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分歧與赫爾利(1)

正如前面所說的，美國並不總是認為蔣介石是一位最滿意的戰時盟友。蔣與**之間的長期分歧清楚地表明：一俟抗日戰爭結束，國民黨與**之間的內戰將是不可避免的。蔣介石與史迪威將軍也發生了爭吵。1944年7月，他越過史迪威將軍請羅斯福總統派一位有影響力的人來中國，該人要享有總統的充分信任，蔣介石本人能夠與他在所有的政治和軍事問題上進行合作。蔣介石需要一個富有遠見、有政治能力和想像力的人，因為他相信軍事合作必須建立在其他領域合作的基礎上。直接聯絡的建議與羅斯福通過個人代表處理事務的愛好是相違背的。羅斯福5月份就曾經告訴華萊士，他相信美國的調停者能夠"與其他人一起商量"並達成政治妥協，羅斯福在這種情況下需要這樣做。羅斯福擔心假如中國發生內戰，俄國人可能會乘機奪取中國東北。8月10日，羅斯福總統通知蔣介石，他挑選了赫爾利少將擔任這個工作。61歲的赫爾利將軍是一個來自俄克拉何馬白手起家的百萬富翁、律師兼投資人。他自命不凡，自以為具有高超的談判能力。事實上，戰前，他曾經在與墨西哥的談判中為辛克萊爾（Sinclair）石油公司爭取到有利的結果。與赫爾利將軍同行的是唐納德·納爾遜（DonaldNelson），此人是美國前戰時生產局局長，被派往重慶協助中國政府計劃和組織生產。赫爾利的挑選緣起於陸軍部。起初，關於使命的目的，在他和陸軍部或國家之間沒有明顯的差別。與中國戰區的其他許多美**官形成反差，他們的語言能力和文化知識致使他們在中國國內問題上選擇支持某一方，赫爾利則把自己看成是只代表美國的利益和目標，他努力從這個立場而不是個人信念來行動。根據赫爾利將軍給國務院的報告，白宮8月18日給他的指令如下：充任美國總統向蔣委員長派出的私人代表；促成蔣和史迪威將軍之間的和諧關係，並協助史迪威將軍對自己麾下的中**隊行使指揮權；完成一些與軍事供應有關的其他任務；保持與大使高思的密切聯繫。一旦蔣介石同意接受赫爾利將軍和唐納德·納爾遜擔任羅斯福總統的發言人，羅斯福將向委員長施壓，讓史迪威將軍指揮蔣介石麾下的全部中**隊。在馬歇爾8月12日提議、8月23日發出的一個信息里，羅斯福催促蔣介石儘可能"根據軍事狀況的嚴峻性，根據慎重考慮、周密的安排儘早採取行動，以產生決定性的結果"。羅斯福總統明白在渴求的指揮崗位上安排一位美**官的政治困難，但他確信赫爾利將軍、史迪威將軍和他們兩人之間能充分理解這個政治難題。赫爾利將軍在中國的旅途是1945年8月18日以羅斯福總統的私人代表開始的。他和唐納德·納爾遜經由莫斯科飛到重慶，在莫斯科，他們與俄國外交部長莫洛托夫交換了中國的情況。按照唐納德·納爾遜的解釋，他在中國的主要事情是中國的經濟事務，而赫爾利將軍則是軍事事務。因為同中國在戰時的合作是"至關重要的"，要取得這種合作，美國政府必須支持委員長並促成中國的完全團結。唐納德·納爾遜問蘇聯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莫洛托夫回答說，中國對加強與蘇聯關係的興趣不大，中蘇關係近年來惡化了。莫洛托夫接著說，時下中國人民的狀況是，有人錯誤地將那些僅僅對自己的經濟狀況表示不滿的人稱為**。當他們的狀況改善後會忘記這種政治傾向。莫洛托夫說，蘇聯政府不應該與"這些**分子"牽扯在一起或因此受指責。實際上，假如美國幫助中國統一、改善他們的軍事和經濟狀況，並為此選擇最好的人，蘇聯將很高興。莫洛托夫很清楚地表明，蔣介石在努力通過改變政策來改善中蘇關係，蘇聯對中國政府的事情不感興趣。正如後來赫爾利在報告中反覆提到的，這個談話對他的地位非常重要。他對中國內部紛爭的處理表明他的這種信心：沒有蘇聯的支持，中國**將會積極響應創建聯合國民政府的倡議。他相信，假如蘇聯人支持蔣介石或至少旁觀，中國**將會被勸說不奉行激進的革命路線。蔣介石會覺得安全並準備接受與中國**的有些具有實質意義的妥協。赫爾利將軍於9月6日到達重慶，並在10月中與謝偉思進行了簡短的談話。赫爾利將軍從未讀過謝偉思的任何報告，又不願意聽取外交人員的意見。不久后，謝偉思前往華盛頓參加政策討論並報告他在延安的情況。當他在華盛頓時，謝偉思向羅斯福的長期顧問霍普金斯建議，高思打算辭去駐中國大使之職。高思的決定是發泄他對赫爾利浮躁舉止的不滿和對蔣介石拒絕與中國**妥協的沮喪情緒。謝偉思警告說，以他之見，用赫爾利取代高思將是災難性的。其間，赫爾利滿懷信心地返回重慶，作為一個樂觀主義者並對史迪威將軍持讚許態度--赫爾利與史迪威將軍已經建立了某種有趣的和睦關係。赫爾利在9月7日與蔣介石會談。接著赫爾利給羅斯福發報說，蔣介石正準備給予史迪威將軍實際指揮三軍的權力，並對他完全信任，但"我們還沒有解決任何細小問題，這種問題無疑難以解決"。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