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Gear Guy(6)

「我跑到後面的山上。」86歲的李國秀站在橋上指著西邊說，「他們早上8點開始打仗，打了一天一夜。我們躲在山頭，看見22個紅軍過橋，前面帶路的七八個老百姓都被國民黨槍斃了，幾個被擊中的老百姓掉進了河裡。」愛德問她:「紅軍有22個過瀘定橋，你看到他們怎麼過的了嗎?」「看到了。老百姓在前面帶路，紅軍跟在後面。他們不知道怎麼過橋，橋上沒有木板，只掛著鐵鏈。過了河的老百姓都被槍斃了。」李國秀就住在大渡河的西岸，一直沒有搬過家。現在的房子已經整修過，是磚和水泥結構。1935年時她家的房子全是木頭做的，但拆下很多木板給紅軍做新的橋板。假如李國秀的回憶沒有失實，「飛奪瀘定橋」這一事件就少了些傳奇色彩———在當時的環境下，紅軍傷亡如此之少的確令人難以置信。歷史書籍和電影都沒有提到這些帶路的村民，恐怕是不願讓紅軍的英雄形象打折扣。然而正是那些無名百姓做出的大無畏的犧牲使得整個事件更具光輝。想起自己年輕的時候，李國秀無法抑制激動的情緒。她哭訴道:「當時生活很苦，現在好了，可我也老了。那時候國民黨把我們弄到監獄里，一頓就給我們一小碗飯，後邊還有人押著，讓我們老百姓給他們背東西。」日記選摘，馬普安，瀘定縣城，2003年8月11日……我試著向服務小姐要煮雞蛋，她問我要什麼樣的:「XX」還是「YY」?這個問題難住了我。我實在想不出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她又問了一遍，我蒙著說第二種。沒想到蒙對了，她真給我拿來了煮雞蛋。我又試著要北京大夫建議的「白米粥」，但飯館里沒有人明白我的意思。他們大聲笑了有十分鐘，然後大廚一個勁兒地說「稀飯」，我下次就改說稀飯了……瀘定位於四川盆地和青藏高原的交界處。從瀘定往西去西藏，路勢迅速走高。每天，許多軍用車輛轟鳴著開往西藏自治區邊界的芒康，當地人說那裡地勢險要。出了瀘定，我們就必須趕到迄今為止遇到的最高峰———二郎山的腳下。瀘定位於海拔1300米以上，二郎山口海拔3000米。我們重新分配了一下行李:愛德背大約30公斤，馬普安只背25公斤。團結村在二郎山的半山腰上。在村外的第一條盤山路上，我們向路邊的工人打聽哪裡有小路。「你們找不到。」他們三人中的一個說。最近我們經常聽到這樣的答覆。「是啊，如果你不告訴我們在哪兒，我們不可能找到它。」愛德說。「就算告訴你們，你們也找不到。」那個人說。「我們肯定能。」愛德說。「不可能，肯定不能。」最後另外兩人中的一個承認說確實有一條小路，在道班旁邊。我們走了大約200米，就找到道班，並且很快就看到了那條小路。早知道這麼好找，我們當初就不該問。快到山口的時候，我們遇到了一位牧人，問他下山的路怎麼走。「順著主路走就可以了。」他說。「不，我是想問小路。」愛德說。「你們不能走小路。」他說。「我只想知道小路在哪裡，勞駕你告訴我們，好嗎?」「那條路早沒人走了，別找了。」就這麼扯皮……結果呢，原來那條小路就直通山口，好找得很。我們毫不猶豫地上了路。但5分鐘后，小路消失了，周圍都是灌木叢。穿過灌木叢，一條盤山道橫在面前。顯然第一個給我們指路的人說的完全錯誤，第二個人對了。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你什麼時候應該聽當地人的建議，什麼時候不該聽。在走了九個多月、4000公里的長征路以後，我們面對這樣棘手的判斷仍是一籌莫展。我們決定在二郎山隧道東口附近宿營，這裡與我們在團結的宿營地直線距離不超過4公里。這時賈霽通過衛星電話給我們扔下一枚重磅炸彈:楊肖不會來和我們一起爬雪山了。馬普安的胃病讓他睡不成安穩覺。第二天早上，他發現愛德沒有裝乾糧，有點生氣，因為愛德常想:為什麼一切事情都指望我來做呢?我們默不作聲地喝著開水。離雪山只有10天的路程了。磽磧鄉是到夾金山前的最後一站，也是距離成都最近的藏族地區。為了利用夾金山脈的水資源，成百上千的工人來到這裡修建水電站。大壩大約兩年後建成，到那個時候整個河谷就會被淹沒。但它在消失之前，還在大踏步地向前發展。晚上我們寄宿在大自然餐廳，可愛的老闆夏瑞告訴我們，到時候當地人必須搬到東北邊的大山裡。即使是位於這座城市制高點的長征紀念館也要搬家。將來如果有人再來參觀**的軍隊為爬第一座雪山做準備的地方時，就必須穿上潛水服，蹬上腳蹼下水去看了。這是第一次，我們為前面將要面對的挑戰感到擔憂。長征的歷史明明白白地記載了大雪山上厚厚的積雪、霜凍、高山病導致的死亡，還有掉下懸崖的不幸犧牲。老紅軍說夾金山是長征途中最難走的一段。「在山頂上不能老休息。」87歲的賀文玳說，「有的同志不太懂，爬到山頂就休息，之後就起不來了。雪很厚，如果走錯路，掉進雪窟窿里就出不來了。」我們準備了一大袋子強效葯，以備因缺氧頭腦發脹、肺部積水時救急。我們兩個人對高山反應都沒有經驗。我們也裝了很多食品，並且第四次找了一個當地的嚮導帶我們走。35歲的楊學全到大自然餐廳的院子里來找我們。他個子很矮，還有點胖，正在吸著他的「飯後一支煙」，他看起來真不像是個能爬雪山的。於是我們的自信心大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