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樂觀主義者的挑戰／許知遠

許知遠，男，1976年生人。1998年畢業於北京大學計算機系，自1998年起為《三聯生活周刊》、《新周刊》、《書城》、《21世紀經濟報道》等報刊撰稿，文風犀利。曾任《PCLife》執行主編、中國先生網主編、e龍網內容總監，現為《經濟觀察報》主筆，出版隨筆集《那些憂傷的年輕人》，《納斯達克的一代》等。像很多成長在北京、上海與廣州的青年一樣，我是個樂觀主義者，是一個對未來充滿信心、並拒絕成長的年輕人。我心智成熟的過程貫穿於90年代的中國。第一次聽到「市場經濟」這個名詞時我16歲；我大學一年級時知道了網景公司在美國上市，25歲的年輕人馬克·安德森一下子就成為了百萬富翁；21歲時，我在長安街上目睹了鄧小平靈車的駛過，它讓我想起了在書本上閱讀到的「十里長街送總理」，也是在這一年，我在北大五四廣場的電視投影上目睹了香港回歸這一刻；1999年，我走在前往美國使館抗議的遊行隊伍之中，卻怎麼也沒能找到歷史的參與感；我真正感覺到歷史正在改變的年份是2001年，9·11令人震驚，但令我的同齡人更為興奮的，還是成功申辦奧運會、中國隊進入世界盃與加入WTO這三件事，在一個全球已經陷入混亂的時刻，中國奇迹看起來瑰麗得不可思議，這種不可思議在2002年達到了新的巔峰。作為一位媒體從業者，我明顯感覺到我們的國際同行們正在以極高的熱情談論中國，不同國籍的政治家、經濟學家與新聞記者都在加入這個日益龐大的隊伍，我甚至懷疑在dot—com革命過後，他們一直是在試圖尋找新的熱門話題，而中國比生物科技更值得擔此重任。2003年是在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吸引FDI國的歡呼中展開的，而加入WTO一年的經驗表明，國際競爭的衝擊也沒有我們想象的那樣嚴重。同時，中國政府實現了建國44年以來，第一次平穩而正常的交接，一連串極富標誌性的行動，似乎都在暗示，中國正在踏上一條新的快速通道。就像類似胡鞍鋼這樣的樂觀主義者所憧憬的，2020年時，中國GDP將與美國達到類似的水平。世界第三大諮詢公司摩立特集團的總裁約瑟夫·富勒在2月份的上海告訴我，在50年後的歷史書中，只會分出幾個段落給伊拉克戰爭，而大部份篇幅將留給中國，他甚至對我說，2050年時，美國國務院中將出現會中文的決策人物，既然它已經容納了會說斯拉夫語系的基辛格、布熱津斯基與奧爾布萊特。而高盛集團的總裁決定加盟清華大學時，他的表達實在過分具有蠱惑性了：「在我的有生之年，再也不會出現比中國的崛起更令人激動人心的事件了。」「對於中國的精英階層而言，1997年—2002年是一個讓他們倍感興奮的年代。」一位中國年輕的企業家這樣總結過去的5年。中國的未來看起來是如此炫目，高速經濟增長已持續了將近四分之一個世紀，全球化給中國帶來了上千億美元的直接投資，而加入WTO則似乎確保了這一切美妙的發展已不可回頭——你看，全球化潮流勢不可擋。我們固執地相信，只要GDP增長保持在7或8個百分點上，其他一切問題就可能迎刃而解。是的，我們可能有很多艱難的挑戰，我們的農村問題，我們的失業問題，我們面臨的自然災害，我們的公共衛生系統，或是隨時可能變動的國際環境。但是這些挑戰在整個90年代都出現過，但是我們總是安然地渡過了。當一種無法辨別的病毒出現時，我們所有光明的預設看起來都正在煙消雲散了，幾天前公布的的第一季度GDP增長率也未能減緩這種憂慮。我承認4月21日這一天，我似乎終於開始理解美國人在9·11之後的感受。27年的淺薄經驗告訴我，幾乎從未有這樣一個時刻，死亡感比現在更清晰地呈現在我面前。這一次我不是在電視上目睹著悲劇的誕生，我身邊樣式繁多的口罩不斷在提醒我，你的危險處境。我們言之鑿鑿地相信9月10日的紐約與9月12日的紐約彷彿是兩個世界，但只有美國人（甚至只有紐約人）才能切身體驗到這種變化。同樣的，一直到4月初，我仍在相信，香港人對於這種陌生的疾病的恐慌是過度文明的表現，這可能不過是另一場禽流感，1997年的金融危機比這嚴重得多。但是，這種膚淺的樂觀似乎正在嚴峻的現實前消失。是的，我們可以重複「比恐懼更為恐懼的是恐懼本身」，但是在此時此刻，這種說法令人信服嗎？我的床頭擺放著《霍亂時期的愛情》與《屋頂上的輕騎兵》，文學中的歡樂可以抵禦現實的可怕嗎？這場疾病將深刻地改變我對於自己的未來與周圍世界的觀點，我現在無需再抱怨我們未曾經歷驚心動魄的歷史性時刻，我像中世紀的卜加丘，法西斯時期的加繆，或是9·11時期《紐約時報》記者一樣，被賦予一次見證重要的歷史事件的機會。這或許是我們這一代人轉型時刻，就像1978年對於50歲那一代人的重要意義一樣。我們的那些高歌猛進、在新技術與全球化氛圍中自由舒展的精神狀態如今受到嚴重的挫折，我們的茫然無措與發自內心的恐懼，將重新塑造我們對自己的設計。這場SARS風暴，清除了我們頭腦中「光明的前景不可避免」的幻想。我們尚且無法評價出正在發生的SARS事件對中國的歷史意義，因為我們無法確信自己身處事件之中的判斷。但在某種程度上，2003年之於中國，正相似於1997年之於東南亞，2001年之於美國，它是我們慣性思維的一次巨大顛覆，並在短期內將我們拋入不確定感。但是，一切真的改變了嗎？是的，1997年之後，我們不再談論「亞洲價值觀」與「東亞奇迹」，但一個不能否認的事實是，東亞在過去30年的巨大成就並非失去了意義，金融風暴令它們痛苦，也給予它們一次更深刻的調整自己的機會，把握住機會的國家比如韓國，變得更為健康，而印度尼西亞則陷入混亂。而在9·11之後的幾個月，我們都在談論美國的脆弱性，但這種談論改變不了美國仍是無比強大，9月12日的美國像9月10日的美國一樣，經濟發達與軍事強盛。我們總是容易陷入極端的情緒，要麼「亞洲價值觀」創造一切奇迹，要麼就一錢不值。理性或許並不能立刻幫助我們解決問題，卻可以幫助我們更清晰地認識眼前的問題。它使我們在熱情高漲時，能夠意識到存在的弊端，而在巨大的恐慌時，也能告訴自己，不要被過分渲染的情緒所欺騙。我相信，這次危機使我們告別了「歷史的假期」，但這也並非意味著中國過去25年的成就變得毫無意義——僅僅因為它在一場突然的危機中表現失利。不過到目前為止，作為一位27歲的年輕人，我感覺到某種恐懼，卻仍未拋棄掉一直以來的樂觀氣質。在我的成長中經歷了好幾次泡沫，它們要麼感覺無比絢爛，比如互聯網泡沫，要麼無比悲慘，比如恐怖主義的泡沫，但這些泡沫都很快被戳破了，儘管身處當中時，人們的情緒使這些泡沫越吹越大。但這一次，SARS會是另一次泡沫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