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把斯大林氣死了」

一直在感受著歡樂的孩子們，在1953年春季才第一次感受新中國成立后的悲憫。那年的3月5日，蘇聯**中央委員會書記、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部長會議主席斯大林逝世了。消息向中國大眾播報時，已經是3月6日。

張紀宇說他還清楚地記得，那是一個風卷著塵沙的上午，他們正在校園勞動。學校突然通知，所有的人都回教室聽廣播。回到教室后，喇叭里傳來了斯大林逝世的訃告，**中央決定從3月7日到9日，誌哀三天。

受建國初期一邊倒的政治選擇的影響，中蘇友誼的強化宣傳，斯大林被樹立成世界社會主義陣營領袖的形象，其威望甚至高於**。中國**人的孩子們的心靈，經父輩的一再灌輸，盛滿了對斯大林的感情。聽聞噩耗，孩子們哭得昏天黑地，整個學校沉浸在一片悲哀之中。

徐建林回憶說:「孩子的感情是最真摯的。我們班有一個年紀較大的孩子，是張鼎丞的兒子，他哭得可傷心了。還有一個孩子，一邊哭，一邊罵美帝國主義，罵各國反動派，罵國民黨蔣介石，說是他們作惡多端，把斯大林氣死了。」

孩子們的悲痛里，大概還隱含著一重社會主義陣營的統帥去世了，誰將領導我們前進的憂慮。儘管他們還都很小，但這是那個時代背景下，這種體制的國度的人們的思維定式。

每臨領袖年事已高，或有了天不假年的預兆，就開始了接班的未雨綢繆;或領袖真的撒手人寰，誰是接班人像正等待打開的黑匣子，人們便自然而然地要有一種惴惴不安。不光是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就連另一個陣營的政治家們，也會感到焦灼。蒙哥馬利跑到中國，一再提出要見**，見面后又一個勁兒地刨根問底誰將是他的接班人，就是個很典型的例子。

那次，全校的孩子都和大人一樣，帶黑紗，參加了隆重的悼念活動。

「兩年後，我們育英小學內，又舉行了一次小範圍的悼念活動。」吳陝立最先向筆者憶起這件事：「那就是在『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中，在我們學校上學的鐘筱蘭、鍾延輝的爸爸鍾步雲犧牲了。」

1955年春，亞洲非洲會議在印度尼西亞首都萬隆召開，中國政府派出以國務院總理兼外長周恩來為首的代表團出席。4月11日，參加萬隆會議的中國代表團工作人員石志昂、李肇基、鍾步雲，記者沈建圖、黃作梅、杜宏、李平、郝鳳格，越南民主共和國代表團工作人員王明芳，波蘭記者斯塔列茨，奧地利記者嚴裴德11人，乘印度國際航空公司「克什米爾公主」號星座式客機，從香港機場起飛先期赴萬隆。

該機飛行近5小時后，在北婆羅洲沙撈月西北海面上空突然爆炸，右翼起火。機務人員企圖在海上迫降失敗，飛機在撞擊水面瞬間破裂，除3名機組人員，其餘15人皆遇難。

后經查實，香港航空公司僱員周梓銘化名周駒，被台灣當局特務機關以60萬港元收買，趁飛機起飛前加油時，在飛機右翼輪艙內，安放了定時炸彈，致使飛機爆炸失事。這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起國民黨集團製造的針對**領袖的恐怖行動中政府工作人員犧牲最多的事件。

4月17日，北京各界人士5000餘人，在中山公園音樂堂舉行追悼大會，悼念遇難烈士。此時，周恩來剛剛抵達萬隆，他在亞非會議上就此指出:「烈士的光榮姓名，將永遠寫在亞非各國人民和世界先進人類為和平事業而奮鬥的歷史上。歷史將永遠記住：他們是為亞非兩大洲人民的友好合作和獨立自由的事業犧牲的。」

然而追悼大會之前，還在育英小學讀書的鐘延輝，卻絲毫不知情。16日課間，鍾延輝正在校園活動，老師張寶璋突然把他叫進了辦公室，沒頭沒腦地向他詢問父親的名字。鍾延輝回答：「鍾步雲。」「是哪幾個字？」鍾延輝解說后，還等著老師繼續發問，可老師「呃」了一聲后，便讓走了。

星期六下午回家后，已經從育英小學畢業、上了師大女附中的姐姐告訴鍾延輝，父親遇難了，他就在「克什米爾公主」號上。第二天，姐姐替他帶上黑紗，和母親一起到中山公園音樂堂，參加了父親的公祭活動。

星期一回到學校后，學校在鍾延輝所在的班級里，也舉行了追悼活動。老師讓鍾延輝向同學介紹了他父親的情況。在他講完之後，有幾位同學相繼發了言，緬懷烈士，並對鍾延輝慰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