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統區的通俗小說（1）

抗戰以後，在以「陪都」重慶為核心的國統區，不但新文學小說取得了大面積的豐收，通俗小說也獲得了獨具特色的長足進步。其重點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以張恨水為代表的傳統通俗小說不斷向新文學靠攏，二是橫空誕生了與世界通俗小說接軌的現代化通俗小說：後期浪漫派。它們共同為國統區的普通市民讀者創造了高質量的精神食糧，為國統區的都市文學增添了奇麗的色彩。走向新文學的張恨水以張恨水為代表的「改革派」通俗小說，在抗戰之前就已充分顯露出突破固有模式，跟上時代潮流的生存必要性。而抗戰爆發所造成的民族意識空前統一的文化局面，使現代通俗小說的進一步變革由可能性轉化成了現實性。1938年3月27日成立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張恨水名列理事之一。他拋棄了北平舒適安逸的物質條件，輾轉來到「陪都」重慶，過著相當艱辛窘迫的生活。作為國統區章回小說的惟一重鎮，張恨水不負眾望，抗戰以後寫出了二十餘部長篇小說，成為大後方銷行最廣、銷路最大的文藝作品。張恨水在抗戰期間，對通俗小說進行了相當深入的理論思考。他通過下鄉調查，發現「鄉下文藝和都市文藝，已脫節在50年以上。都市文人越前進，把這些人越摔在後面」。因此他反對脫離大眾的象牙塔里的「高調」，希望自己的作品「有可以趕場的一日」。張恨水一方面堅持「抗戰時代，作文最好與抗戰有關」，另一方面又清醒地認識到：文藝品與布告有別，與教科書也有別，我們除非在抗戰時期，根本不要文藝，若是要的話，我們就得避免了直率的教訓讀者之手腕。若以為這樣做了，就無法使之與抗戰有關，那就不是文藝本身問題，而是作者的技巧問題了。張恨水的通俗小說理論，第一強調「服務對象」，他指出「新派小說，雖一切前進，而文法上的組織，非習慣讀中國書，說中國話的普通民眾所接受」。第二他強調「現代」，他指出浩如煙海的舊章回小說「不是現代的反映」，因此他力圖在新派小說和舊章回小說之間，踏出一條改良的新路。張恨水的改良取漸進之法。在具體的改良手法上，張恨水仍喜歡「以社會為經，以言情為緯」，因為這樣便利於故事的構造和文字的組織，這表現了張恨水「戀舊」的一面。同時，他又注意增加風景描寫和心理描寫，注意描寫細節等西洋小說技法，這表現了張恨水「求新」的一面。張恨水關於通俗小說的理論思考，既有與新文學陣營不謀而合之處，也有他自己的獨見之處。而新文學陣營更看重的是張恨水的「氣節」和「立場」。1944年5月16日，張恨水五十壽辰，重慶文化界聯合發起祝壽。數十篇文章盛讚張恨水，主要強調的是他「堅主抗戰，堅主團結，堅主民主」的立場和「最重氣節，最重正義感」的人格，這對張恨水的通俗小說改良產生了相當大的指導作用。張恨水從創作之初，就有一條對通俗小說的「雅化」思路。他一方面在思想內容上順應時代潮流，另一方面在藝術技巧上花樣翻新。他先以古典名著為雅化方向，精心編撰回目和詩詞，後來發現現代人對此已不感興趣，便轉而學習新文學技巧，更注重細節、性格和景物的刻畫，在思想觀念上也逐漸淡化封建士大夫立場，接受了許多個性解放意識和平民精神。這使他成為二三十年代通俗小說的第一流作家。但在抗戰之前，張恨水的順應潮流也好，花樣翻新也好，主要出於使人「願看吾書」的促銷目的，儘管他有著個人的痛苦和對社會的憤慨，但他的創作宗旨並非是要「引起療救的注意」，更多的是把文學「當作高興時的遊戲或失意時的消遣」。所以不論他寫作「國難小說」還是改造武俠小說，一方面在通俗小說界顯得過於時髦，另一方面在新文學陣營看來卻是換湯不換藥，依然屬於「封建毒素」。直到抗戰時期，張恨水通俗小說的雅化才飛躍到一個新的階段。在創作宗旨上，張恨水把寫作從謀生的職業變成了奮鬥的事業。他宣稱要「承接先人的遺產」，「接受西洋文明」，「以產出合乎我祖國翻身中的文藝新產品」。他吸取新文學的現實主義創作理論和方法，接受新文學的批評和鞭策。這使得他抗戰期間的創作呈現出新的面貌。張恨水抗戰以後的中長篇小說共有二十多部。按題材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巷戰之夜》、《大江東去》、《虎賁萬歲》等抗戰小說，第二類是《八十一夢》、《魍魎世界》、《五子登科》等諷刺小說，第三類是《水滸新傳》、《秦淮世家》、《丹鳳街》等歷史、言情小說。他的抗戰小說追求「寫真實」，多以民眾自發組織的游擊隊為主要描寫和歌頌對象，因此引起當局注意，經常連載到中途就被「腰斬」。這類小說由於倉促求成，往往因為拘泥於生活真實而忽略了藝術真實，平鋪直敘，又急於說教，故而藝術性平平。其中《巷戰之夜》寫日寇狂轟濫炸，《大江東去》寫日寇滅絕人性的南京大屠殺，很有控訴力量。《虎賁萬歲》寫常德會戰中，**某師在日軍四面包圍下苦戰不屈，全師8000餘人只有83人生還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因為以真人真事為依據，發表后引起了較好的反響。相比之下，他的諷刺小說取得了較大成功，並且得到了新文學界的高度肯定。與民國初年的黑幕化小說和張恨水早年的新聞化小說不同，這一時期的諷刺小說貫穿著統一的敘事立場，即從人民大眾根本利益出發的正義感和深切的民族憂患意識，這是此前的通俗小說所達不到的境界。如《八十一夢》、《魍魎世界》，揭露貪官污吏巧取豪奪，武力走私，社會**，全民皆商，發國難財者花天酒地、威風凜凜，知識分子朝不保夕、心力交瘁，下層百姓饑寒交迫、怨聲載道，這與新文學中巴金的《寒夜》，沙汀的「三記」等作品一道，共同構成了一部文學中的國難史。《八十一夢》連載於1939年12月至1941年4月的重慶《新民報》，1943年由新民報社出版。小說借鑒了《西遊記》、《鏡花緣》、《儒林外史》及晚清譴責小說的筆法，用14段荒唐的夢來抨擊大後方的**荒淫和空談誤國等惡劣現象。其中的《天堂之游》寫警察督辦豬八戒勾結奸商，走私偷稅。西門慶開辦了120家公司，做了10家大銀行的董事和行長，他的太太潘金蓮身穿袒胸露背的巴黎時裝，駕車亂闖，還打警察的耳光。而孔夫子卻絕糧斷炊，不得不向伯夷、叔齊借點薇菜糊口。《在鍾馗帳下》里有個「渾談國」，只知空談，不做實事，國破族滅之時，還在成立「臨渴掘井討論委員會」。張恨水在《尾聲》中說：「我是現代人，我做的是現代人所能做的夢。」這部書的悲憤和大膽引發了讀者強烈的共鳴，也引起了國共兩黨的重視。周恩來認為這是「同反動派作鬥爭」的好辦法，而國民黨方面則對張恨水發出了威脅，迫使張恨水匆匆結束全書。小說史家認為，「這是繼張天翼《鬼土日記》、老舍《貓城記》、王任叔《證章》之後，現代文學史上的一部奇書。它表明作家已同一批優秀的新文學家一道，對民族命運、社會陰影進行慧眼獨具的省察和沉思。」《魍魎世界》原名《牛馬走》，連載於1941年5月至1945年11月重慶《新民報》。小說描寫了兩類牛馬，一類是奉公守法，甘赴國難的牛馬，一類是被金錢驅使，寡廉鮮恥的牛馬。兩相對比，反映出大後方嚴峻的生存現實。書中有句名言：「當今社會是四才子的天下，第一等是狗才，第二等是奴才，第三等是蠢材，第四等是人才。」這樣的一個世界，當然稱得上是「魍魎世界」。抗戰勝利后，張恨水離開重慶，回到北平。《五子登科》就寫於1947年的北平，揭露的是抗戰勝利后，國民黨政府的「接收專員」趁機敲詐勒索，大發橫財，到處侵吞「金子、女子、房子、車子、條子」，變「接收」為「劫收」的醜惡內幕。至此，張恨水的政治立場已經十分鮮明，他所在的北平《新民報》因常有「反動言論」而一再受到國民黨當局的壓迫。張恨水此一時期的歷史、言情類小說，也自覺突出了時代性和政治性。《水滸新傳》寫的是梁山英雄招安后抗擊金兵，為國捐軀的悲劇。《丹鳳街》等讚頌民眾的「有血氣，重信義」。總體看來，張恨水的雅化過程是逐漸由消遣文學走向了「聽將令文學」，在創作宗旨和思想主題方面日益靠近新文學，而在具體的藝術技巧上，則不如抗戰之前用力更多。《八十一夢》的結構頗有獨到之處，《魍魎世界》的心理刻畫也比較自覺。但他的敘述語言不如以前流暢精美，生動的人物形象也不多。張恨水的通俗小說改良之路，其取捨得失，在現代文學史上給人們留下了深深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