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用哲學療傷

從八十年代進入九十年代，中國的社會場景發生了重大變化，思想啟蒙的氛圍突然消散，商業熱風迅速刮遍全國，時尚取代思潮成為時代的主要風景。人文知識分子被這個轉折從中心甩向了邊緣，有些人因此發出了人文精神失落的悲鳴。面對這個轉折，我的心情卻十分平靜。我對做風雲人物本來就沒有興趣，現在正好順乎我的天性，與時代拉開距離，回歸我的內在生活。個人生活中接連發生的變故也迫使我回到內心，沉思令我困惑的各種人生難題。九十年代發生了一件出乎我自己意料的事，就是我成了一個著名的散文作家。其實，寫這些東西的時候，我哪裡是在寫散文啊。因為妞妞的災難，因為婚變，我不得不勸慰自己，開導自己，而我的資源只有哲學，手段只有文字，於是寫下了許多哲學性的感悟和思考，這些東西便被人稱做了哲理散文。同時，由於變故導致的心情，我難以潛心做系統的學術工作和寫大部的著作，篇幅短小的文字就成了最合宜的形式。正是在那變故頻繁的五六年裡，我寫的散文數量最多，質量也比較高。表面看來，這好像是一個外力把我從一條軌道上撞到了另一條軌道上。可是，我因此脫離哲學的軌道了嗎？我相信沒有。在我迄今為止的全部生涯中，再也找不出這樣一個時候，我從哲學那裡獲得了如此重要的幫助，為此我對哲學滿懷感激。在此之後，彷彿由於慣性，我仍寫了不少散文。有一段時間，因為所謂名氣，約稿特別多，我又不善於拒絕，不免寫了一些臭文章，對自己並無真切感受和深入思考的問題發表了議論。好在我對這種情況及時引起了警惕，下決心基本上謝絕了約稿。我給自己確立了一個原則：我的寫作必須同時是我的精神生活，兩者必須合一，否則其價值就要受到懷疑。好的作者在寫作上一定是自私的，他決不肯僅僅付出，他要求每一次付出同時也是收穫。人們看見他把一個句子、一本書給予這個世界，但這只是表面現象，實際上他是往自己的精神倉庫里又放進了一些可靠的財富。這就給了我一個標準，凡是我不屑於放進自己的精神倉庫里去的東西，我就堅決不寫，不管它們能給我換來怎樣的外在利益。到2002年為止，我發表了三百多篇散文，先後結為《守望的距離》（1996）、《各自的朝聖路》（1999）、《安靜》（2002）三個集子。可以算作散文的還有隨感錄《人與永恆》（1992）和紀實作品《妞妞，一個父親的札記》（1996）、《南極無新聞——喬治王島手記》（2002）。我還出過一些別的集子，基本上是上述作品不同方式的選本，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人生哲思語編》（2000），它彙集了我的散文和隨感中的所謂精彩句子和段落，按照主題分類編排，能收一目了然之效。在所有作品中，我自己很喜歡《人生寓言》，其中多數正是在妞妞病重時寫的，卻看不出一點悲苦的痕迹，一切悲苦都被智慧化解了。在南極寫的那些思想札記，包括讀《聖經》札記也不錯，在千古荒原上沉思兩個月，這是多麼奢侈的事情，不寫出一點好東西是說不過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