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之道與教育理想(2)

與其說孔夫子是師道尊嚴，在這兒，毋寧說是學道尊嚴。這當然不是夫子在裝扮自己，而是他教養人才的一貫立場。對此，我們可以從孔子在不同場合的一系列言論中看得出來：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思而不學則罔，學而不思則殆。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在孔夫子看來，只知不能識的人，只學而不思的人，舉一而不能反三的人，以世之好惡為己之好惡的人，縱使修得滿腹學問大約也如朽木一般「不可雕也」。人的成才不能簡單地歸結於知識的獲得，而在於獨立的見解，超拔的鑒識和判斷，卓越的洞悉和創見。蔡元培在執掌北大時期，是這一思想自由學風最鼎盛的時期。正像魯迅所指出的，正是這一學風，培養了北大師生的獨立精神，培養了他們對既成的文化、知識、權力進行不斷質疑與批判的精神。魯迅說：「第一，北大是常為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鋒，要使中國向著好的、往上的道路走。」「第二，北大是常與黑暗勢力抗戰的，即使只有自己。」蔡元培離任校長之後的北大又是如何呢？1924年，梁漱溟先生辭去北大教職。有人問他原因，他大致作了如下回答：覺得當時教育不對，對學生毫不關心；先生應與青年為友——幫著他們走路；所謂走路，指的是讓包括技能知識在內的一個人全部的生活往前走；教育應當是著眼一個人的全部生活，而領著他走人生大路，於身體的活潑、心理的樸實為至要。梁先生的看法，讓我們想起上述《論語》中描摹的情景：「莫春……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今日之高等院校，「品性感應品性」，「人感人」之教育狀況如何呢？不知孔老夫子或梁漱溟先生來到今日之高校是何感想？我們對教育的理解已變得非常狹隘。我們素有視讀書為改變身份地位、加官晉爵之當然途徑的傳統。事實上，也幾乎是惟一的途徑。這種情況，決定了我們並無「求知」的渴求，而只有「求仕」、「求名利」的祈望。因此，知識從未成為目的，只有手段的意義。並且即使作為手段，其主旨也非認識自然，改造自然，發展到今天，甚至用作假的自欺欺人的手段來作為獲取知識（技術職稱）的手段，作為一己的利祿之途。我們關於「幸福」的理解，大體是「金榜題名」、「光宗耀祖」，當然還有「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因此，讀書和「求功名」幾乎是同義的，並千百年來為國人所普遍接受和肯定。而今天，又是拜金主義比較盛行的時候，同時在人們的眼裡，「拜金」又與權力聯繫在一起，這樣，加官晉爵這種傳統意識形態就更會深入人心並隨時可能激活的。所以，當前教育確實難脫傳統的陰影。再者，目前高校已掀起一股易名之風。易名者，系講究品牌效應也，正確一點說，是拔高品位也。從來未聽說將大學易名為學院的，而是學院易名為大學，學校易名為學院，甚至幾個中專相聯合易名為學院。「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百家』之學府也」；「所謂大學者，非僅為多數學生按時授課，造成一畢業生資格而已也，實以是為共同研究學術之機關」（蔡元培語）。按照這些標準來衡量今天的新大學新學院，合格者幾何？但為著撐起這個名牌，就不惜一切方法去製造學問和學術，製作專業和教授，於是泡沫學術、泡沫專業應運而生，於是有其名而無其實的「教授」就橫空出世。其結果這些「教授」又喚起一些不學無術之徒採用百般手段，通過買版面和購書號的方式，進而大量炮製學術垃圾——論文和著作，於是堂而皇之的惡性循環愈演愈烈，幾乎達至不可收拾的地步。今天大家所抱怨的是教育質量的下降，學生眼光太窄，以獲得某種謀生技能而滿足，「才」氣不足，整體素質粗劣；學術上追求泡沫，不求真務實，不追求真理，神聖被消解，崇高被顛覆，學術被納入現行的商業秩序，喪失了自身的精神價值向度。所有這些，其原因不言自明。在今天，高等教育的平面化和平庸化趨勢彷彿不可遏制，即使有誰努力去抵制它，似乎也很難成功地捍衛蔡元培式或洪堡式的理念對於大學教育的既有影響。這是現代高等教育的內在困境。這種濁氣與泡沫、假冒與偽劣，已遍及各個角落。所以謝泳在《過去的教授》一文中，直言道：「說到過去的教授，我們年輕的一輩真有說不出的感慨，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都是教授，前後卻不大相同。……就學術而言，今日的教授更應當感到面紅耳赤心有愧才對。今日的教授已不再是學銜、學問的標誌，而是工資的一個級別，一個分配住房的資格，再加上一個享受公費醫療的待遇而已。」這裡謝老夫子的話雖有些偏激，然對當下的思考卻是嚴肅的，並不是空穴來風。但是，無論如何，高等學校總不應該成為假冒的學術產品市場和交易所之類。「大學就它所從事某些高等學問研究，以及它以人性的全面發展為目的，而非以現實的特殊功利為目的而言，可以說它是象牙塔。」這「象牙塔」里的成員，當然不是遠離塵世的世外高人，但也應是具有一定社會身份和真才實學的人士。換言之，高校的教師質量是保持學校聲望和地位的最重要的因素，最優秀的教師才能做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還能夠取得最大限度的外界支持。因此，一所大學能否成功，關鍵在於看它是否有一流的師資隊伍。世界級教育家、第一流的大學校長除洪堡、蔡元培外，還有哈佛大學前任校長科南特，90年代中期的哈佛校長博克，前任加州大學校長麥克·黑姆，斯坦福大學第五任校長史德齡和被譽為「矽谷之父」的副校長兼教務長特曼，都不約而同地以全力實施他們心中的教師和學術頂尖的戰略目標。斯坦福大學創建之初，創始人斯坦福先生馬上著手抓教師隊伍建設。據第一任校長喬丹回憶說：「斯坦福先生要我物色最優秀的教師。但他堅決不要那種徒有虛名或遊手好閒的人擔任教授。」按照這一要求聚集到斯坦福大學的第一批教師人數雖少，但都是拔尖級的。斯坦福大學經歷了首任校長奠基，第三任校長韋伯的起飛之後，到第五任校長史德齡和副校長特曼任職時已開始了更大發展階段。全面提出「學術尖頂」構想的，即是「矽谷之父」特曼。為了吸引冒尖人才，特曼解釋說：「一個運動隊里與其個個都能跳6英尺高，不如有一個能跳7英尺高。」同樣的道理，他主張：如果有9萬美元在手，與其平均分發給5位教授，每人得萬美元，就不如把3萬美元支付給其中一名佼佼者，而讓其他人各得萬美元。只要是尖端人才，特曼會不惜工本。在樹立尖頂系科上，特曼考慮的突破口有三個：化學、物理和電子工程。結果，化學這個項目稍遜，但也聘到了著名化學教授卡爾·傑拉西和威廉·約翰遜，並因他們的到來而吸引了大批新秀。物理學成績斐然，最突出的是布洛克因發現核磁共振現象而獲得1952年諾貝爾物理獎。電子工程由特曼自身挂帥，從而使「矽谷」成為該大學「教育」與「實業」結合的典範，並使該大學成為工業研究和開發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