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號入座(1)

我苦思苦想：自己也應該對號入座。當時帽子滿天飛，號也很多。我覺得有兩頂帽子，兩個號對我是現成的：一個是走資派，一個是反動學術權威。這兩頂帽子對我都非常合適，不大不小，恰如其分。什麼叫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呢？首先他應該是一個當權派；不是當權派就沒有資格戴這頂帽子。我是一系之主，一個比七品芝麻官還要小好多倍的小不點官兒。但這也畢竟是一個官兒。我是當權派無疑了。我走沒有走資本主義道路呢？我說不清楚。既然全國幾乎所有的當權派都走了資本主義，我能不走嗎？因此，我認為這一頂帽子蠻合適。什麼叫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呢？不管我的學問怎樣，反正我是一級教授，中國科學院的學部委員，權威二字要推也是推不掉的。我是不是資產階級呢？資產階級的核心是個人主義。我學習了將近二十年的政治，這一點深信不疑。我有個人考慮，而且還不老少。這當然就是資產階級思想。我有這樣的思想，當然就是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就反動。再加上學術權威，我不是反動的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又是什麼呢？幾個因素一拼湊，一個活脫脫的反動權威的形象就樹立了起來。不給我戴這頂帽子，我反而會覺得不公平，不舒服。我是心悅誠服，「天王聖明，臣罪當死。」但是問題還不就這樣簡單。我最關心的是：這是什麼性質的矛盾？從五十年代中期起，全國都在學習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我當然也不例外。我越學習越佩服，簡直是打心眼兒里五體投地地佩服。在無數次的學習會上，我也大放厥辭，談自己的學習體會，眉飛色舞，吐沫飛揚。然而，到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才發現，以前都是紙上談兵，沒有聯繫自己的實際。現在我必須聯繫自己的實際了。我想知道，這樣兩頂帽子究竟是什麼性質的矛盾？大家都知道，在新社會，對廣大人民群眾來說，生活當然是好的。但是，不管出於什麼原因，如果被扣上敵我矛盾的帽子，日子卻會非常不舒服，簡直是如履薄冰，如坐針氈；夾起尾巴，還會隨時招來橫禍。人民大眾開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難受之時嘛。過去我對於這一點只有理性認識，從來也不十分關心。「文化大革命」一起，問題就要發生在自己身上了。我才知道，這是萬分重要的問題。我自己對號入座，甘願戴上那兩頂帽子。非我喜開帽子鋪，勢不得不爾也。但是，這兩頂帽子是什麼性質的矛盾呢？這個問題對我來說萬分關鍵。到了此時，這已經不是一個純理論問題，而是一個現實問題，我努力想找一個定性的根據了。所有的報刊雜誌都強調，要正確區分和處理這兩類矛盾。但是其間界限卻萬分微妙，簡直連一根頭髮絲的十萬分之一都不到。換句話說就是若無實有，卻又難以捉摸。在某一些情況下，世界上任何定性分析專家和任何定量分析專家都無能為力。我自己也是越弄越糊塗。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的理論是一個哲學問題呢？還是一個法律問題？如果是一個哲學問題，它究竟有什麼實際意義？如果是一個法律問題，為什麼法律條文中又沒有表露出來？我對法律完全是門外漢。但是我在制定法律的最高權力機構呆過五年，從來沒在法律條文中見到什麼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這樣的詞兒。原因何在呢？我迷惑不解。我不是對理論有了興趣。我對今天說白明天說紅的完全看風使舵的理論，只有厭惡之感，沒有同情之意。但是，現在對我來說，這卻不是一個理論問題。我在對號入座的過程中，憂心忡忡，完全是為了這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我是身處敵我之間，心懸兩類之外，形跡自由，內心矛盾，過著有憂有慮的日子。我們平常講到戴政治帽子，往往覺得這是非常簡單的事情。「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嘛。解放以後，政治運動形形色色，戴的帽子五花八門。給別人戴什麼帽子，都與己無關。我就這樣順利地度過了將近二十年，從來沒有切膚之感。我看被戴上帽子的人都是畢恭畢敬，「天王聖明，臣罪當死」。他們內心裡的感受，我從來沒想去了解過。我也從來沒有見過一個人主動爭取戴帽子的。可我現在左思右想，前瞻後顧，總覺得或者預感到，自己被戴上一頂帽子，心裡才踏實，好像是寒天大風要出門那樣。現在帽子滿天飛，可是不知道究竟掌握在誰的手中。難道正副上帝分工還有一個掌管帽子的上帝嗎？在革命群眾眼中，我不知道自己的地位如何。反正還沒有人公開訓斥我，更不用說動手打我。我這個系主任還沒有明令免職，可是印把子卻不知道是從什麼時候起從我手中滑掉了。也有幾次小小的突然襲擊，讓我忙上一陣子，緊張一陣子。比如，有一天我到外文樓去，在布告欄里貼著一張告示：「勒令季羨林交出人民幣三千元！」我的姓名前面沒有任何字眼，既無「走資派」，也沒有「反動學術權威」，「禿頭無字並肩王」。我覺得頗為失望。但是，既有成命，當然要誠惶誠恐地加以執行。於是立即取出三千元，送到學生宿舍指定的房間。我滿臉堆笑，把錢呈上。幾個學生臉上都有點怪物相，不動不笑，令我毛骨悚然。但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們拒絕接受，「你拿回去吧！」他們說。我當然敬謹遵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