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的智慧(1)

孟湄送我這本她翻譯的昆德拉的文論《被背叛的遺囑》，距今快三年了。當時一讀就非常喜歡，只覺得妙論迭出，奇思突起。我折服於昆德拉既是寫小說的大手筆，也是寫文論的大手筆。他的文論，不但傳達了他獨到而一貫的見識，而且也是極顯風格的散文。自那以後，我一直想把讀這書的感想整理出來，到今天才算如了願，寫成這篇札記。我不是小說家，我所寫的只是因了昆德拉的啟發而對現代小說精神的一種理解。一小說在思考小說曾經被等同於故事，小說家則被等同於講故事的人。在小說中，小說家通過真實的或虛構的(經常是半真實半虛構的)故事描繪生活，多半還解說生活，對生活作出一種判斷。讀者對於小說的期待往往也是引人入勝的故事，以故事是否吸引人來評定小說的優劣。現在，面對卡夫卡、喬伊斯這樣的現代小說家的作品，期待故事的讀者難免困惑甚至失望了，覺得它們簡直不像小說。從前的小說想做什麼是清楚的，便是用故事諷喻、勸誡或者替人們解悶，現代小說想做什麼呢?現代小說在思考。現代一切偉大的小說都不對生活下論斷，而僅僅是在思考。小說的內容永遠是生活。每一部小說都描述或者建構了生活的一個片段，一個縮影，一種模型，以此傳達了對生活的一種理解。對於從前的小說家來說，不管他們對生活的理解多麼不同，在每一種理解下，生活都如同一個具有確定意義的對象擺在面前，小說只需對之進行描繪、再現、加工、解釋就可以了。在傳統形而上學崩潰的背景下，以往對生活的一切清晰的解說都成了問題，生活不再是一個具有確定意義的對象，而重新成了一個未知的領域。當現代哲學陷入意義的迷惘之時，現代小說也發現了認識生活的真相是自己最艱難的使命。在《被背叛的遺囑》中，昆德拉談到了認識生活的真相之困難。這是一種悖論式的困難。我們的真實生活是由每一個"現在的具體"組成的，而"現在的具體"幾乎是無法認識的，它一方面極其複雜，包含著無數事件、感覺、思緒，如同原子一樣不可窮盡，另一方面又稍縱即逝，當我們試圖認識它時，它已經成為過去。也許我們可以退而求其次，通過及時的回憶來挽救那剛剛消逝的"現在"。但是，回憶也只是遺忘的一種形式，既然"現在的具體"在進行時未被我們認識，在回憶中呈現的就更不是當時的那個具體了。儘管如此，我們仍然只能依靠回憶，因為它是我們的惟一手段。回憶不可避免地是一個整理和加工的過程，在這過程中，邏輯、觀念、趣味、眼光都參與進來了。如此獲得的結果決非那個我們企圖重建的"現在的具體"，而只能是一種抽象。例如，當我們試圖重建某一情境中的一場對話時，它幾乎必然要被抽象化：對話被縮減為條理清晰的概述，情境只剩下若干已知的條件。問題不在於記憶力，再好的記憶力也無法復原從未進入意識的東西。這種情形使得我們的真實生活成了"世上最不為人知的事物"，"人們死去卻不知道曾經生活過什麼"。我走在冬日的街道上。沿街栽著一排樹，樹葉已經凋零，只剩下光禿禿的枝幹。不時有行人迎面走來，和我擦身而過。我想到此刻在世界的每一個城市，都有許多人在匆匆走著，走過各自生命的日子，走向各自的死亡。人們匆忙地生活著，而匆忙也只是單調的一種形式。匆忙使人們無暇注視自己的生活，單調則使人們失去了注視的興趣。就算我是一個詩人，作家，學者，又怎麼樣呢?當我從事著精神的勞作時，我何嘗在注視自己的生活，只是在注視自己的意象、題材、觀念罷了。我思考著生活的意義，因為抓住了某幾個關鍵字眼而自以為對意義有所領悟，就在這同時，我的每日每時的真實生活卻從我手邊不留痕迹地流失了。好吧，讓我停止一切勞作，包括精神的勞作，全神貫注於我的生活中的每一個"現在的具體"。可是，當我試圖這麼做時，我發現所有這些"現在的具體"不再屬於我了。我與人交談，密切注視著談話的進行，立刻發現自己已經退出了談話，彷彿是另一個虛假的我在與人進行一場虛假的談話。我陷入了某種微妙的心境，於是警覺地返身內視，卻發現我的警覺使這微妙的心境不翼而飛了。一個至死不知道自己曾經生活過什麼的人，我們可以說他等於沒有生活過。一個時刻注視自己在生活著什麼的人，他實際上站到了生活的外邊。人究竟怎樣才算生活過?二小說與哲學相靠近如何找回失去的"現在"，這是現代小說家所關心的問題。"現在"的流失不是量上的，而是質上的。因此，靠在數量上自然主義地堆積生活細節是無濟於事的，惟一可行的是從質上找回。所謂從質上找回，便是要去發現"現在的具體"的本體論結構，也就是通過捕捉住"現在"中那些隱藏著存在的密碼的情境和細節，來揭示人生在世的基本境況。昆德拉認為，這正是卡夫卡開闢的新方向。昆德拉常常用海德格爾的"存在"範疇表達他所理解的生活。基本的要求仍然是真實，但不是反映論意義上的，而是本體論意義上的，"存在"範疇所表達的便是這種本體論意義上的生活之真實。小說中的"假"，種種技巧和虛構，都是為這種本體論意義上的真服務的，若非如此，便只是純粹的假--純粹的個人玩鬧和遐想--而已。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