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開的黎明：狂飆為誰從天落（3）

陳獨秀說：「孔教為吾國歷史上有力之學說，為吾人精神上無形統一人心之具，鄙人皆絕對承認之，而不懷絲毫疑義。」我們反對孔教，並不是反對孔子個人，也不是說他在古代社會無價值。不過因他不能支配現代人心，適合現代潮流，還有一班人硬要拿他出來壓迫現代人心，抵抗現代潮流，成了我們現代進化的最大障礙。吳虞也說：「我們今日所攻擊的乃是禮教，不是禮儀。」新文化運動猛烈地抨擊舊思想舊道德，大力介紹自由平等學說、個性解放思想、社會進化論等各種西方思潮，尤為突出地高舉民主與科學兩面大旗。根據民主、科學兩詞的譯音（Democracy和Science），當時又稱為「德先生」與「賽先生」，「五四」先驅們認為，中華文明所急需輸入的新鮮血液非這兩位先生莫數。陳獨秀在《新青年》六卷一號發表《本志罪案之答辯書》，表示：「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正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千鈞棒所掃出的一片玉宇中，文學革命的朝陽噴薄而出了。李大釗在他擔任總編輯的《晨鐘報》創刊號上說：由來新文明之誕生，必有新文藝為之先聲，而新文藝之勃興，尤必賴有一二哲人，犯當世之不韙，發揮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權威，為自我覺醒之絕叫，而後當時有眾之沉夢，賴以驚破。文學是思想文化、倫理道德的重要載體，要革新舊文化，就必須革新舊文學。陳獨秀說：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禮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於是，一場反對文言、提倡白話，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的文學革命勢不可擋地發生了。這裡，需要介紹那位著名的紳士派領銜主演了，他就是在北京大學當過校長、文學院院長和五個系的系主任，在全世界獲得過幾十個名譽博士頭銜，熱心搜集五大洲怕老婆的故事，還曾經夢想出任中華民國總統的胡適。胡適（1891-1962），字適之，安徽績溪人。在安徽這塊舊文學的正宗——桐城派的風水寶地上，卻產生了胡適和陳獨秀這樣兩位舊文學的掘墓人。陳獨秀被罵為「獨獸」、「毒蠍」，胡適之這個名字則被一位著名的大學者在出試題時用做「孫行者」的下聯，因為「猢」與「猻」都是猴子的意思。總之是不屬於人類。而在古文大師林琴南的影射小說《荊生》中，胡適的名字叫做「狄莫」，「狄」與「胡」，都是蠻夷之輩，總之還是非我族類。就是這兩位被許多人視為輕浮少年的一胡一陳，共同揭起了文學革命的中軍大旗。1917年1月，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提出「吾因為今日而言文學改良，須從八事入手」。這「八事」是：須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須講求文法。不作無病之呻吟。務去濫調套語。不用典。不講對仗。不避俗字俗語。這「八事」被陳獨秀稱讚為「今日中國文界之雷音」。陳獨秀隨後發表了態度更為明確堅決的《文學革命論》，「以為吾友之聲援」。陳獨秀器宇軒昂地提出了著名的三大主義：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陳獨秀的三個「推倒」，並不是全面否定古代文學。他所要推倒的古典文學，其實是指仿古的文學。就在《文學革命論》這篇文章里，陳獨秀用了大量文字讚美古典文學的優秀部分，說《詩經》中的「國風」、「楚辭」都是「斐然可觀」的，魏晉以下之五言，改變堆砌之風，在當時可謂文學的一大革命，韓柳崛起，一洗前人纖巧堆砌之氣，元明劇本、明清小說，「乃近代文學之粲然可觀者」。他主要批判的是六朝的靡麗文風，明代一味仿古的前後七子，和桐城派的一些人物，稱這些無病呻吟的人為「十八妖魔」。胡適、陳獨秀的文學革命主張提出后，得到了錢玄同、劉半農、周作人、魯迅等人的積極響應。錢玄同（1887-1939），號疑古，自稱疑古玄同，浙江吳興人，文字音韻學家。劉半農（1891-1934），原名劉復，江蘇江陰人，文學家和語言學家。錢、劉二人為了使文學革命激起更大的反響，發表了著名的「雙簧信」。由錢玄同化名王敬軒，彙集了各種攻擊新文學和白話文的言論，致信《新青年》，然後由劉半農作《復王敬軒書》（即《奉答王敬軒先生》），逐條進行批駁。這個子虛烏有的王敬軒，不但代表了頑固守舊派的觀點，而且還引起了不少復古思想者的共鳴。近代著名學者、翻譯家林紓發表《荊生》、《妖夢》兩篇小說，攻擊新文化運動是「禽獸之言」。又發表《致蔡鶴卿書》，規勸蔡元培保全名教，說「大學為全國師表，五常之所系屬」，不應該「覆孔孟，鏟倫常」。又說如果提倡白話文，那麼小商小販就都可以當教授了。蔡元培回答說，倫常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北京大學除了反對封建君臣這一倫外，「從未有以父子相夷、兄弟相鬩、夫婦無別、朋友不信，教授學生者」。北大還有一個進德會，其基本戒約有不嫖、不納妾等，這都是與孔孟之道不相違背的。蔡元培又說，北京大學也沒有「盡廢古文而專用白話」，國文課本，中國文學史和文字學講義，都是文言。當一位日本學者指責北京大學不尊孔子、廢除講經時，蔡元培答道：「北大崔適教授講《五經要義》，《春秋復始》，陳漢章教授講《經學通論》，黃節、沈尹默教授講《詩經》，梁漱溟教授研究孔家哲學，北大何嘗廢講經？」不過北大對於各家學說「均一視同仁」，這才是北大的胸懷。李大釗則發表了《新舊思潮之激戰》，認為：「宇宙的進化，全仗新舊二種思潮，互相挽進，互相推演，彷彿像兩個輪子運著一輛車一樣；又像一個鳥仗著兩翼，向天空飛翔一般。我確信這兩種思潮都是人群進化必要的，缺一不可。……我又確信這二種思潮，一面要有容人並存的雅量，一面更要有自信獨守的堅操。」時代的要求，加上先驅者的奮爭，白話文學的主張取得了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