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之道與教育理想(1)

文/胡宗健楊金磚一位大二的中文系學生常同我談及他同窗五年的好友A。A在高中讀書時就是一位好寫手，小小年紀就有一些豆腐塊的詩文見諸報端了。可是在高校的兩年裡，再也不諳此道，而成了精於應酬的交際花。甫入高校校園，他立即與班主任打得火熱，爾後，則頻繁地出沒於團委、學生處、宣傳部和系領導的辦公室及私人住處，這時自然少不了做些家務活兒，當然也少不了與其對飲漫酌。所有這些，都可歸之為小心奉承的系列化運作。這一二年情感投資的所獲是豐盛的，學校中上層都信任他，學生官已拜至校園最高層，這使他更堅信了「走出書本」、「衝出書齋」的初衷不可動搖。對這位A，我起始愕然，繼而又覺得，在官本位的氣候下，無權的「英俊沉下僚」，A的這一選擇，又屬必然。如今，由這一官本位所輻射出的種種負面效應，如學術作假、學術泡沫、考生作弊、讀書無用，高校一概不缺，惟獨缺乏它自己的理念。高校現在奉行的商業和經濟邏輯，有些做法誠然有其現實的合理性，但是沒有考慮教育尤其是大學教育的根本目的。近代大學的理念，始見於18世紀洪堡創辦柏林大學時。「洪堡認為，教育的目的是充分發展個人的一切能力和個性，使之成為像古希臘人和法國人那樣意識到自己尊嚴的、有教養的、獨立自由的公民。……蔡元培的大學理念也基本體現了這些原則：『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教育是幫助被教育的人，給他能發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於人類文化上能盡一分子的責任；而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種特別器具，給抱有他種目的的人去應用的』。」這就是說，大學的社會責任意識不能隨著外部各種力量的介入而趨於淡化。它是知識的權威機構以教育培訓和資格認定的形式來控制個人乃至整個社會的流動；以知識佔有的不平等來構築合理化的社會不平等；它是蓄養高品位文化的世襲領地，從而培養一批批具有高貴精神氣質的成員；它是理想主義精神的堡壘，最崇尚精深的學術品格，拒斥現實的功利主義，厭棄弄虛作假，以犀利而又苛刻的視角，對卑污、貪婪和腐朽提出無情的批判，以趨向人們心中的社會價值權威的角色。正因了這種高品位文化和價值觀權威的自信，才賦予了它自身以凝重的社會責任感和對社會深切的關懷。這種對社會深切關懷的大學理念，蔡元培先生表現得最為執著。1917年1月，蔡先生走馬上任，執掌當時惟一的國立大學北京大學，同年12月17日，在校慶20周年紀念會上，蔡校長發表講話，先從在德國遊學時觀賞萊比錫大學500周年紀念以及柏林大學百年校慶的感受說起。感受之一，校齡只有萊比錫大學五分之一的柏林大學竟能後來居上。因此，校齡只有柏林大學五分之一的北京大學，「苟能急起直追，何嘗不可與為平行之發展」。紀念的話說過，即進入正題。其時蔡元培正關注「大學改制」，此後一個月發表的《大學改制之事實及理由》，開篇便是「竊查歐洲各國高等教育之編製，以德意志為最善」。紀念會的講話，也是以德國大學為標本，讚揚北大之由注重「實用」逐漸轉為強調「學理」：本校當20年前創設時，僅有仕學、師範兩館，專為應用起見。其後屢屢改革，始有八科之制，即經學、政法、文學、格致、造科、農科、工科、商科是也。民國元年，始並經科於文科，與德國新大學不設神學科相類。本年改組，又於文、理兩科特別注意，亦與德國大學哲學科之發達相類。所望內容以漸充實，能與彼國之柏林大學相頡頏耳。蔡元培的教育理想，與他遊學德國的經歷大有關聯。正如羅家倫所說，「他對於大學的觀念，深深無疑義地是受了19世紀初期建立柏林大學的馮波德和柏林大學那時代若干位大學者的影響。」柏林大學的榜樣，在蔡元培的視野里，一是強調研究自由，一是主張注重學理。前者發展出人所共知的思想自由與兼容並包兩大「主義」，後者則演變成為以文、理兩科為中心的辦學思想。遙想當年，陳獨秀這些大家名流那樣佩服蔡元培的地方就在於：自戊戌政變以來，蔡元培自己常常傾向於新的進步的運動，然而他在任北大校長時，對於守舊的陳漢章、黃侃，甚至主張清帝復辟的辜鴻銘，參與洪憲運動的劉師培，都因為他們學問可為人師而和胡適、錢玄同、陳獨秀容納在一校。這樣容納異己的雅量，尊重學術思想自由的卓見，在習於**好同惡異的東方人中實所罕見。這「兼容並包」化作燕園的文化造血機制，使北大獲得了絕非「一元論和獨斷論」，而是學術上民主和自由真正的可能性。20年代時為北大校長的蔣夢麟，在《北大之精神》一文中重申，「本校屢經風潮，至今猶能巍然獨存，決非偶然主事」，究其原則為二：一是大度包容，二是思想自由。如今滄桑巨變，但何謂代代相傳的「北大學風」？這便是。至於思想自由，它當然具有較大的涵容性，儘管理解的千差萬別，但獨立的膽識、感受力、判斷力和鑒別力則是其根本。這一思想不僅適用於學校與教師，也適用於教師與學生。譬如，作為今天的現代教育家，我們竟沒有一套比孔夫子更能開啟心智的教學授課方式。一部《論語》，實在值得只知道整天拿試題折磨、窒息學生思維的現代教師們好好加以研摩。如今，建立在標準化課本、標準化考試、標準化答案基礎之上的反個性的現代教育模式倒應該從孔夫子的教育模式中反思一下自己了：一次，顏淵、季路（子路）恭恭敬敬侍於夫子身旁，夫子卻對他們這種樣子不以為然，說：「盍各言爾志？」再一次，情形要散漫些——夫子和學生們隨隨便便地在一處坐著，其中，有個叫曾點的學生甚至無拘無束地自個兒在一旁擺弄樂器玩兒。這時，夫子拿出「個人志向」的問題要他儘管照自己的意願回答。子路、冉有、公西華三位弟子都踴躍而率性地答了，末了輪到曾點，「點，爾何如？」老師發問了，曾點居然不慌不忙，「鼓瑟希，鏗爾」，這才丟開瑟來回答老師的提問。而被扣上「師道尊嚴」帽子的夫子卻那樣寬厚，那樣平等溫和，「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這就是他當時對微顯躊躇和自覺不恭的曾點發出的鼓勵。「師道尊嚴」在哪裡？我們今天能見著這種尊重學生個性和思想自由的態度嗎？也正因了孔子的這種態度，曾點才能無所顧忌地道出如下和「夫子之道」標準南轅北轍的人生追求：「莫春，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