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非可怕之人

事實上，宋教仁和汪精衛在當時國民黨中的地位，原是伯仲之間。宋是一位愛國者，一位有為有守的君子，並非可怕之人。只是他少年氣盛，精力過人，心比天高，自命不凡，又生個倔強的個性和毫無顧忌的大嘴巴。做起演說來，聽眾掌聲如潮，歡聲雷動，使政敵聽來，就真以為他是拔毛成兵的齊天大聖了。其實宋教仁不是袁世凱、蔣介石那一流的人物。在聚義堂中坐第一把交椅的不是80萬禁軍教頭的林沖，更不是力能打虎的武松，而是能調和一百單八條好漢的"及時雨"宋江。雖然宋教仁也曾被他的政敵叫成梁山盜魁，但是漁父（宋的別號）是個直來直去的革命者，畢竟不是宋江。總之，宋教仁不是個有心計的人。相反，正因為他搞政治鋒芒太露，不特黨內黨外都樹敵太多，招忌太甚，縱是一般國人、黨人，對他也不太心悅誠服，甚或同黨相妒呢！君不見，在孫文大總統第一次組閣時，黨中才氣最大、聲望最高的高幹，也是孫公最看重的，一夜之間就能草成一篇不朽的《民元約法》的宋教仁，不就有遺珠之憾嗎？其後，唐內閣垮台，陸徴祥組超然內閣（內閣中的國務委員一律脫黨）。陸徴祥不孚眾望，稱病辭職（1913年9月），袁曾有意召宋教仁為總理，另組"混合內閣"（只重人才不分黨派），而終未實行，乃改提前內務總長趙秉鈞暫代；這也是趙忌宋特甚的道理。宋之所以未能代陸的原因，第一便是宋在各黨派中政敵太多，不易領導混合內閣；第二也是宋一向堅持政黨內閣（清一色由國民黨成員組閣），袁不願，而事實亦不可行。袁的借口是當時任何一黨都人才不夠。這顯然也是事實（見前一章引《北洋軍閥，1912～1928》，卷二，第22～63頁，選輯《大總統與同盟會代表之談話》，原載1912年6月22日《政府公報》；另見《宋教仁談話》，原載1912年10月7日上海《民立報》諸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