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戰爭 第三章(2)

我曾經說過，我小時候十分害怕我的母親，只要她在房間里我就不進去，如果我在房間里她進來了，我就連忙溜出來。這種害怕既不是畏懼，也沒有導致仇恨，而是一種十分奇怪的不自在的感覺。我從不主動跟母親說話，除了要錢，她跟我說話我也不太搭理，我直到三十歲才開始懂事，知道要愛母親，母親養我這樣的女兒真是太虧了。我在寫信或說話中總是避免「媽」這個字眼，覺得說不出口似的。我想起插隊第二年的時候，有一天中午，母親從B鎮騎車三小時到生產隊看我，看到她我遲疑了一下，說：來了。母親很不高興，她說你連媽都不叫一聲，有你這樣的嗎，光乾巴巴地說「來了」。我害怕母親一定不是因為她對我粗暴，她是一個懂得科學育兒（這是她的本行）和能夠嚴格要求子女的母親，她只是不寵孩子，要讓孩子艱苦樸素。現在想來，她沒有任何地方值得我害怕，相反，她完全盡到了一個母親應盡的一切責任。我小時候經常發高燒，在那些全身灼熱的夜晚，我母親總是徹夜不眠，她用酒精棉球一遍遍地擦我的額頭，給我物理降溫，酒精的芬芳瀰漫在那些夜晚，它總是帶著我母親在孤獨的黑夜中無助的臉龐出現在我的回憶中。我父親在我三歲的時候就已去世，我長到十歲的時候，母親就總是跟我說：什麼事情都沒人可商量。我想像在那些我發燒的夜晚，母親一個獨身女人，是如何六神無主、心急如焚地等待天亮。我猜想母親當年拖了六年才再婚，一定是為了我，我父親去世的那年她才二十四歲，她一直到三十歲才再婚，在她二十四歲到三十歲的美麗歲月里，曾經有一個姓楊的叔叔經常到我家裡來，後來他不見了，聽母親的同事說楊叔叔的家庭成分是地主，母親怕影響我的前途。我想這是真的。我還想起來，母親再婚的時候確實跟我說過，她說你繼父成分好，以後不會影響你的前途。她又說：家裡還是要有個男人，這麼多年，凡事沒人可商量。當時我不懂這些，我只有十歲，我想：要人商量幹什麼？一切自己決定好了。那一年是一九六九年，是備戰的年月，城鎮人口一律疏散，她跟繼父商量的結果就是將我和弟弟送回另一個縣的農村老家。我當時想，還不如不商量的好。他們叫來了我的同父異母的姐姐，讓她把我和弟弟接回下鄉，我們經過地區所在縣玉林時，在姐姐的同學家吃了兩頓飯，其中有一頓是十分好吃的炒米粉。那裡還有一台織布機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這種奇怪的機器。在逛大街時我母親給我姐姐的五塊錢（在當時是一筆巨款）被小偷偷走了，我姐姐首先想到的是千萬不要把丟錢的事告訴媽。她找了熟人，讓我們坐上了開往家鄉縣城的解放牌大卡車，那車汽油味很重，我吐得天翻地覆才到靠近老家的一個小鎮。然後我們步行二十幾里回到老家，開始了每頓吃很稀的稀粥和很鹹的鹹菜的日子。那是我失學的日子，想起這段日子我心痛欲裂。起初我不知道我將失學了，我以為僅僅只是因為備戰，母親讓我回老家暫時躲一躲，很快就會把我接回家的。在農村的叔叔家一安頓下來，我立即給母親寫信，信發出之後幾天，我便每天到大隊部等回信，我每天都去，但每天都是白等。我等了快一個月，母親的信還是沒有來，這時姐姐說：多米，你不要再等了，你媽既然結婚了，你就在老家過吧，叔叔是好心人，不會嫌你的。這番話使我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我隱約感到，我也許回不了B鎮母親的身邊了。回老家的日子是暑假的日子，秋天到來的時候學校就開學了，開學的日子永遠是我的節日，我總是在開學之前的兩三天就興奮起來，心情輕鬆愉快，在那個四年級開始的學期，我在老家的山上割草打柴，沒有人想到我應該上學。我母親沒有來看我，也沒有給我寫信，現在想來，她當初也許是下了決心把我們放在老家了，她想她已經盡到了責任，一個人靠三十幾元工資拉扯了兩個孩子六年之久，她已經問心無愧了，林家的人有義務把林家的後代拉扯成人。在那段日子裡，我一有空就跑到大隊的學校張望，我遠遠地站在教室的後面，看著那些衣衫破舊的農村孩子在上課。我內心充滿了艷羨、焦慮和茫然，跟現在「希望工程」所要挽救的失學兒童毫無二致，唯一不同的只是他們是貧窮落後地區的農村孩子，我不是，我母親是國家幹部、醫務工作者。我站在老家的陌生土地上，聽著陌生的孩子們讀書的聲音，心裡充滿了悲傷和絕望，我想我是最優秀的學生啊，我怎麼就不能上學。我這樣想著的時候眼前就出現了我的老師和同學，我的算術老師會走到我的書桌前，把我提前許多天（有時是學期剛到一半我就把整個課本的算題做完了）做出的算題抄到他的課本上，他會認為我算出的都是對的。二十多年過去，老師寫信來，仍說我是他所教過的學生中最優秀的。命運有時真是十分古怪，如果不是後來母親又把我接回身邊上學，我很可能在叔叔家長到十六歲就嫁人了事。每當我想到這個可能的結局時就心驚膽顫，全身冰涼。每當我陷入絕境的時候，那個可能的命運常常像一張飢瘦的黃臉在我面前晃動，它提醒我，我現在的一切都是賺了的，我應該滿足。至今我感謝我的小叔叔，他能在他四個孩子之外收留我們姐弟，使我們吃上他的孩子也吃的很稀的稀粥和很鹹的鹹菜（那是一種用蘿蔔加大量生鹽熬煮幾天幾夜，直到把蘿蔔煮到發黑的地步才能完成，放在缸里，名稱叫「蘿蔔腩」的一種鹹菜）。叔叔讓我上山打柴是理所當然的，他認為我既然已經十歲了就不能白吃飯；他不讓我上學，也是理所當然的，他想既然我母親都想不到讓我上學他為什麼要多管閑事呢？所以我一點都不怨恨他。我在老家的日子裡，聽不懂他們說的客家話，沒有書看也沒有電影看（過年的時候二十多里地外放映《地道戰》，令老家人激動不已）。老家的日子使我沉默、孤僻和絕望。那些日子我沒有想念母親，我入神地想念的是我的同班女同學，我跟她們算不上很要好，但我想念她們。我入神地想念她們的外號、吵架的聲音、難聽的粗話，她們所有的惡劣行為在我的面前如繁花般燦爛和明亮，就像並不是我真正經歷過的，而是一個夢境或天堂，我與她們真正是隔了千山萬水，永遠不能再相見了。我懷著永別的心情給她們寫了一封信。回信很快就來了，信封脹鼓鼓的，寫著我的名字，這是我生平收到的第一封信，我激動不已地拆了封，裡面是大小不同的五六張紙，是五六個同學寫來的，她們每人抄了一段**語錄，那是當年的習慣，寫作文和寫信都要先抄語錄。她們不知道要給我怎樣的鼓勵才好，她們便抄道：「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寫了莊嚴的語錄，才是她們各自寥寥數語的信，「文革」中念書的四年級學生，除了抄語錄以外就表達不出別的意思了，她們的信空洞無物，甚至千篇一律，但我如獲至寶地捧著它們，就像捧著最精彩的故事，它們像火焰一樣一朵一朵地在我的頭頂開放，成為我的節日。我無數次地讀過它們之後我平靜地想：她們雖然還在念書，但她們不如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