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英學校的怪現象

因為學生是陸陸續續來的，育英學校開始連年級都不好分。50年代初，分了從1到14班，數越小的級別越高。班與班之間有的差半年，有的差幾個月不等。

張紀宇的親身經歷是，到校先在最大數的14班。觀察了幾天，校長韓作黎找他談了一次話，又委託一個老師測驗了一下，感覺他和哪個班的水平接近，然後根據他的情況，給他調到了4班。

「直到我快畢業時，學校才根據哪幾個班的水平差不多，合成為一個年級。我們那個年級包括了3到7共5個班。我印象這種情況大概就是從此刻才有所改變，分了年級，逐漸規範化了。在臨近畢業時，我們不僅分了年級，同時又分了男女班。」

剛到萬壽路時沒幾個班，各班學生也少，一個班的男生一間大房間就住下了；女生也大致如此。也許是因為老房子是日本人建的，都不高。宿舍里每人一個放衣服、雜物的小柜子，都是推拉門的。睡覺的床是鐵制的上下床，鋼絲拉簧的，上面鋪著厚厚的棕墊。

吳陝立說：後來蓋了宿舍樓，男生在一層，女生在二層。洗澡的時候，由老師看著，男生在一邊，女生在另一邊。學校還是比較重視學生培養勞動觀念的，洗澡堂里用的木拖鞋，是高年級的同學自己動手釘做的。

一分男女班，自然而然容易孳生男女有別的觀念。但畢竟有過革命大家庭這重關係，「別」得不像社會上那麼厲害，但男女生興趣還是不太相同的，玩不太到一塊兒。

在育英學校，有些後來其他學校幾乎沒有的怪現象，一是每個班的學生年齡參差，有的懸殊很大;再就是有些同在此校的親姐妹或親兄弟，或姐妹、兄弟在同一年級；或妹妹、弟弟在高年級，姐姐、哥哥在低年級。

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是，許多孩子出生在老家或老根據地，有的一直被寄放在老家；有的在長征時，交給了原根據地的老百姓收養，因種種緣故他們沒能及時上學。而他們的妹妹、弟弟則出生在陝北根據地，或早些時候被接入根據地，到受教育的年齡就上了根據地自己辦的學校。

新中國成立，諸事安頓后，一些**的領導人，才考慮尋找那些交給老根據地老百姓撫養的孩子；或接回寄養在老家的孩子。那些當姐姐和當哥哥的儘管年齡大，卻得從一年級開始讀起。

父親在香港從事地下活動的李萬邦，姐夫是在新中國成立初給**當保健大夫的王鶴濱。他從老家投奔姐姐，進育英學校時，就和先到根據地的妹妹同年級；而小他好幾歲的弟弟才比他低一級，和毛遠新同學。

**家也出現了這種現象，但他家的情況與其他人家又不同。

李敏是**和賀子珍的女兒，生於1937年，比同父異母的妹妹李訥大3歲。她在4歲那年，被**送往蘇聯，和生母團聚。1946年因病長時間脫離工作的**中央候補委員王稼祥到蘇聯治病，他發現賀子珍母女在蘇聯的境況相當不好，經請示**后，在自己歸國之際，偕她們而行。

那時李敏還叫「嬌嬌」，和母親回國后，一直滯留在哈爾濱。直到1949年，賀子珍的妹妹賀怡來東北，才帶著賀子珍和嬌嬌一同去北平。

然而，當她們到天津時，有兩個幹部模樣的人上了火車，他們找到賀怡，向她表明是代表組織來的，組織的意見是只能一個人帶嬌嬌進北平，否則按黨的紀律處治。意思很清楚，賀子珍不宜進北平。留在天津的賀子珍後來隨譚震林南下到了浙江，繼而轉到上海，當了一段市委組織部副部長。

嬌嬌由姨媽賀怡帶到北平，送進了香山雙清別墅。據賀子珍的侄女，即賀子珍的兄長賀敏學之女賀小平回憶：性格也十分剛烈的賀怡，在把嬌嬌交給**的時候，曾向**提出要為自己的姐姐討個說法，**的回答很有中國寓蘊，讓人聽著既有兩分哀怨，又有三分滿足。賀怡也不好再說什麼了。

回到父親身邊時，李敏已在異國他鄉漂泊七八年了，已經忘記了自己的母語，所以回到祖國必須補上母語這一課。像她這樣情況的，在**領袖子女中還真不在少數。到育英小學后，李敏也要從頭學起，比同父異母的妹妹李訥還低一年級。和其他比自己妹妹、弟弟年級低的姐姐、哥哥不同的是，李敏受過教育，所以只學習語文，其他課程不必重複。

因為她比同班的同學明顯地大一些，中國話又說不好，有時詞不達意，聽著怪彆扭的，就比較引人矚目。也正是因為年紀稍長，她比較關心弱小的同學，常常扮演保護神的角色。有一次，她看見一個男同學欺負女同學，便挺身而出制止說：「不要欺負我們閨女！」

不料，她話一出口，引來周圍同學一片笑聲。同學善意地告訴她，「閨女」是大人稱呼孩子的，或專指未婚的成年女子，孩子不會自己叫自己「閨女」。有了這一次經驗之後，只要她說話同學發笑，她就要刨根問底地弄個明白。這樣一來，她中文學習進步得很快。不久，她可以結結巴巴地與人溝通語言了。因為育英小學的歷史短，最高不過三四年級，她就轉到有五六年級的八一小學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