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的智慧(5)

六道德判斷的懸置人類有兩種最根深蒂固的習慣，一是邏輯，二是道德。從邏輯出發，我們習慣於在事物中尋找因果聯繫，而對在因果性之外的廣闊現實視而不見。從道德出發，我們習慣於對人和事做善惡的判斷，而對在善惡的彼岸的真實生活懵然無知。這兩種習慣都妨礙著我們研究存在，使我們把生活簡單化，停留在生活的表面。對小說家的兩大考驗：擺脫邏輯推理的習慣，擺脫道德判斷的習慣。邏輯解構和道德中立--這是現代小說與古典小說的分界線，也是現代小說與現代哲學的會合點。看事物可以有許多不同的角度，道德僅是其中的一種，並且是相當狹隘的一種。存在本無善惡可言，善惡的判斷出自一定的道德立場，歸根到底出自維護一定社會秩序的需要。可是，這類判斷已經如此天長日久，層層纏結，如同蛛網一樣緊密附著在存在的表面。一個小說家作為存在的研究者，當然不該被這蛛網纏住，而應進入存在本身。寫小說的前提是要有自由的眼光，不但沒有禁區，凡存在的一切皆是自己的領地，而且拒絕獨斷，善於發現世間萬事的相對性質。古往今來，在設置禁區和助長獨斷方面，道德起了最重要的作用。因此，惟有超脫於道德的眼光，才能以自由的眼光研究存在。在此意義上，昆德拉說：小說是"道德判斷被懸置的領域"，把道德判斷懸置，這正是小說的道德。從小說的智慧看，隨時準備進行道德判斷的那種熱忱乃是最可恨的愚蠢。安娜是一個墮落的壞女人，還是一個深情的好女人?渥倫斯基是不是一個自私的傢伙?托爾斯泰不問自己這樣的問題。聰明的讀者也不問，問並且感到困惑的讀者已經有點蠢了，而最蠢的則是問了並且做出斷然回答的讀者。昆德拉十分瞧不起卡夫卡的遺囑執行人布洛德，批評他以及他開創的卡夫卡學把卡夫卡描繪成一個聖徒，從而把卡夫卡逐出了美學領域。某個卡夫卡學者寫道："卡夫卡曾為我們而生，而受苦。"昆德拉譏諷地反駁："卡夫卡沒有為我們受苦，他為我們玩兒了一通!"世上最無幽默感的是道德家。小說家是道德家的對立面，他發明了幽默。昆德拉的定義："幽默：天神之光，世界揭示在它的道德的模稜兩可中，將人暴露在判斷他人時深深的無能為力中；幽默，為人間萬事的相對性而陶醉，肯定世間無肯定而享奇樂。"我們平時斤斤計較於事情的對錯，道理的多寡，感情的厚薄，在一位天神的眼裡，這種認真必定是很可笑的。小說家具有兩方面的才能。一方面，他在日常生活中也難免認真，並且比一般人更善於觀察和體會這種認真，細緻入微地洞悉人心的小秘密。另一方面，作為小說家，他又能夠超越於這種認真，把人心的小秘密置於天神的眼光下，居高臨下地看出它們的可笑和可愛。上帝死了，人類的一切失去了絕對的根據，哲學曾經為此而悲嚎。小說的智慧卻告訴我們：你何不自己來做上帝，用上帝的眼光看一看，相對性豈不比絕對性好玩得多?那麼，從前那個獨斷的上帝豈不是人類的贗品，是猜錯了上帝的趣味?小說教我們在失去絕對性之後愛好並且享受相對性。七生活永遠大於政治對於諸如"傷痕文學"、"改革文學"、"流亡文學"之類的概念，我始終抱懷疑的態度。我不相信可以按照任何政治標準來給文學分類，不管充當標準的是作品產生的政治時期、作者的政治身份還是題材的政治內涵。我甚至懷疑這種按照政治標準歸類的東西是否屬於文學，因為真正的文學必定是藝術，而藝術在本質上是非政治的，是不可能從政治上加以界定的。作家作為社會的一員，當然可以關心政治，參與政治活動。但是，當他寫作時，他就應當如海明威所說，像吉卜賽人，是一個同任何政治勢力沒有關係的局外人。他誠然也可以描寫政治，但他是站在文學的立場上、而不是站在政治的立場上這樣做的。小說不對任何一種政治作政治辯護或政治批判，它的批判永遠是存在性質的。奧威爾的《一九八四》被昆德拉稱做"一部偽裝成小說的政治思想"，因為它把生活縮減為政治，在昆德拉看來，這種縮減本身正是**精神。對於一個作家來說，不論站在何種立場上把生活縮減為政治，都會導致取消文學的獨立性，把文學變成政治的工具。把生活縮減為政治--這是一種極其普遍的思想方式，其普遍的程度遠超出人們自己的想像。我們曾經有過"突出政治"的年代，那個年代似乎很遙遠了，但許多人並未真正從那個年代里走出。在這些人的記憶中，那個年代的生活除了政治運動，剩下的便是一片空白。蘇聯和東歐解體以後，那裡的人們紛紛把在原體制下度過的歲月稱做"失去的四十年"。在我們這裡，類似的論調早已不脛而走。一個人倘若自己不對"突出政治"認同，他就一定會發現，在任何政治體制下，生活總有政治無法取代的內容。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記》表明，甚至苦役犯也是在生活，而不僅僅是在受刑。凡是因為一種政治制度而叫喊"失去"生活的人，他真正失去的是那種思考和體驗生活的能力，我們可以斷定，即使政治制度改變，他也不能重獲他註定要失去的生活。我們有權要求一個作家在任何政治環境中始終擁有上述那種看生活的能力，因為這正是他有資格作為一個作家存在的理由。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