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內閣垮台的學理解剖

中山返滬后第二件大事便是唐內閣的忽然倒塌，總理大人棄職失蹤（6月15日）。袁總統挽留不了，乃特任首席總長陸徴祥繼唐組閣。唐閣既倒，同盟會在唐內閣中的骨幹分子宋教仁、陳其美、蔡元培也就跟著下崗了。蔡公原是個無關痛癢的好好先生；才高八斗而飛揚跋扈的宋教仁原不要做左舜生（見上節附註）；手握兵權、黨權，虎踞上海的陳其美，始終就沒有北上就職。如今宋、陳二人既然總長都不做了，那正好全力搞黨，把同盟會擴大改組為國民黨，然後來搞他個政黨內閣，大幹一番。宋氏認為唐內閣只是個混合內閣，繼唐而起的陸內閣，則是個超然內閣，在這個緊要的開國時期，興利除弊，國事如麻，他二人都不中用。要起死回生，翻天覆地，宋的目標是組織一個清一色的國民黨內閣，由他來做總理，則中華民國其庶幾乎……上節已言之，唐內閣的條件是不能再好了。為什麼不出三個月便壽終正寢了呢？其實這又是個轉型的問題了。須知，依法，唐內閣是個責任內閣，袁總統只是個虛君。但是在兩千多年的政治史裡面，中國出了四百多位皇帝，除了少數的亡國之君像阿斗、溥儀等等之外，有幾個雄才大略的皇帝，尤其是開國之君是個虛君呢？試問漢高祖、光武帝、唐太宗、明太祖與康熙、雍正、乾隆等，哪一位是虛君？相反，我國曆朝盛世如上述者之出現，幾乎都是一字型大小的雄才大略、君權神授、獨裁**的英明之主也。在我國歷史上，往往也是皇權愈大，政治癒清明，大小官吏愈不敢貪贓枉法。因為我國的皇帝向來不直接管黎民百姓，直接管黎民百姓的，是縣太爺和知府、道尹之類的親民之官和巡撫、總督之類的地方官。因此我們的皇帝陛下愈凶，愈厲害，權力愈大，直接管黎民百姓的地方官愈不敢為非作歹。所以在傳統中國里，黎民百姓對權力最大的皇帝，像漢武帝、唐太宗、明成祖、清聖祖（康熙），不但沒有惡感，還由衷崇拜呢！當然我們這四百多位皇帝，不能個個都做漢武帝、唐太宗。如果是才氣平平，或貪戀酒色不喜早朝的懶皇帝，甚或像扶不起的阿斗，那就要靠宰相輔政了。宰相和皇帝一樣，也有好壞嘛！像王莽，他就要乘勢弄權，由宰相晉陞做假皇帝，然後篡位做真皇帝了。像姬旦（周公）、蕭何、曹參、魏徵、王安石、張居正，那就如錢穆所說的副皇帝（見錢穆著《中國歷代政治得失》）。錢氏是中國文化史上的基本衛道之士(fundamentalist)，他認為傳統中國的相權，是制衡君權的法寶，比現代西方的三權分立制還要完美。其實這是入者主之的誇大。中國相權哪能制衡(check&balance)君權？它只是君權的直線延伸和代理(deputy)。皇帝若是秦皇漢武，宰相就是皇帝的爪牙。皇帝若是阿斗，那麼以重典治國的諸葛丞相，就是代理皇帝，他們之間沒什麼制衡關係。國外的漢學家之中，有人說中國帝王**是東方的極權暴政(orientaldespotism)或嫌過分，而中國古代帝王其權力之大遠非西方(occidental)任何帝王所可比擬，則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法國的路易十四，搞君權神授，說朕即國家，被歷史學家罵了數百年之久。試看咱中華統治者，自秦始皇以後，哪個皇帝不認為他的皇權出自天命(divineright)。在中國的"二十四史"里，國家二字，所指的往往就是今上。朕即國家這個概念，在皇帝這一名詞還未出現的春秋時代，早已有之。所以中國古代的天子，除授命於他的天之外，誰也不怕。為使皇帝也有所畏懼，聰明人乃把一切自然界的災異，都說成天意示警，要皇帝約束他自己的行為，以免遭天譴。宋神宗時代，富弼為宰相時，就有人告訴神宗，災異是自然現象，勸神宗不要聽天意示警那些鬼話。富弼聞報，大為著慌，說："人君所畏唯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乃上書數千言，力辯天意示警，不可不信（見《宋史·富弼列傳》，卷三百一十三）。富宰相上書萬言，豈為提倡迷信？他怕的是天子連老天也不怕了，那如何得了？總之，袁世凱當年是絕不肯做虛君的。不但袁氏不做，袁之左右也不讓他做。當時盡人皆知的故事就說，每次唐總理晉謁總統時，袁之左右就說："唐總理又來欺侮我們總統了。"欺侮多了，袁曾向唐說："少川，我老了，以後還是你來做總統吧。"老友少川聞此言，如何受得了。不特此也，甚至唐內閣之中的國務委員，像財政總長熊希齡進士，也不可能只聽總理的話，而不聽總統的話。因此熊氏在就借外債一事與六國銀行團交涉時，幾乎事事請示總統，而目無總理了。錢借到了，指派用場，總統也就顧不得總理了。還有啥責任內閣呢！客觀的形勢已教唐氏無法再幹下去，再來個王芝祥案作導火線，總理面子掃盡，接著就失蹤了。說到此，有必要交待一下王芝祥事件。王芝祥，直隸人，原是清末廣西巡撫，附義革命，與同盟會比較接近。此時直隸都督出缺，王以人地相宜，為直隸參議會一致推薦，唐總理乃簽請袁總統加委。袁已同意，但後來忽然改變主意，未經國務總理依法副署，便徑派王為宣慰使，回南京練兵，直隸都督由總統另行委派。這一來，民國政府法制蕩然了。袁總統既然"和尚打傘"，唐紹儀就只有微服出京，宣告失蹤，溜之大吉，一去不返了。關於這一事件的是非曲直，我想公正的歷史學家和不偏不倚的讀史者，都很難下絕對性的定論。虛君這個制度，原是以同盟會為主的革命派所精心設計的一套紙制枷鎖，來鎖住袁世凱這個實力派的大猴王。如今猴王一使勁，把這些紙枷紙鎖撕得粉碎，你說孫悟空違法，豈非不切實際的書獃子之見哉？話說回來，要有深厚的法治基礎，法律才會有效。在一個毫無法治基礎的社會裡，獨裁者必然會無法無天。西諺"絕對的權力，絕對的腐化"，此之謂也。要搞真正的法治民主（我不說民主法治，因為法治在先，民主在後也），在中國需要長期不懈的努力，在那清末民初的袁世凱時代，哪會有影子呢？大略言之，袁世凱和孫中山的不同之處在於，孫專好搞理想，袁則專要抓實權。袁貪得無厭，做了終身總統，還要做皇帝，這就不是個政治家了；他搞人也要搞到底，睚眥必報，絕不中途罷手，與人為善，這就是流氓了。所以在袁和孫、黃為首的革命派鬥爭中，在黃留守、唐內閣雙雙垮台之後，同盟會在中央政府之內，可說是被掃地出門。袁對他們是連個衙門也不留一個。地方22行省之中，同盟會員只分到粵、皖、贛三省，實力微乎其微。同盟會在一敗塗地之後，如果想捲土重來，唯一的出路就只有寄望於國會了。現在讓我們再來看看國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