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貴在行胸臆(2)

前四種快活，氣象已屬不凡，誰知他筆鋒一轉，說享盡人生快樂以後，一敗塗地，淪為乞丐，又是一種快活!

中郎文中多這類飛來之筆，出其不意，又順理成章。世人常把善終視作幸福的標誌，其實經不起推敲。

若從人生終結看，善不善終都是死，都無幸福可言。若從人生過程看，一個人只要痛快淋漓地生活過，不管善不善終，都稱得上幸福了。

對於一個洋溢著生命熱情的人來說，幸福就在於最大限度地窮盡人生的各種可能性，其中也包括困境和逆境。

極而言之，樂極生悲不足悲，最可悲的是從來不曾樂過，一輩子穩穩噹噹，也平平淡淡，那才是白活了一場。

中郎自己是個充滿生命熱情的人，他做什麼事都興緻勃勃，好像不要命似的。

愛山水，便說落雁峰"可值百死"。愛朋友，便嘆"以友為性命"。他知道"世上希有事，未有不以死得者"，值得要死要活一番。

讀書讀到會心處，便"燈影下讀復叫，叫復讀，僮僕睡者皆驚起"，真是忘乎所以。

他愛女人，坦陳有"青娥之癖"。他甚至發起懶來也上癮，名之"懶癖"。

關於癖，他說過一句極中肯的話："余觀世上語言無味面目可憎之人，皆無癖之人耳。

若真有所癖，將沉湎酣溺，性命死生以之，何暇及錢奴宦賈之事。"有癖之人，哪怕有的是怪癖惡癖，終歸還保留著一種自己的真興趣真熱情，比起那班名利俗物來更是一個活人。

當然，所謂癖是真正著迷，全心全意，死活不顧。譬如巴爾扎克小說里的於洛男爵，愛女色愛到財產名譽地位性命都可以不要，到頭來窮困潦倒，卻依然心滿意足，這才配稱好色，那些只揩油不肯作半點犧牲的偷香竊玉之輩是不夠格的。

四一面徹悟人生的實質，一面滿懷生命的熱情，兩者的結合形成了袁中郎的人生觀。

他自己把這種人生觀與儒家的諧世、道家的玩世、佛家的出世並列為四，稱作適世。

若加比較，儒家是完全入世，佛家是完全出世，中郎的適世似與道家的玩世相接近，都在入世出世之間。

區別在於，玩世是入世者的出世法，懷著生命的憂患意識逍遙世外，適世是出世者的入世法，懷著大化的超脫心境享受人生。

用中郎自己的話說，他是想學"凡間仙，世中佛，無律度的孔子"。明末知識分子學佛參禪成風，中郎是不以為然的。

他"自知魔重"，"出則為湖魔，入則為詩魔，遇佳友則為談魔"，捨不得人生如許樂趣，絕不肯出世。

況且人只要生命猶存，真正出世是不可能的。佛祖和達摩舍太子出家，中郎認為是沒有參透生死之理的表現。

他批評道："當時便在家何妨，何必掉頭不顧，為此偏枯不可訓之事?

似亦不圓之甚矣。"人活世上，如空中鳥跡，去留兩可，無須拘泥區區行藏的所在。

若說出家是為了離生死，你總還帶著這個血肉之軀，仍是跳不出生死之網。

若說已經看破生死，那就不必出家，在網中即可作自由跳躍。死是每種人生哲學不可迴避的根本問題。

中郎認為，儒道釋三家，至少就其門徒的行為看，對死都不甚了悟。儒生"以立言為不死，是故著書垂訓"，道士"以留形為不死，是故鍛金鍊氣"，釋子"以寂滅為不死，是故耽心禪觀"，他們都企求某種方式的不死。

而事實上，"茫茫眾生，誰不有死，墮地之時，死案已立。"不死是不可能的。

那麼，依中郎之見，如何才算了悟生死呢?說來也簡單，就是要正視生之必死的事實，放下不死的幻想。

他比較讚賞孔子的話："朝聞道，夕死可矣。"一個人只要明白了人生的道理，好好地活過一場，也就死而無憾了。

既然死是必然的，何時死，緣何死，便完全不必在意。他曾患嘔血之病，擔心必死，便給自己講了這麼一個故事：有人在家裡藏一筆錢，怕賊偷走，整日提心弔膽，頻頻查看。

有一天攜帶著遠行，回來發現，錢已不知丟失在途中何處了。自己總擔心死於嘔血，而其實遲早要生個什麼病死去，豈不和此人一樣可笑?

這麼一想，就寬心了。總之，依照自己的真性情痛快地活，又抱著宿命的態度坦然地死，這大約便是中郎的生死觀。

未免太簡單了一些!然而，還能怎麼樣呢?我自己不是一直試圖對死進行深入思考，而結論也僅是除了平靜接受，別無更好的法子?

許多文人，對於人生問題作過無窮的探討，研究過各種複雜的理論，在兜了偌大圈子以後，往往回到一些十分平易質樸的道理上。

對於這些道理，許多文化不高的村民野夫早已瞭然於胸。不過，倘真能這樣，也許就對了。

羅近溪說："聖人者，常人而肯安心者也。"中郎贊"此語抉聖學之髓"，實不為過譽。

我們都是有生有死的常人，倘若我們肯安心做這樣的常人，順乎天性之自然，坦然於生死，我們也就算得上是聖人了。

只怕這個境界並不容易達到呢。19923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