殲滅敵軍1.5萬人多人，其中俘虜1萬多人，繳獲步槍7000多支，迫擊炮12門。現在由於我的後知後覺，黃安這一仗勝利規模更大，殲滅敵軍2萬多人，其中俘虜1.5萬多人，全殲敵69師，以及30、31師各1個旅，繳獲步槍1.2萬支，75毫米山炮12門，82毫米迫擊炮36門，以及黃安城內儲存的大量物資，包括10噸黃色炸藥。敵69師的師長趙冠英在覆滅前作垂死掙扎，下令主力向南門突圍，自己卻從西門逃跑。我早知他的伎倆，離開前線前已告知陳賡，要他防止趙冠英從西門突圍，最好不留活口。陳賡的紅12師已經圍困黃安3個月，攻城時部隊傷亡不小，全師上下無不對「趙瞎子」（趙冠英有一隻眼睛過去在戰鬥中被打瞎）恨之入骨。無須下令，發現「趙瞎子」后一頓亂槍，打得如篩子一般。趙冠英是接到命令組織向郭受九開炮的指揮官，炸死了張國燾，為避免事後追查麻煩，我當然要「殺人滅口。」攻佔黃安后，鄂豫皖蘇區立即將其命名為紅安，由於繳獲了大量物資，根據地群眾和紅四方面軍過了一個豐盛的新年。
1932年元旦的新年除夕，七里坪見證了紅四方面軍浴火重生的燦爛輝煌！滿街迎風招展的紅旗、紅色的燈籠、擠得水泄不通的身穿大紅新衣的群眾、無數頭頂紅色五角星來來往往的紅軍指戰員，加上一串串炸得震耳欲聾的紅色鞭炮，使得七里坪成為紅色的海洋！
在紅四方面軍總部，更是歡聲笑語，熱鬧非凡。紅四方面軍團以上幹部齊集於此，共賀新年！由於巧妙地處理了張國燾，排除了極左路線的干擾，紅四方面軍達成了空前的團結，一支戰無不勝的鋼鐵大軍，已經牢牢紮根於大別山上！
這是多麼偉大的盛會啊！我望著眼前無數名帥猛將，不由激動得熱淚盈眶。這裡，有一位未來的共和國主席（**）、10位人民解放軍的軍事家（劉伯承、徐向前、**、徐海東、陳賡、王樹聲、許繼慎、蔡申熙、曾中生、左權）、2位共和國元帥（劉伯承、徐向前）、3位共和國大將（徐海東、陳賡、王樹聲），還有許世友、王宏坤、陳再道、倪志亮、杜義德、王近山、韓先楚、秦基偉、謝富治、李德生、肖永銀、劉震、洪學智、李天煥、王建安、詹才芳、鄭維山、王新亭、周希漢等幾十位共和國的上將、中將，以及歷史上犧牲的卓越紅軍將領曠繼勛、吳煥先、余篤三、孫玉清、熊厚發、陳海松、余天雲、周維炯、劉士奇、陳奇、劉英、甘濟時、廖榮坤、徐百川、姚家芳、高敬亭……難怪歷史上儘管紅四方面軍遭到了鄂豫皖第四次「反圍剿」、西渡嘉陵江、三過雪山草地、西路軍等多次重大挫折，仍能保持住強大的戰力，**也稱讚：「四方面軍人才濟濟」。而現在，我有信心，紅四方面軍再也不會重蹈覆轍，他將象牢牢紮根於大別山的冬青松柏，傲雪挺立，青蒼高潔！到全面抗戰爆發時，這裡將不只走出一個129師，而是5個、10個……
我壓抑著內心無比的激動，宣布了臨時中央和中央軍委的複電，公布了各項任命：
「任命劉伯承同志為**中央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鄂豫皖軍事委員會主席！」
這是名正言順的，從129師開始，劉伯承指揮著這支光榮的部隊，走過太行山、魯西南、大別山，直至逐鹿中原、決戰淮海！名稱雖歷經晉冀魯豫、中原、第二野戰軍的變化，但鐵軍的鋼鐵雄風卻從來沒變！他只是提前了5年指揮這支英雄部隊、提前15年來到大別山。臨時中央曾有意讓我接任張國燾的這些職務，我巧妙予以拒絕，堅持只保留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鄂豫皖蘇區特派員的身份。我自己明白，我不是葉挺，更不是歷史上的蔣先雲，只是一個學院派書生，機緣湊巧來到這個時空，就只做自己應該做且力所能及的事情，要是野心勃勃，瞎指揮硬插一杠子，肯定又是一個新的教條主義者，非壞事不可。
我，另一個時空的中華共和國解放軍軍事科學院蔣雲翔副教授，平素喜歡圍棋，奈何水平低劣，勉強混個業餘二段。平時看超一流九段高手對決、聽解說者深入淺出，也似懂非懂，似乎還能略微領略其中奧妙。但輪到自己放手對弈，則昏頭轉向，敗多贏少。要是與超一流高手對戰，不，即使與專業初段對戰，那肯定是兵敗如山，慘不忍睹。所以我來到這個時空后，就經常提醒自己，注意自己的身份和作用，不要亂來一氣。我唯一的優勢，就是知道未來的資訊。恰如兩個超一流九段高手對弈，局勢紛紜複雜，僵持不下；此時某高手福至心靈，下出妙手，人皆讚歎；某高手心神一亂，昏招疊出，人皆扼腕。我這個業餘二段，由於預先知道了未來的棋路，就在兩大高手對弈苦苦思索時，當著九段高手和圍觀眾人的面，洋洋得意指出某著為妙手，妙在何處；某著為敗招，如何自取其辱。看似舌燦蓮花、妙語連珠，觀者、弈者無不點頭，以為某不世出超級高手；實則後知後覺，依瓢畫葫蘆，要是自己下場對弈，非頭破血流不可，立刻穿幫。
所以我決定不在紅四方面軍和鄂豫皖占著任何位置，我的作為，就是替紅四方面軍的傑出軍事家和指揮員掃除障礙，將張國燾和「三人團」趕下對弈台，由真正的超一流九段上台對弈，就是完成了我的使命。幸好沒出什麼大的差錯，這一步我是做到了。我接著念：
「任命徐向前同志為紅四方面軍總指揮，曾中生同志為紅四方面軍政委，曠繼勛同志為紅四方面軍副總指揮，蔡申熙同志為紅四方面軍參謀長兼彭楊軍政學校校長，左權同志為紅四方面軍副參謀長，劉士奇同志為紅四方面軍政治部主任，舒玉章同志為紅四方面軍參謀處主任，朱瑞同志為紅四方面軍炮兵司令員，胡底同志為紅四方面軍政治保衛局局長，**齋同志為紅四方面軍供給部長。」
曾中生、曠繼勛曾經領導開創了鄂豫皖根據地的輝煌時代，之前他們被張國燾撤職貶到後方，現在重新走上前台。
曾中生，原名曾鍾聖，湖南資興人，1900年生，1925年入黨，黃埔軍校四期生。參加過北伐，在國民革命軍第8軍前敵指揮部政治部任組織科科長。北伐軍進武漢后擔任過《漢口民國日報》主筆。1927年9月赴蘇聯，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參加過**「六大」。1928年冬回國，先後任**中央軍事部參謀科科長、**南京市委書記、**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武裝工農部部長，是一位軍政兼優的青年革命家。
1930年9月以**中央特派員身分被派到鄂豫皖蘇區，在國民黨軍對鄂豫皖蘇區發動第一次「圍剿」的危急時刻，他果斷地組成**鄂豫皖臨時特委和臨時革命軍事委員會，統一指揮反「圍剿」鬥爭並取得了勝利。1931年2月，任**鄂豫皖特委書記和軍委主席。指揮磨角樓、新集、雙橋鎮等戰鬥取得勝利，挫敗了國民黨軍的第二次「圍剿」。同年4月，他任**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員和軍委副主席、第4軍政治委員，與軍長徐向前率部南下作戰，連克英山、蘄水、羅田、廣濟等縣城，相繼取得漕河鎮、洗馬畈等戰鬥的勝利。徐向前說：「曾中生同志有戰略頭腦，工作實際，善於總結經驗，也能團結同志，在反『圍剿』的關鍵時刻到來，掌握全局，開展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1932年10月隨紅四方面軍主力撤離鄂豫皖蘇區，12月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參謀長，參加創建川陝蘇區的鬥爭。在此期間，他雖處境艱難，仍致力於加強部隊軍事訓練，注重軍事理論研究，系統地總結紅四方面軍反「圍剿」作戰經驗，這些著作後來被四方面軍的指戰員帶到延安，為**寫作《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提供了豐富的素材，為中國革命留下了一份寶貴的軍事遺產，楊尚昆同志指出曾中生的軍事著作直到幾十年也還發著光。1935年8月被張國燾殺害於卓克基。由於封鎖消息，黨中央還不知道曾中生被害。1936年2月8日，**、周恩來在陝北不放心，特意請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林育英（即張浩，**的長兄）以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名義電示張國燾，要他對曾中生「須保全其生命安全，並給以優待。」可是，此時距曾中生被害已經半年多了！
雙槍名將、武林高手、傑出將領鄺繼勛的經歷更富傳奇色彩。他號集成，1895年9月16日出生於貴州思南縣城。鄺繼勛從小刻苦讀書、練字，使拳弄棒，明顯強於一般人。鄺繼勛19歲時投身邊防軍總司令賴心輝部當兵。1922年正月初七，賴心輝率部攻進什邡縣城。盤踞該城的川西巨匪張申庭躲進北門真武宮巷子一廁所內，持雙槍作困獸斗。因巷道狹窄，追擊士兵死傷多名，於是追擊部隊在巷道口架起機槍，對準廁所猛烈射擊，廁所內傳出張的瘋狂叫嚷：「老子早賺了！還有哪個不要命的，靠攏來呀！……」聲音未停，突然有一手持馬刀的士兵沿屋檐猿伏猱行，接近目標后飛身而下，一刀將他劈倒。張申庭被殺的消息一經傳開，什邡縣城萬人空巷前來圍觀。張的頭顱被懸挂在北門城樓上示眾三天。劈死張申庭的就是曠繼勛，賴心輝授給鄺繼勛獎金1000塊大洋，為其披紅挂彩，還下令：「鄺繼勛直接擢升排長！」
第二年鄺繼勛任連長，隨師部駐內江。在這裡他又殲滅了兩股土匪。內江城裡人一天之內就給軍隊送來幾十面錦旗。賴心輝大喜過望，當即邀請地方官員和各界名流，舉行盛大的慶功宴，當眾重獎鄺繼勛大洋2000塊，並宣布：「鄺繼勛擢升營長！」
1926年，鄺繼勛任江防軍第7混成旅主力團第2團團長。當年10月，劉伯承發動駐順慶（西充）、瀘州部隊起義，策應北伐戰爭，鄺繼勛聞訊立即表態支持。同年11月，受蔣先雲影響，鄺又在全旅發起成立了「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四川分會」。這年歲末，曠繼勛光榮地加入了中國**。
1928年秋，四川各軍閥之間爆發「下川東之戰」。在與劉湘的這場混戰中，「四川同盟軍」一方的鄧錫侯、田頌堯、楊森、李家鈺、羅澤洲等各路軍閥全都戰敗。只有江防軍中鄺繼勛當旅長的第7混成旅在前往廣安支援羅澤洲時，一舉從劉的悍將范哈兒（紹增）手裡奪回羅的防地代市場。連吃敗仗的羅澤洲，高興得緊緊握住鄺繼勛的手，連呼「救命王！」
1929年初，江防軍司令黃隱決心奪回對第7混成旅的控制權，親自趕到簡陽，督令該旅開回成都「整編」，鄺拒令不從。與此同時，附近的鄧錫侯、田頌堯、李家鈺等各路軍閥部隊，迅速逼近，企圖乘機「吃掉」該旅。鄺和部隊黨組織當機立斷，向四川省委請求批准起義。1929年6月29日，曠繼勛在蓬溪縣牛角溝（今屬大石鄉）召開全旅官兵大會，率4000多名官兵起義，被省委任命為「四川紅軍第一路」總指揮。
1929年夏，叛徒、特務和青幫相互勾結，對在上海的我黨中央形成嚴重的威脅。為了黨中央的安全和打擊敵人的囂張氣焰，中央軍委成立了「特工科」(又稱「紅隊」，「打狗隊」)，由周恩來直接領導。鄺繼勛奉調來上海。他膽大心細，勇敢機智，使雙槍左右開弓，百發百中，外表又象是上流社會的人，便於隱蔽，所以一到上海就被當作理想的人選。
同年11月11日，原軍委秘書，此時已是叛徒的白鑫，得意洋洋地懷揣蔣介石的獎金，準備遠飛義大利逍遙。當他和五六個護送的特務行至霞飛路弄堂口時，突然從一咖啡店內衝出三個持短槍的精壯漢子。為首一個手持雙槍，左手一抬，一個點發白鑫應聲倒下；右手一抬，一個連射，兩三個特務或死或傷……當天晚上，上海青幫「老頭子」(總頭目)黃金榮收到門徒報告，那個耍雙槍的就是赫赫有名的鄺繼勛！他不禁心中發怵：**要演大戲了，自己很可能就是姓鄺的下一個靶子！從這天起黃就呆在公館里「避風」。
一天晚上，黃金榮在日新池浴室披著浴衣渾身輕鬆的走出池子，一拍掌立刻進來兩個花枝招展的日本藝伎，突然聽到「叭！」一聲槍響，接著又是兩聲槍響，室內一片漆黑，一陣驚亂之後，有人打著手電筒一看，黃右手按著左肩，血從指縫中滲湧出來，兩邊壁燈破碎，兩個日本藝伎嚇癱在地上，嚶嚶哭泣。
兩天後黃金榮在病床上召見杜月笙、張嘯林等4個門徒，對他們說：「我看清了的，這個耍雙槍的一定是鄺繼勛，但他第一槍就打中了我，第二槍、第三槍打壁燈，這說明人家是給我們點臉色。我們青幫有句老話：『光棍不打九九』(要留迴旋餘地)。月笙，以我的名義給周恩來寫封信。」
第二天**中央特工科收到黃金榮轉來的信。上面說：「……今後我們井水不犯河水……」
1929年冬到1931年底，鄺繼勛被黨中央派到湘鄂西、鄂豫皖地區工作，歷任紅4軍、紅6軍、紅25軍的軍長以及鄂豫皖軍委副主席，其間，他率領紅6軍和賀龍領導的紅4軍在湖北公安會師，於1930年7月4日組成了紅2軍團。紅2軍團以一連串輝煌的勝利，把洪湖、湘鄂邊、秭歸、巴東、興山、鄂北、鄂西北等根據地連成一片。1931年1月中旬，鄂豫皖紅15軍和紅1軍合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4軍后，鄺繼勛任軍長，他和徐向前、曾中生等率領該軍打大仗、打惡仗，使豫皖蘇地區南面恢復到黃安、麻城；北面發展到光山、羅山城郊；東面恢復到英山、霍山。根據地人口達到200餘萬，紅軍也壯大到了1.5萬餘人。1931年10月紅25軍在麻埠成立，鄺繼勛任軍長，11月7日他率該軍在黃安七里坪與紅4軍會合，合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徐向前任總指揮，他任25軍軍長。在他們的指揮下紅軍先後取得商南、蘇家埠、霍山等重大戰役的勝利，並於1932年12月下旬進入川北，建立了以通、南、巴為中心的川陝蘇區。
由於鄺繼勛與曾中生、劉士奇等幾位同志聯合反對張國燾的錯誤方針，遭到張國燾的嫉恨。1932年12月29日，張國燾主持建立川陝省革命委員會，任命鄺繼勛為主席。鄺離開了軍隊，失去了軍事指揮權。
1933年3月的一天，張國燾把鄺繼勛請到自己的住處。說你在川軍里朋友多，你能不能寫信動員他們站到我們方面來，至少也不要與我們為敵。這個工作對於鞏固根據地意義很大。鄺繼勛覺得自己在這方面確實可以有所作為，便爽快地答應了。他揮毫洋洋洒洒給曾在同一部隊共事的川軍旅長謝德勘寫了封信，談友情、論形勢，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分析利害，勸他站到紅軍方面來。
但這封信竟然很快出現在張國燾桌上！1933年4月中旬，鄺繼勛突然遭到保密局的逮捕，他被告知犯了「通敵」罪，「鐵證」就是那封信！1933年6月17日上午10時，牢門推開處，進來的高大個子就是方面軍保衛局的執刑隊隊長。
「鄺繼勛，張主席叫你去一趟！」執刑隊長冷冷地說。
鄺繼勛緩緩地站了起來走到桌前，拔出毛筆，揮筆寫道：「曾中生、張琴秋同志：我先走一步，請你們多加保重，活到勝利時向黨報告，鄺繼勛是革命的，是含冤而死的……」
執刑隊長不耐煩地向外一招手，立即闖進三個紅軍戰士向鄺撲去……群峰垂首，山泉嗚咽！一代將星殞落，時年僅38歲！1937年春，延安批判張國燾左傾路線，**說：「鄺繼勛同志是好同志，被張國燾錯誤迫害，應當烈士待遇。」
之所以任命蔡申熙為參謀長，是因為他有傑出的指揮才能，但右臂殘疾，行動不便，所以安排他與有眼疾的劉伯承搭檔，負責後方全盤指揮。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失敗后，蔡申熙來到上海，與劉伯承共事，兩人結下了深厚的感情。幾十年後，劉伯承在回憶錄中寫道：「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我與蔡升（申）熙同志同在周恩來同志主持的黨的軍事委員會之下工作。他給我的印象是：忠誠勇敢，工作認真。」
劉伯承佩服蔡申熙遇險不驚、從容自若的大將風度。一次，蔡申熙奉命將3支短槍藏在小皮箱內，準備運送到秘密聯絡點。他坐的人力車在一道關口被崗哨攔下，硬是要檢查行李。「別磨磨蹭蹭的，開箱接受檢查。」哨兵一個勁地催促蔡申熙下車。蔡申熙惱了，下車后揮手就是一個耳光，呵斥道：「哪個教你這樣對待上級軍官！我是衛戍司令部參謀，有急事要辦，延誤了公事，你有幾個腦袋？」哨兵被打得七葷八素，懵了，連忙立正，看著蔡申熙揚長而去。
還有一次，蔡申熙與劉伯承在一家大飯店雅座主持召開黨的秘密會議，突然一群國民黨稽查人員湧入，要把他們帶走。蔡申熙急中生智，操著官腔說：「我看今天是大水沖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識一家人。我是黨軍駐滬參謀長，在這裡商量要事。你們不信，可以問×××。他是我同學。」他點到了一位國民黨駐軍高官的姓名，也是黃埔一期的畢業生。
稽查人員將信將疑，不敢造次。他們沒有膽量直接與這位高官通話，便打電話給他的副官處。副官處的人沒聽清究竟，就大發脾氣：「連司令的同學都敢抓，你們不想活了？」
稽查人員放下電話，滿臉賠笑：「對不起，誤會，誤會。」然後灰溜溜地走了。
事後，劉伯承問蔡申熙：「穿幫了怎麼辦？」
蔡申熙說：「怎麼穿幫？我確實與他有同學之誼。」
所以劉伯承和蔡申熙搭檔，那是既有歷史淵源，又珠聯璧合。
1928年11月，南昌黨的地下組織遭受大破壞，每日都有大批**員和革命群眾被槍殺。蔡申熙來到白色恐怖最嚴重的地區，擔任**江西省委軍委書記，在最短的時間內恢復和重建起軍委組織系統和秘密機關。1929年夏，擔任吉安靖衛大隊大隊長的羅炳輝不滿國民黨黑暗統治和對工農群眾的屠殺政策。蔡申熙以江西省委軍事巡視員的身份，多次赴吉安，與羅炳輝談話，介紹他入黨，最終促成吉安起義，羅炳輝後來成為中央蘇區的著名戰將（也是共和國36位軍事家之一）。
蔡申熙軍事素養極高，被稱為「軍中智囊」。蔡申熙的戰略意識連眼高於頂的張國燾也心儀不已，倚為「智囊」。他用殘疾的雙手，一筆一劃地描摹了紅四方面軍所有重大戰略計劃，將鄂豫皖根據地推向鼎盛。
由於殘疾，組織上安排他擔任彭（湃）楊（殷）軍政學校校長。這在當時是一個極其緊迫的任務，其重要性不亞於任何一次戰役。由於工農紅軍基本上是從游擊戰爭中產生和壯大起來的，絕大多數指戰員都是泥腳杆子出身的農民，他們僅有的一星半點軍事知識是從戰爭中感受的，在紅軍由游擊戰進入運動戰的時候，急需對軍隊的幹部進行系統、正規的軍事、政治教育。另外，紅軍部隊強調以身作則，幹部衝鋒在前，撤退在後，指揮作戰經常親臨一線，緊急時即使是師長、軍長，也得赤膊上陣，這樣幹部的傷亡率特別高，也需要成批培養後備幹部。因為這個緣故，紅軍中形成了選派最有經驗的軍事家擔任軍校領導人的傳統，**、朱德、劉伯承、葉劍英、**都曾擔任過各種軍校的校長。
蔡申熙深知「治軍先治校」的道理，把全部心血都放在了辦校上。他仔細審訂各種教學計劃，根據戰場需要和學員情況適時地調整課程，同時注意將紅軍在戰爭中創造的豐富經驗提煉為操作性較強的戰術模式。他還別出心裁地從俘虜中挑選一批軍官擔任教員，讓他們教授國民黨軍隊行軍打仗的軍事律條和基本做法。他這種理論與實踐並重、教育與訓練並重、注重實戰的教學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許多學員進校前連口令都不會喊，畢業后能夠獨當一面地指揮部隊單獨作戰。之前他在軍校主持了4期訓練，培養了1000餘名學員，他們後來大多成為紅四方面軍的團營級幹部。
所以要蔡申熙擔任參謀長，主持軍校，都是再合適不過了。再說歷史上他不久後轉任紅4軍的軍長，很快就在戰鬥中犧牲，所以我特別怕他到野戰部隊去。
至於左權，正當年輕有為，任命他為副參謀長，就是能跟隨方面軍總部直接到前線作戰。歷史上他在八路軍中也是擔任這個角色。
劉士奇也是鄂豫皖根據地和紅4軍的主要創始人之一，在被張國燾迫害前，就擔任紅4軍政治部主任。
胡底接替周純全，擔任了政治保衛局局長，這樣就掌握了核心機密和電台。根據我的要求，臨時中央已將宋侃夫調來鄂豫皖。宋侃夫是電台通訊和密碼專家，歷史上成功破譯了國民黨軍的密碼，在紅四方面軍第四次「反圍剿」失利的嚴峻時刻，正是靠他提供的情報，紅四方面軍才從幾十萬敵軍包圍圈中成功突圍。我提前調他來，一是換下張國燾的人，二是靠他破譯密碼，免得遭受「歷史蝴蝶效應」的暗算。政治保衛局原來主要的任務是反右、肅反，現在陳賡、曠繼勛、胡底三大中央特科的高手齊聚鄂豫皖，肅清特務是沒什麼問題的，我要胡底將主要精力放在「防左」方面，妥當處置張國燾的餘孽。
我跟著宣布：「任命許繼慎同志為紅1軍軍長，倪志亮同志為紅1軍政委；任命姚家芳同志為紅31師師長，徐朋人同志為師政委；任命周維炯同志為紅32師師長，熊受暄同志為師政委；任命徐百川同志為紅33師師長，姜鏡堂同志為師政委。」
紅四方面軍原來只下轄紅4軍和紅25軍。紅4軍3個師全部配齊，紅25軍只有73師這一個師。由於大批「白雀園幹部」解放，但原職位已滿，為不致於衝突，我特地向中央另外要了4個軍的番號，以安置幹部。
當時中央正在號召猛烈擴大紅軍，甚至提出要迅速擴充至50萬人以上。當時全國紅軍不過10多萬人，為擴大影響，大造聲勢，迷惑敵人，故各地發布了一大堆軍、師的番號，實際上軍的編製不到國民黨軍1個師，師至多相當於國民黨軍的1個團。由於番號紛雜，重複甚多，從1930年秋開始，中央軍委陸續頒發統一的軍番號。但一些著名部隊也有重複的。因為紅軍的肇始是國民革命軍北伐軍第4軍獨立團，有著「鐵軍」的威名，威震全國，為擴大在民眾中的影響，同時表明紅軍繼承了北伐「鐵軍」的優良傳統，所以各大根據地一開始就都有紅4軍。中央紅軍上井岡山的紅4軍就不必說了（這是正宗的正宗），湘鄂西、鄂豫皖都有紅4軍。後來湘鄂西的紅4軍換了番號，但鄂豫皖的紅4軍一直保留。有紅4軍番號者，均為頭等主力。還有就是紅3軍番號重複，中央紅軍的紅3軍就是著名的「飛將軍」黃公略的部隊，湘鄂西的紅3軍領導人就是賀龍，都大名鼎鼎。
我這次要來的軍的番號，是紅1、9、27、28軍，都是鄂豫皖歷史上曾經存在且有影響的部隊。
令人奇怪的是，紅1軍番號為各軍之首，但歷史上紅1軍番號長期空缺。只有許繼慎到達鄂豫皖后，1930年4月將原紅11軍的31、32、33師組成紅1軍，不過很快就與蔡申熙的紅15軍合併成鄂豫皖紅4軍，至此鄂豫皖紅1、15軍番號缺失。由於1931年12月13日西北軍第二十六路軍1.7萬人剛在江西的寧都起義，震動全國，被改編為紅13、14、15軍，15軍的番號已經用了，所以我在鄂豫皖只有恢復空缺已久的紅1軍。許繼慎是該軍的老軍長，軍政委倪志亮原為紅4軍紅10師的師長，資格也老，與許繼慎搭檔也合適。
按道理恢復紅1軍番號的話，其下轄的3個師番號應為紅1、2、3師。但中央紅軍的紅1、2、3師大名鼎鼎，為避免重複，所以使用原鄂豫皖紅11軍的31、32、33師的番號，也有歷史繼承性（紅11軍番號當時已經存在，不過是廣東東江縱隊的，影響不大）。這3個師的師長姚家芳、周維炯、徐百川都曾在黃埔軍校或武漢分校學習過。所以紅1軍的主要軍、師領導，是清一色的「黃埔系」（許繼慎是一期的，倪志亮、姚家芳是四期的，周維炯、徐百川是分校的）。
姚家芳，這個高唱過「以血灑花」的黃埔學生，歷史上曾任紅25軍75師的師長，被沈澤民冠以「第三黨陰謀活動」的罪名「監督利用」，后終於沒有逃脫沈澤民的屠刀。紅25軍軍長吳煥先幾次相救，都沒能保得住這個「黃埔」牌，只能灑下熱淚。
徐百川，安徽合肥人，1901年生，曾就讀於黃埔軍校和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參加過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1928年入黨，是皖西**黨員中不可多得的將才。
周維炯過去就是紅32師的師長，徐百川過去也是紅33師的師長，徐朋人、熊受暄、姜鏡堂都曾在原紅1軍擔任政工人員（政委或政治部主任），所以這次重建紅1軍，也是照顧到歷史淵源。
紅1軍的部隊來源，是解散了由皖西遊擊隊、紅34師改編的中央獨立第1、2師和原紅1軍獨立旅組成的，故人員勉強充實，約有1萬人，每師3000人左右。
我接著宣布：「任命王樹聲同志為紅4軍軍長，曹學楷同志為紅4軍政委；任命王宏坤同志為紅10師師長，甘濟時同志為師政委；任命吳雲山同志為紅11師師長，**同志為師政委；任命趙賜吾同志為紅12師師長，劉杞同志為師政委。」
王樹聲有大將之才，擔任頭等主力紅4軍的軍長名至實歸。曹學楷在鄂豫皖是與王樹聲齊名的猛將。王樹聲曾任「紅色補充軍」總指揮，政委就是曹學楷。這次兩人再次搭檔。
3名師長都是黃安戰役中兩次嶂山大戰立下赫赫戰功的英雄團長。政委中調開了一個甘元景，因為地方缺乏幹部，他原來就是鄂豫皖蘇維埃政府主席，有豐富的地方工作經驗。
紅4軍毫無疑問得到優先補充，實力達到2萬人，兵強馬壯。
我接著宣布：「任命劉英同志為紅9軍軍長，陳奇同志為紅9軍政委；任命許世友同志為紅25師師長，詹才芳同志為師政委。」
紅9軍歷史上是紅四方面軍進入川陝邊后才成立的，現在提前了一年。該軍紅26、27師暫時空缺。這個軍只有3000多人。
劉英之前任紅25軍73師師長，是鄂豫皖的老師長，作戰勇猛，歷史上負傷后前往武漢療傷時被出賣殺害。軍政委陳奇是湖南桂東人，1904年生，1924年入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學員，秋收起義後跟隨**上了井岡山，曾領導開闢了鄂東根據地，是有著堅定革命意志和豐富游擊戰爭經驗的青年紅軍將領，原來就是紅4軍的師政委，升任軍政委很合適。詹才芳歷史上與許世友長期搭檔。
我接著宣布：「任命陳賡同志為紅25軍軍長，吳煥先同志為紅25軍政委；任命戴克敏同志為紅73師師長，程啟波同志為師政委；任命徐海東同志為紅74師師長，戴繼倫同志為師政委；任命廖榮坤同志為紅75師師長，王效亭同志為師政委。」
解放戰爭中，陳賡曾任晉冀魯豫、中原野戰軍第4縱隊（即13軍）司令員，該部前身就是紅25軍一部。
吳煥先，1907年7月22日生，1935年8月21日在長征途中紅25軍政委任上犧牲。他1926年由姑表兄弟戴繼倫、戴克敏介紹入黨，從此他把自己交給了大別山，獻給了中國革命。他的妻子曹干先是曹學楷的妹妹，小名六姑，和戴繼倫也是姑表兄妹。箭場河四角曹門的後代無人不知「破家革命」的「七相公」。他家本有閑地百畝，還兼營商業開了一家雜貨鋪，是個十分富有的小地主。吳煥先領導窮人鬧革命，土匪民團一次殺死他家6口人。他是鄂豫皖和紅25軍卓越的領導人，深受全軍愛戴。
戴克敏，1906年生於黃安縣紫雲區上戴家，其父戴雪舫早年與董必武交往，是一個思想進步的鄉村知識分子。1919年五四運動后投身革命，以後加入中國**直到最後犧牲。戴克敏在父親影響下走上革命道路，1924年入黨，1927年3月入**舉辦的武昌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他是黃麻起義的主要軍事領導人之一，和吳光浩、曹學楷一起創建了紅7軍和木蘭山根據地，是紅31師最早的黨代表。徐向前來了以後，他們密切配合。開始徐向前與當地同志說話互相不懂，戴克敏主動當「翻譯」並幫助徐向前克服語言障礙，很快得到同志們的了解和信任。他和徐向前、曹學楷共同擔任全師軍事指揮工作。徐向前說，他們「合作得很好，真誠、坦率、遇事相互商量，沒有隔閡。」歷史上戴克敏被張國燾殺害，時年26歲。
戴克敏是鄂豫皖著名的游擊戰專家，提出了游擊隊員的「八會」：跑、打、集、散、進、退、知、疑。這些極大豐富了徐向前的七大軍事原則和曾中生的「飄忽」戰略。
戴克敏還是徐向前的媒人，介紹了七里區程伍德村婦女幹部程訓宣嫁給了徐向前。程訓宣一家五兄妹，大哥程啟光是鄂豫皖著名的偵察大隊長，程啟波原為紅73師政治部主任，是程啟光的弟弟，程訓宣的哥哥，歷史上被張國燾秘密殺害。
廖榮坤，1926年入黨，麻城以北乘馬崗人，黃麻起義領導人之一。一把大刀曾伏虎的故事流傳很廣。王樹聲有個舅公叫了枕魚，號稱「麻城一隻虎」，有田120石。他依仗是王樹聲祖母的親兄弟，指使搗毀了羅家河村農協辦公所，繼續逼租逼債。王樹聲聞訊，一聲怒喝：「就拿了枕魚開刀！」夜半時分，2000多農民點起燈籠火把，扛起刀矛、鳥銃、鋤頭、扁擔，湧向羅家河。在丁家大屋後門，廖榮坤身背大刀，肩扛長梯，帶領十幾個身背大刀的青年農友翻牆而入，把丁枕魚從裡屋拖出來。憤怒的農民你一拳他一腳，將其打個半死。第二天遊街示眾，送進縣農協關押。從此王樹聲、廖榮坤走上木蘭山，他倆都成為紅軍的猛將。但廖榮坤也被沈澤民等列為肅反對象，沈澤民對其評價只不過「是個中農分子，政治知識較薄弱」，軍事上雖然「較有把握，也是全從經驗中得來，沒有理論研究」。后將其處死。
王效亭是潛山清水寨起義的領導人、原中央獨立2師的師長，白雀園的受難者之一。
紅25軍原只有紅73師建制，這次改編也補入大批俘虜，補足3個師，全軍接近1萬人。
我接著宣布：「任命王平章同志為紅27軍軍長，周純全同志為紅27軍政委；任命何畏同志為紅79師師長，李特同志為師政委。」
紅27軍在鄂豫皖歷史上曾短暫存在過，是1932年10月在鄂東英山成立的，很快就被撤銷番號。現在該軍就是「懲戒營」，士兵都是來自黃安戰役中被俘的國民黨軍排級以上軍官，以及頑固派骨幹，和甄別出來的CC社、復興社特務，約有2000多人。該師的1000多名紅軍戰士都是來自原政治保衛局，左得厲害，用機槍和大刀督戰倒是發揮其所長。該軍80、81師空缺。
師政委李特長征途中曾任紅四方面軍參謀長，張國燾給陳昌浩發去密電、圖謀消滅中央領導人的陰謀失敗、**等率右路軍北上后，李特騎馬追趕，趕上后慫恿部下辱罵**，是張國燾的鐵杆。
師長何畏歷史上曾任紅四方面軍第9軍軍長，平時愛著短褲，性格乖戾，動輒打罵部屬。長征途中紅一、四方面軍會合后，他被任命為紅軍大學政委（校長是劉伯承）。在懋功，他根據張國燾的旨意，逼死了紅四方面軍最年輕的軍長、
紅30軍的軍長余天雲（軍政委就是**）。
余天雲年僅20歲就當軍長，脾氣暴躁，目中無人，說了幾句張國燾不願聽的話，張國燾就把他送入紅軍大學高幹班學習。余天雲與紅軍大學政委何畏發生了矛盾，他看不起何畏，認為何畏打仗不如他，他是主力部隊的軍長，反而受何畏的管束，越發從內心大為不滿。一輪到何畏作報告或上課，余天雲就帶頭邀請一些學員在附近遛馬賽跑，故意與何畏搗亂。可這個白天不願做學生的余天雲，到了晚上卻又口口聲聲喊何畏「老師」。原來這時，紅軍大學只有何畏帶著妻子行軍打仗，余天云為了捉弄何畏，每天半夜裡一見何畏的房間熄燈，就去敲房門，說有問題不明白，請「老師」給予解答疑問，搞得何畏煩躁不已。何畏給張國燾打了小報告，張國燾宣布給余天雲以紀律處分。個性很強的余天雲更是不滿，與張國燾的對抗情緒越來越大，但最令張國燾不滿的是據何畏報告，余天雲對南下開始有微詞，張國燾即找個借口下令逮捕了余天雲，由保衛局看押，禁閉在紅軍大學。余天雲吞黃金自殺，經搶救未死。
在當時的紅四方面軍中，凡是由保衛局看押並沾上了「反對南下」的政治大問題，在眾人的眼中必是「階級敵人」無疑，其地位甚至不如俘虜。因此，在南下途中過懋功鐵索橋時，根據張國燾旨意把余天雲當作「犯人」看待的何畏，非讓余天雲去背大米袋。當時同行的有許多人是余軍長的部下，對張國燾這種虐待行為敢怒而不敢言。余天雲的自尊心向來很強，面子觀念極重。他背著米袋顫顫悠悠走上了鐵索橋，突然間，余天雲在眾目睽睽之下，扔掉米袋由鐵索橋向河水中投去。
余軍長自殺了！在場的人無不一個個驚訝得目瞪口呆。這件事一時在紅四方面軍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動。
但何畏和張國燾一樣，也叛變投敵。抗戰初期，他到西安治病時，投靠了國民黨，也未得志，解放前夕投江自盡，倒是與余天雲一樣下場。
我接著宣布：「任命高敬亭同志為紅28軍軍長，余篤三同志為紅28軍政委；任命劉得利同志為紅82師師長，詹大列同志為師政委。」
該軍只有一個紅82師，3000多人。紅83、84師空缺。
高敬亭1907年8月出生於河南省光山縣董家店。因家境貧寒，像「三國演義」里的張飛，跟著父親走南闖北給地主家殺豬。在革命隊伍里有人給他起個「屠夫」的綽號。革命使他煥發出新生，也付出過血的代價。父親及妻子被地主殺死。在鄂豫皖蘇區里，他先後擔任過縣委書記、鄂豫皖省蘇維埃政府主席、**鄂豫皖分局委員、鄂豫皖省委常委、紅75師政委等重要職務。
高敬亭儘管年紀不大，卻已經是位資深的**領導人。**曾給予他很高的評價，但對他又不無猶豫。殘酷的對敵鬥爭和嚴峻的黨內鬥爭，使這位農民出身的高級領導人的性格被賦予了與眾不同的烙印：辦事利落，善於快刀斬亂麻；疾惡如仇，對部下嚴格得不近人情；但他又熱愛戰士，很能聽取戰士們的意見。戰士們既怕他，卻又愛戴他。高敬亭在許多方面太感情用事，有時不聽上級招呼。1931年4月張國燾初次來到鄂豫皖時，就是高敬亭迎接領路的，故受張國燾毒害很深。他在軍隊和地方先後進行了三次大肅反，把思想上、工作上和生活上的缺點錯誤同政治混為一談，把正常的黨內批評、部隊傷亡過多、甚至於丟一個槍零件、寫錯一句標語口號都要無限上綱，以反革命罪論處。但他威信高、能力強，在紅四方面軍主力、紅25軍相繼長征后，仍能率領紅28軍堅持大別山紅旗多年不倒，高敬亭也是大別山一面旗幟。直到抗日戰爭爆發，紅28軍改編為新四軍第4支隊，人數是4個支隊中最多的。后被錯殺。
余篤三又名余篤山，1887年生於湖北武漢，產業工人出身，大革命時期加入**，成為工人領袖。大革命失敗後作為中國「真正的產業工人」代表去莫斯科學習，讓他出任政治委員是共產國際在**黨內推行新幹部政策的表現。即以工人階級成分來領導，改造黨、蘇區和紅軍。他雖然不大懂得軍事鬥爭，卻是一位堅定的**員，隨後的一系列行動都具有純潔高尚的工人階級本質。可惜這位工人領袖歷史上最終被張國燾殺害於大巴山，時年46歲。這次派他與猛將高敬亭「搭檔」，就是取長補短。
這樣，紅四方面軍下轄紅1、4、9、25、27、28軍共6個軍，5萬多人。此時鄂豫皖革命根據地東起淠河，西迄平漢路，北達潢川、固始，南至黃梅、廣濟，囊括26個縣，總面積達4萬餘平方公里，人口250多萬，僅次於中央蘇區。
我接著宣布：「任命郭述申同志為鄂豫皖蘇維埃政府主席，鄭位三、舒傳賢、甘元景同志為鄂豫皖蘇維埃政府副主席。」
郭述申身材高大，被稱為「郭大個子」。他畢業於武昌高等師範的知識分子，家就在孝感縣城北關，與鄂東北根據地相距不遠。郭述申原以為中國農業落後，一心想報考農科學校，謀求農業救國之道，誰知也不那麼如願，隨後才考入武昌師範。1927年6月，他在白色恐怖極為嚴重的時刻，由陣潭秋介紹加入中國**。張國燾等來之前，他曾擔任鄂豫皖特委第一任書記兩年多，經驗非常豐富。
鄭位三被**稱為「小列寧」、**誇之為「鄂豫皖地區幹部學習馬列最好的一人」、時年僅28歲。他中等個頭，體形比較魁偉。一張國字形狀的四方臉，顴骨突出，稜角分明，兩隻深邃的眼睛光彩有神。大嘴唇上，同樣也蓄著兩撇濃密的八字鬍，剪修得十分整齊，稍微往上翹著。也許是面目過分威嚴的緣故，紅軍指戰員與其相會時，大都喊他「位老」。同輩人中也有叫他「小諸葛」的，是因他能謀善斷，具有臨危不懼的智慧。17歲的秘書劉華清跟隨他南征北戰，後來成為人民解放軍中央軍委副主席。
宣布完任命后，在座各人歡聲雷動，互相舉杯慶祝，許世友等著名「酒缸」不用說都酩酊大醉。散會後各人返回部隊，著手整編，以迎接1932年更加殘酷的戰鬥。
至於此次未能安置的「白雀園幹部」，以及經甄別後表現較好的國民黨軍俘虜軍官，全部進入彭楊軍政學校學習深造，等部隊擴大后，再走馬上任。
對紅軍士兵的來源，我和劉伯承、徐向前、曾中生等商量后，明確提出了「紅軍人員的補充，主要來自前線」的原則，說白了就是整補俘虜兵。這本是解放戰爭中**提出的「十大軍事原則」之一。我只是「活學活用」。這是解放戰爭中解放軍的一**寶。上午俘虜的敵兵，下午就能為我打仗。1948年淮海大戰，華東野戰軍起初參戰時有36萬人，期間傷亡極重，僅殲滅黃百韜兵團就傷亡5萬人，許多主力連隊僅餘10多人，被迫把司令部的警衛、文書、後勤人員都填到一線連隊去，濟南戰役時的俘虜兵都成了老兵，當了排長、班長。抓獲的俘虜，原則上一個不放，立即用於戰鬥。結果淮海戰役結束時，華東野戰軍兵力反而增加到46萬人，就是整補俘虜兵的結果。我又將解放軍整補俘虜兵的「法寶」——「三整三查」告知了劉伯承等，大家紛紛說好，還說還是「黃埔第一傑」想得出來，我自然慚愧不已。
黃安戰役的1.5萬俘虜兵，因殘疾、虛弱等原因，釋放了1000多人。有近1.2萬人補充進了紅四方面軍，另有2000多名頑固軍官、特務進了「懲戒營」——紅27軍。
這是對紅軍來源的一大創新。
按照當時的左傾路線，紅軍戰士非工農出身不可，特別是動員大批農民參軍，結果大部分青壯年勞力都成了紅軍，各縣青壯所剩無幾。以江西中央蘇區為例，1933年，長崗鄉407名青年中有320名參加了紅軍，只剩下了婦女和老人，瑞金縣自**第一次到那兒至1934年10月，有近5萬人參加了紅軍，1933年到1934年的一年裡，有2萬多人蔘軍，僅1934年5月的一個多月時間裡，就有2000多人蔘軍。這些參軍人員中，大多數參加了長征，該縣為革命犧牲的人達1.76萬多人，還不包括被國民黨報復殘殺的5萬多人……
為了動員青年參軍（當時叫作「擴紅」），蘇區政府想盡了種種辦法：軍屬在商店購物可以享受5%的折扣，有時還免徵稅收。紅軍家屬的土地有人代耕。如果戰士在前線犧牲了，烈屬可以得到撫恤金和免費勞力。向軍屬發了軍屬證和輝匾，烈士家屬門前掛著用大紅紙寫的光榮榜，還有一些慰問品，包括最稀罕的鹽以及火柴和大米……鄂豫皖蘇區的「擴紅」情況也差不多。
但長久這樣下去是不行的。我學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知道最基本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原理。紅軍兵力的來源如果轉以俘虜兵為主，只要不斷打殲滅戰、打勝仗，兵源不但可彌補傷亡還有餘，紅軍就能不斷壯大。這樣不需要從農民中徵兵，還可將軍隊中的老弱病殘退伍返回地方，增加地方勞力，緩解勞動力的不足。
對俘虜的國民黨軍士兵固然可以補入紅軍，但軍官就比較麻煩。誠然，紅軍中許多高級將領，都來自國民黨軍，劉伯承、曠繼勛來自四川軍閥的軍隊，徐向前來自西北軍國民2軍，至於來自國民革命軍北伐軍的就更多了。但由於當時國共嚴重對立，我黨的一些政策又過左，傷害了一大片，故改造俘虜軍官甚難。我們決定對俘虜的軍官特別是高級將領，都採取「岳維峻模式」，收取贖金后釋放。
岳維峻是國民黨軍第34師的師長。他是西北軍資深的將領，做過河南省督辦，1925年曾任國民2軍軍長，說起來還是徐向前的老上司，徐向前曾在國民2軍屬下第6混成旅當過參謀。1931年3月8日，岳維峻率領34師孤軍冒進到雙橋鎮，被徐向前指揮的鄂豫皖紅4軍包圍全殲。紅軍斃敵1000多人，俘敵5000多人，繳槍6000餘支，山炮4門、迫擊炮10多門。這是鄂豫皖紅軍第一次取得全殲敵一個師（1個師部、2個旅、4個團、1個山炮連、2個迫擊炮連）的重大勝利。岳維峻也被俘虜。此役戰鬥非常激烈，蔡申熙的右臂就是此戰打殘的。
對岳維峻的處置，徐向前在回憶錄《歷史的回顧》中記載：
「我和曾中生、曠繼勛商量，決定留他將來做西北軍的統戰工作。後來，岳維峻的家屬託人與我黨中央聯繫，願拿出幾萬塊錢贖他。我們也同意，提出要20萬套軍裝。張國燾來鄂豫皖后，人家給我們送來10萬套軍裝和不少銀元，可張國燾變了卦，錢也要，命也要，借口岳組織反革命團體，把他給槍斃了。殺俘虜，是張國燾來鄂豫皖后才有的，破壞了紅軍的傳統。」
歷史上中央軍委書記周恩來也曾指示可以釋放岳維峻。不過這時岳維峻還未被殺。因為張國燾忙於白雀園「肅反」，暫時把岳維峻放下了。我當即提出釋放岳維峻，以顯示我軍誠信。眾人十分贊同，決定將岳維峻及與他在一起的舊部120多人一起釋放。岳維峻及其家屬十分感激，後來又送來大批財物，並宣揚紅軍誠信。至於編進「懲戒營」的2000多名軍官，有相當部分家屬獲悉「岳維峻模式」后，紛紛送來財物。我們也按師、旅、團、營、連、排級分級別收取，贖金一夠就放人，從而大大增加了根據地的財力。反正他們不交錢就用督戰隊押上戰場拚命，讓他們自己看著辦吧。
1932年元旦當天晚上，鄂豫皖根據地黨政軍領導人齊聚七里坪，圍爐夜話全年打算。
劉伯承首先說：「新年新氣象，現在無論是鄂豫皖的黨政軍，都達成空前的團結一致，力量不知比以前大多少倍！毫無疑問，今年將是更加艱苦卓絕鬥爭的一年。然而此時，無論是誰，也會不再懷疑這樣一個事實：大別山的戰略陣地在鄂東北、皖西、豫南紅軍和地方群眾的堅持下是鞏固的，**不會象過去那樣丟下根據地，**人在這裡扎穩的腳跟再也不會動搖了！因為，幼稚和苦難的時代已經和正在過去了！」
鄂豫皖與中央紅軍有顯著不同的特點。鄂豫皖這邊，劉伯承、左權、朱瑞等都留學蘇聯的著名軍校，徐向前、許繼慎、蔡申熙、陳賡、左權，加上我這個蔣先雲的冒牌貨，僅黃埔一期的就有6個，四期的還有曾中生、倪志亮、姚家芳，留蘇、黃埔系濟濟一堂。
我對徐向前說：「總指揮，聽說你有七條軍事原則，說來聽聽吧。」
徐向前說：「我小結了游擊戰爭戰術原則七條：（1）集中作戰，分散游擊；（2）紅軍作戰，盡量號召群眾參加；（3）敵情不明，不與作戰；（4）敵進我退，敵退我進；（5）對敵採取跑圈的形勢；（6）對遠距離敵人，先動員群眾打擾敵人，再採取突擊的方式；（7）敵人如有堅固防禦工事，不與作戰。這些都很粗淺，還是聽聽曾中生的『飄忽』戰略吧。」
曾中生笑著說：「我把紅軍的戰法叫做『飄忽戰略』。所以謂之『飄忽』，就是在運動中殲滅敵人，忽東忽西，忽南忽北，來無蹤去無影，神出鬼沒地打得敵人措手不及。這種作戰方法，其實也是從打游擊時興起的，整天和敵人轉著圈子進行周旋，有進有退，有攻有防，也十分靈活……」
陳賡不愧為風流才子：「是呀！『飄忽』這個詞兒，就是形容快速、迅疾的意思，作戰行動，來去不定。我記得曹植的《洛神賦》中就有『飄忽若神』的名句……」
我說：「我們可以總結出十大軍事原則是：（1）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敵，后打集中和強大之敵。（2）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廣大鄉村，后取大城市。（3）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不以保守或奪取城市和地方為主要目標。保守或奪取城市和地方，是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的結果，往往需要反覆多次才能最後地保守或奪取之。（4）每戰集中絕對優勢兵力（兩倍、三倍、四倍、有時甚至是五倍或六倍於敵之兵力），四面包圍敵人，力求全殲，不使漏網。在特殊情況下，則採用給敵以殲滅性打擊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敵正面及其一翼或兩翼，求達殲滅其一部、擊潰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軍能夠迅速轉移兵力殲擊他部敵軍。力求避免打那種得不償失的、或得失相當的消耗戰。這樣，在全體上，我們是劣勢（就數量來說），但在每一個局部上，在每一個具體戰役上，我們是絕對的優勢，這就保證了戰役的勝利。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就將在全體上轉變為優勢，直到殲滅一切敵人。（5）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每戰都應力求有準備，力求在敵我條件對比下有勝利的把握。（6）發揚勇敢戰鬥、不怕犧牲、不怕疲勞和連續作戰（即在短期內不休息地接連打幾仗）的作風。（7）力求在運動中殲滅敵人。同時，注重陣地攻擊戰術，奪取敵人的據點和城市。（8）在攻城問題上，一切敵人守備薄弱的據點和城市，堅決奪取之。一切敵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備、而環境又許可加以奪取的據點和城市，相機奪取之。一切敵人守備強固的據點和城市，則等候條件成熟時然後奪取之。（9）以俘獲敵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員，補充自己。我軍人力物力的來源，主要在前線。（10）善於利用兩個戰役之間的間隙，休息和整訓部隊。休整的時間，一般地不要過長，儘可能不使敵人獲得喘息的時間。」
眾人都稱讚十大軍事原則總結得好。其實這是解放戰爭中**同志集20多年戰爭經驗總結出來的，當然是精華所在。
蔡申熙彙報了彭楊軍政學校的教育培訓情況。
劉伯承說：「部隊的正規化建設非常必要。我們面臨的作戰任務是空前的，我們的力量也比以前強大得多，有6個軍、5萬人。以後多為大兵團協同作戰，這和部隊長期以來養成的游擊主義，自由散漫，各自為政格格不入，而且兵源的補充使得這個問題日見突出。就以紅4軍為例，兵源的補充，從地區看，有鄂豫、皖西。俘虜也是各地、各兵種來的，而且有許多老弱及警察、機關雜員、差役等非戰鬥人員。從時間上說，則是參差不齊，都是陸陸續續，零零星星補充來的。
「其次是後勤的正規化建設。大兵團作戰的今天，必須建立起軍械、軍需、補給、運輸、勤務等一整套的機構及制度，才能適應部隊大縱深行動的需要。否則幾萬大軍雲集在狹小的區域內，道路不暢通，部隊擁擠，供給跟不上，物資饋乏，一切需要同時須由當地人民供應，給人民造成的負擔是沉重的。……」
鄂豫皖省委書記郭述申說：「是啊，現在蘇區苦啊，國民黨在準備發動大規模軍事「圍剿」的同時，加緊對我們蘇區的經濟封鎖，企圖使鄂豫皖蘇區軍民『不能存一粒米、一撮鹽、一勺水的補給』，造成經濟枯竭，無法生存下去。去年底起這種經濟封鎖更加緊了，敵人在蘇區周圍設立食鹽公賣局，限制每人每天只買鹽三四錢，每月不得超過一斤。嚴密的經濟封鎖給蘇區造成的困難越來越大。農民分得了土地，生產出來的稻穀、花生、大豆等農產品賣不出去，價格一跌再跌，而蘇區的食鹽、洋布、煤油、西藥等工業品，十分奇缺，價格越來越高。現在流行一句話：『有人拿走一粒鹽，店主趕過三家店。』由於工業品的缺乏，嚴重地影響了群眾的生產和紅軍的給養。加上實行的一些左的經濟政策，更是雪上加霜。現在根據地經濟嚴重惡化：工商業凋零，食鹽、布匹、藥品等日用品極端缺乏，價格昂貴，部分地方因缺糧而發生飢荒。」
我說：「曾中生同志，擬初到鄂豫皖時，不是糾正了一系列侵犯中農和工商業者利益的政策，拿出了恢復與建設蘇區的政策嗎？」
曾中生苦笑道：「當時是有效果，不過夜成了張國燾打倒我的罪狀之一。」
我說：「當務之急是發展經濟。我們的目的不但要發展生產，並且要使生產品出口賣得適當的價錢，又從白區用低價買得鹽布進來，分配給人民群眾，這樣去打破敵人的封鎖，抵制商人的剝削。我們要使人民經濟一天一天發展起來，大大改良群眾生活，大大增加我們的財政收入，把革命戰爭和經濟建設的物質基礎確切地建立起來。我看可以採取符合實際情況的靈活政策：獎勵私人商業經營各種蘇區必需的商品；對某些日用品和軍需品實行減稅；國營商業盡量利用私人資本與合作社資本，同他們實行多方面的合作；鼓勵國民黨統治區的商人到蘇區來做生意；從蘇區秘密派人到國民黨統治區開設商店和採購站等。總之，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發展蘇區的對外貿易，以蘇區多餘的生產品（木材、煙、紙等）與白區的工業品（食鹽、布匹、洋油等）實行交換，是發展蘇區經濟的樞紐。」
眾人聽了吃了一驚：「利用私人資本與合作社資本，有沒有右傾的嫌疑？」
我說：「現在我們的蘇區經濟，是由國營事業、合作社事業和私人事業這三方面組成的。我看對於私人經濟，只要不出於政府法律範圍之外，不但不應加以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獎勵。合作社經濟和國營經濟配合起來，經過長期的發展，將成為經濟方面的巨大力量，將對私人經濟逐漸佔優勢並取得領導的地位。我們要有計劃地組織人民的對外貿易，並且由國家直接經營若干項必要的商品流通，例如食鹽和布匹的輸入，煙和木材的輸出，以及糧食在內部的調劑等。」
「我們的土地政策，要縮小打擊面，要強調兩個區分：一個是嚴格區分中農和富農，另一個是也要區分富農和地主。富農與地主有分別。富農自己勞動，地主自己不勞動，所以對地主取消滅的政策，對富農則取削弱的政策。因此消滅富農的傾向是錯誤的，同時不應該把富農成分當做地主待遇。聯合中農是土地革命中最中心的策略。中農的向背，關係土地革命的成敗。所以要反覆向群眾說明這個策略，說明侵犯中農利益是絕對不許可的。為了聯合中農、不侵犯中農起見，要提出『富裕中農』來說明，要著重說明富農與中農交界地方，使富裕中農穩定起來。」
我最後說：「這些年政策是左了，對蘇區百姓陷於饑饉是有責任的。老百姓不但看我們打什麼旗幟，也在看著自己的肚子。我們應該更深刻地注意群眾生活的問題，要使廣大群眾認識我們是代表他們的利益的，是和他們呼吸相通的。真正的銅牆鐵壁是什麼？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這是真正的銅牆鐵壁，什麼力量都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們，我們卻要打破反革命。」
這一番言論，石破天驚，完全夠得上現行反革命罪行了，與我在蘇聯當著斯大林的面信誓旦旦也完全相反。不過我也只能這樣做了，不這樣蘇區經濟就得不到發展，至於後果，畢竟電台控制在我手裡，可以「形左實右」，臨時中央在今後相當一段時間是不會派人來鄂豫皖核查的。
為了打消眾人的顧慮，我當即表態：「所有的文件，由我一個人落名簽署。要是中央追究起來，你們就說迫於我的壓力，也沒有電台，就可搪塞過去。」
這可比陳昌浩、沈澤民那些宣傳品「右傾」十倍不止了，我暗暗苦笑。
眾人都同意了。鄂豫皖蘇維埃副主席鄭位三說：「特派員說得很好，現在下面的政策確實過左，照這樣下去不能糾正的話，我們都成了『王八蛋』了。」
眾人十分驚奇：「什麼『王八蛋』？」
鄭位三解釋說：「這是我路過豫南時學的『新名詞』，容我慢慢道來。肅反的流毒也影響到地方，有的地方土改過左，不僅亂殺地主、富農，連中農有的也不放過，整黨更是搞成了『唯成份論』，把幾個縣政府都解散了，縣長書記也被押起來批鬥，以致領導癱瘓，弄得整個縣吃不上飯。」
「光山一個機關幹部自以為肅反后可以掌權了，便說：現在要土改，於是通知政府上下300人開大會，搞貧農當權。成立主席團時，選出了一個伙夫、一個馬夫、一個奶媽。那些部長、廳長、科長都傻了眼。會場里貼著『貧農席』、『僱農席』、『王八蛋席』，人會場時各歸其位。有些人既非貧農，又非僱農。無處落座。主席團就判：要整黨，要革命，就是要革你們的命！勒令他們去坐『王八蛋席』。結果當奶媽的不帶孩子了，反過來說：給我弄飯吃，不是為人民服務嗎？我是人民！伙夫也不做飯了，說該廳長伺候他了。馬夫也不喂馬了，歡天喜地稱這是徹底翻身……」
眾人大笑不已，只有曾中生嚴肅說：「我們以前失敗的教訓在哪裡？國民黨、蔣介石、帝國主義搞不贏我們，而我們內部的機會主義卻會把自己搞垮。尤其是『左』，打倒一切，結果自己造成一個鉗子，把工農紅軍和蘇區死死地困到一個山上。實際上，蔣介石的『圍剿』並不厲害，因為我們實行了錯誤政策，蔣介石就很厲害了。因為你**自己給自己造『囚籠』嘛。你們蘇維埃政府的同志，也要象紅軍一樣，大力糾左。」
劉伯承說：「我們這個黨啊，只要革命一順利，事情一好辦，就自高自大，容易犯『左』。**大不得，一大就要搞小。可**有一種本領，一搞小就加緊團結，兢兢業業，就又能大。搞大又搞小，問題是在勝利的環境下，容易驕傲，排斥一切。這就是當前需要我們警惕的，為什麼要反『左』的道理。小列寧同志，你講是不是這個道理？」
鄭位三連聲稱是。
1932年元旦夜晚的這次談話，確定了紅四方面軍的軍事原則，以及經濟、土地政策，真正做到了主要「糾左」，從而為鄂豫皖革命根據地1932年的大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為了方便訪問,請牢記bxwx小說網，bxwx.net,您的支持是我們最大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