戀舊與趨新／解璽璋

解璽璋《北京日報·文藝周刊》主編，長期擔任文化版面的採訪和編輯工作。前些天北京作協開會，晚上閑談，女作家趙凝被認為具有洞察男女內心秘密的本事，說到我，她認為我這個人容易「戀舊」。我沒有反對她的這個說法，而且還向在座的各位朋友交代了我的一段「**」，算是給這個說法一點支持。我說，當年下鄉支農，臨走時，一個女知青寫了一首詩送給我們。詩是這麼寫的：「萍水一邂逅，伯牙鍾子心。別後二十春，熏風頻送馨。」我當時真有點兒動心，以為是可以「君子好俅」的吧。但如今已經過了不止二十個春天，卻一點她的消息也沒有，儘管如此，我還是覺得，說不準哪一天，也許她就會出現在我的面前。我不知道這究竟算不算「戀舊」，如果算，恐怕也是單「戀」，是不能與王勃的「無為在歧路，兒女共沾巾」相提並論的，因為這個「舊」在寫了那首詩以後，很快就煙消雲散了，消逝在茫茫宇宙之間，一點痕迹也沒有留下。倒是在我的內心深處，還留下一個角落保存著對她的記憶。我輩行色匆匆，為生活而終日奔走，有時，戀舊的心情會從沒人看守的那個角落中溜出來，但也只是探一探頭兒，便稍縱即逝了。也有刻骨銘心的，比如向秀作《思舊賦》，悼念亡友嵇康、呂安，曾有「瞻曠野之蕭條兮，息余駕乎城隅。踐二子之遺迹兮，歷窮巷之空廬。嘆《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於殷墟」的句子，就隱含了自己太多的苦衷和怨憤。但一般人很少有這樣的經歷，比較多的還是劉半農在法國給周作人的信中所表達的：「你寄給我的《語絲》，真是應時妙品。我因為不久就回國，心目中的故鄉風物，都漸漸的愈逼愈近了……啟明的溫文爾雅，玄同的激昂慷慨，尹默的大棉鞋與大眼鏡，什麼人的什麼，什麼人的什麼……」其實，戀舊總是帶有很多個人色彩，是個人根深蒂固的生活習慣。阿城在講到思鄉的時候說：「思鄉這個東西，就是思飲食，思飲食的過程，思飲食的氣氛。」為什麼會這樣？無非是從小養成的飲食習慣在不定期地發作，就像你對初戀的思念總是難以割捨而保持終生一樣。在漫長的人生旅途中，舊時的一人一事、一草一木，經過時間的過濾和洗刷，都可能以某種更純粹的方式沉澱在我們的記憶中，並在我們長久的思念中越來越顯示其美好的價值。人們常說，人老了就容易戀舊，陳穀子爛芝麻都想起來了。在早我是不相信這種說法的，以為我老了必不會這樣。而近來我卻常有回憶往事的衝動，於是懷疑自己也已經開始老了。不過，老人的戀舊我們倒不必太當真，因為，很多對往事的懷戀是經過了記憶的甄別和篩選的，已經被我們的虛構和想象美化了，我們沉浸其中，陶醉其中，享受著那些發黃的記憶的殘篇斷簡帶給我們的安慰與滿足，撫慰我們日漸寂寞的靈魂。懷舊之風正是盛開在這片土壤上的憂鬱的花朵。但是也有一些人的戀舊，其實和個人的生活經驗無關，只是附庸於某種社會時尚。而這種時尚不是來自個人的記憶，它是商人、媒體和消費者共謀的結果，大家合力製造一種假象，以為這就是我們過去的生活。比如文化消費中的「紅色經典」熱，比如一些人的熱戀老傢具，比如被捧上天的四合院新居，說是懷舊，其實是趨新。而有些所謂趨新，打得正是懷舊的底子。舉個例子，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意識流和朦朧詩風行一時，許多人都說是創新，後來讀了二三十年代一些作家和詩人的作品，才知道，很多創新之作都沒有超過前輩作家已經達到的水準。新的就是好的，新的就是對的，以新舊劃線，結為陣營，一直鬧到文化大革命的「破四舊，立四新」，為了新的發展壯大，舊的只能被摧枯拉朽，掃進歷史的垃圾堆。結果是新的沒有立起來，舊的也所剩無幾，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所以現在才有人拿了假古董冒充真古董，或者拿了舊時的一鱗半爪冒充新的時尚來推銷。這是二十世紀的諸多病症之一，有時甚至是被意識形態化了。魯迅先生後來檢討自己的思想，認為是輕信了進化論的緣故。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有人曾調侃似地說，我們被創新之狗追得連撒尿的時間都沒有了，也是提醒我們不要輕信了新即好這樣的邏輯。這倒不是說有了火車和飛機，我們還要學李白杜甫，非牽著頭毛驢行走於世；也不必舊房子還有其審美價值，就一定拒絕搬進新房子；而以為關老爺的青龍偃月刀好就反對導彈和飛機，那簡直就是昏聵了。新的東西總有其可愛之處，我們大可不必因為戀舊而拒絕人類的文明新成果。不過，世間萬物能被新舊所區分，一定和現代的時間觀念聯繫著。有學者指出，在基督教的世界觀中，世俗時間是被創的，是由前後承續的瞬間構成的，所以，直線成為描述時間連續性的最佳圖像。在這裡，時間第一次並將永久地以一條直線從過去經過一個被稱為現在的點向未來延伸。隨著啟蒙運動的出現，特別是由於啟蒙運動后所發展出來的強大的物質力量，使西方獲得了世界化的權力，它的時間觀也進而影響到西方以外的世界。在我們的文化傳統中，過去、現在和未來之間的差異一直是相對的，它們之間的分界一直也是不固定的。但隨著線性時間的勝利，這種差異變得越來越明確，甚至成為我們價值選擇的一種標準。所以說，時間的感覺和知覺涉及到世俗生活的真正本質，它的影響不斷從科學與哲學中體現出來，構成了文化普遍主義的基石。恰恰是在這個意義上，非西方國家現代化的程度取決於這種對時間的意識。也就是說，時間已經成為西方人征服世界最有效的手段，它給非西方帶來的變化，比任何軍事力量、商品經濟都要有力得多，深刻得多。我們那麼愛用「新」來描述一個時間段，比如「新時代」、「新時期」、「新階段」、「新千年」甚至發展到在「新」的前面加上「后」，以示其後來，也就是更新，正是這種時間觀影響到我們的表徵之一。如果回到我們的文化傳統，時間是混沌的，新舊是共生的，一元復始，萬物更新，循環往複，以至無窮，戀舊和趨新又有什麼區別呢？不幸的是，回到傳統的路已經淹沒於歷史的荒原，我們都是無家可歸的孩子，未來充滿了未知的恐懼，而過去又因為疏遠而顯得異常陌生，我們只能試圖抓住自己的現在。海德格爾所寫《存在與時間》，就是要指出現代人的這種處境。對海德格爾來說，詩思乃回家捷徑。有人說，此路與老子之道暗通。其中所蘊涵的思想，或許能給我們一些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