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多極（4）

在武俠小說衰落的南方，偵探小說填補了市場空缺。但是民國初年那般百花齊放的繁榮局面已經不可再現。創作實踐證明，偵探小說作為通俗小說中惟一的舶來品，對雅化的要求是最高的。它最難取巧，最費心血,是作家全面技巧的試金石。因此大浪淘沙，幾十位作家都玩玩票後知趣引退。范煙橋評述道：「寫偵探小說大概需要一種特別的才能，不能隨便可以下筆的，即使有人試寫也不易顯出特色，站不住，因此市上流行的仍以翻譯居多。」《民國舊派小說史略》，魏紹昌編《鴛鴦蝴蝶派研究資料》P337，上海文藝出版社1984年。到了淪陷時期，知名作家中只有程小青和孫了紅這一對「青紅幫」在苦苦堅守，抗戰勝利后才又迎來一度短暫的繁榮。而從程小青不斷登載賣畫廣告，「敢托丹青補硯田」，以及孫了紅不斷生病,《萬象》雜誌為其募捐，可以看出程、孫二人「潤筆」欠豐，偵探小說這碗飯是很難吃的。淪陷時期的程小青，成名已久，譯著皆豐。上海世界書局從1941年至1946年陸續出版《霍桑探案袖珍叢刊》三十冊。他在一些著名刊物上翻譯美國范達痕的《斐洛凡士探案全集》(今譯菲洛·萬斯)，英國杞德烈斯的《聖徒奇案》，美國艾勒里·奎恩的《希臘棺材》等世界優秀偵探小說。而他自己的創作，一是數量少、速度慢了，二是自我重複，突而不破。主要原因有兩方面。首先程小青起點較高，無論作品中的現代法律精神、科學民主意識還是敘事技巧，都在新文學面前無須低頭。這使程小青敢於放言：「小說的有沒有文學價值，應當就小說的本身而論，卻不應把體裁或性質來限制。」《論偵探小說》，《紅玫瑰》第5卷11期，1929年5月11日。他不僅為偵探小說「爭位置，說功利」，而且還以專家口吻「敘歷史，談技法」范伯群語。。新文學的火力一向集中在張恨水、平江不肖生、鄭逸梅等人身上，對偵探小說似乎礙於「轉折親」的關係另眼看待。所有這些造成「偵探泰斗」程小青長期處於無壓力、無競爭、無批評、無引導的狀態，藝術感覺漸漸定型和鈍化，一直局限於並滿足於「福爾摩斯——華生」模式，失去了進一步雅化的活力。其次，偵探小說陣地全部集中於上海洋場，實屬世界偵探小說的一個分支，須隨世界潮流而動。以柯南道爾《福爾摩斯探案》為代表的偵探小說屬於經典式，講究紳士風度、合情合理，迎合中產階級口味，它們在20世紀的前三分之一備受歡迎。程小青恰是趕上了這一次浪潮。而30年代開始，「硬漢派偵探小說」崛起並走向全盛參見拉里·N.蘭德勒姆《偵探和神秘小說》，《美國通俗文化簡史》，灕江出版社1988年。，它們強調動作性、粗野性、非理性，迎合了科技進步所造成的大量市民讀者。古典式偵探小說與之相比，人物不夠生氣勃勃，故事不夠驚險刺激，充滿牛頓式物理世界的僵化、機械和決定論，而且帶有維護現存秩序的色彩。程小青的「霍桑—包朗」模式顯然暴露出落伍之虞，關注世界動態的他意識到了這一點，但是名牌產品的更新換代誠非易事，尤其風頭尚健之時。於是，程小青只能在維持現狀的基礎上略作調整，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丟開霍桑和包朗，以《龍虎鬥》為題，寫了兩篇福爾摩斯與亞森羅蘋鬥法的探案。雖然仍以前者為正，後者為邪，但作品的光彩卻盡落於後者。亞森羅蘋狡獪百出地戲耍福爾摩斯、侮辱華生，處處佔據上風，結尾失敗並非敗於福爾摩斯，乃是敗於必須主持正義的作者而已。作品動作性強，「作案手段」高明，人物性格略呈複雜性，特別是開放式收場，打破了傳統偵探小說「發生在封閉的環境中的神秘事件」參見拉里·N.蘭德勒姆《偵探和神秘小說》，《美國通俗文化簡史》，灕江出版社1988年。的慣例，正如日本電影《追捕》的最後一句台詞：「哪有個完啊!」留給接受者聯想的餘地。這已經是程小青自我更新的最遠極限了，再往前，便是孫了紅的疆域了。孫了紅當時被譽為「中國僅有之『反偵探小說』作家」見《萬象》1942年11月P9。。可以注意到，同一時期言情小說出現了反言情，武俠小說出現了反武俠，偵探小說出現了反偵探。這「三反」都與新文學現實主義精神的影響有關，都旨在打破定型落伍的烏托邦，重新與發生劇變之後的世俗溝通。孫了紅早年便以偵探創作知名，但得享盛名卻在此時，有的作品也是修改早年習作而獲成功。他的主人公魯平是中國式的亞森羅蘋，玩世不恭，風流倜儻，身兼俠、盜二職，藐視法律，自掌正義。「他充當偵探，也從來沒有事主委託聘請。或者是由於好奇、好勝，或者是為了『生意上的利益』，他總是不請自至，主動地承擔起偵探的職責。」馮金牛《孫子和他的偵探小說》，《中國現代通俗小說選評》P26，上海文藝出版社1992年。他的為人絕對沒有什麼偉大的所謂『正義感』，他並不想劫了富人們之富而去救濟貧人們之貧；他只想劫他人之富以濟他自己之貧。痛快地說：他是和那些面目猙獰的紳士們，完全沒有什麼兩樣的!」孫了紅《囤魚肝油者》結尾。然而，魯平的實際行為總是懲惡揚善，合乎讀者心目中的「正義」。在《紫色游泳衣》、《囤魚肝油者》等篇中，也有一些「時代動蕩」的隱喻。魯平屬於「硬漢派偵探」，他的形象表達了對現存秩序的嘲弄與否定，與新文學小說中的諷刺暴露派存在精神淵源。在技巧上，程小青保持純正的古典特色，而孫了紅更多地汲取西方現代派營養。曾有論者指出孫了紅受後期浪漫派影響，並運用大量意識流手法馮金牛《孫子和他的偵探小說》，《中國現代通俗小說選評》P26，上海文藝出版社1992年。。此論有些誇張，孫了紅的那些心理描摹還算不上真正的「意識流」，邏輯性很清晰，並且是敘事者站在人物心靈之外的描摹，但的確有新感覺派的影子。孫了紅的敘事語言自由明快，經常用第二人稱「你」或「你們」召喚敘述接收者加入，縮短閱讀距離。他的情節更加緊張撲朔，結構因具體案件而設，而不是經典的「發案—偵查—歧途—破案—總結」五部曲。從人物、布局，到情調、文體，孫了紅之作都顯示出卓而不群的個性化，已經是現代色彩很濃的偵探小說了。從程小青、孫了紅的作品發展可以發現，現代偵探小說的雅化，同時又伴隨著俗化和大眾化。這一現象不難理解，因為偵探小說在西方雖是通俗的，但引入中國后卻屬於自視清高的「洋玩意兒」，一旦讀者熟悉了其基本套路，新鮮勁兒一過，它便產生了一個如何民族化的問題。所以，偵探小說一方面增強時代性，貼近本民族現實生活，提高敘事技巧，另一方面則放下「通俗科學教科書」程小青語。的架子，增強趣味和刺激。這兩方面的同時努力，才使它得以適應中國現代社會。滑稽小說不是得名於題材，乃是得名於文風。無論社會、言情、武俠、偵探、歷史、宮闈、神怪、掌故，只要以滑稽文風統帥全篇，便為滑稽小說，因此形式最為自由，既容易靈活吸收和運用新思想新方法，也容易漫不經心，不思進取。故而滑稽小說既有不少優秀之作，也有大量淺薄無聊的廉價笑料。淪陷區滑稽小說的最高水平可以北方耿小的和南方徐卓呆為代表。耿小的(1907—1994)是華北淪陷區多產作家之冠，題材多樣，共有三十餘部。早年曾致力於新文學，故後來成為通俗作家后，眼界較高，眼光亦敏。欣賞老舍和林語堂，許多作品能達到老舍《老張的哲學》和《趙子曰》的水平，但趕不上《二馬》，更及不上《離婚》。耿小的1940年發表《論幽默》和《諷刺與滑稽》二文《三六九畫報》4卷1期、12期。，詳細探討了這三個概念的異同，認為幽默是諷刺和滑稽結合的產物，最為推崇。但他的創作實績不是偏於譏刺便是偏於油滑，總之充滿了北京市井社會的氣息。耿小的似乎力圖藉助「滑稽」這一通俗手段將新文學的精髓輸送給市民。他廣泛批判各種不良風氣和社會黑暗，探討大量人生「問題」，多方嘗試改良章回體。他說：「打倒章回體小說，非從章回體裡面工作不可。」《三六九畫報》12卷3期。但是由於他太重視靠近讀者，試驗往往半途而廢。例如《水中緣》採用第一人稱，然而讀者不買賬，勸他迷途知返，甚至認為小說講的就是作者自己的故事，結果耿小的只好「浪子回頭」。他比較成功的作品一般都能看出高雅文學的影響。如《滑稽俠客》寫兩個武俠小說迷棄學出遊，求仙訪道，一路出盡洋相，最後被遣送回京，完全是摹仿《唐·吉訶德》的格局和人物配置，主題思想也是新文學的反武俠精神。1942年的《雲山霧沼》寫孫悟空師兄弟三人下界到1941年的塵世，遇到綁匪、扶乩等種種怪事，對現實生活大加針砭，深得各界好評。其實這正是新文學所倡導的「故事新編」法，如果比較一下新文學大為讚賞的張恨水發表於1939年底至1941年初的《八十一夢》，其中第七十二夢題目是「我是孫悟空」，就會發現二者何其相似乃爾。1940年的《時代群英》主人公高始覺生財有道，教幾個小孩念書，同時開一個「高紀小鋪」，強迫學生和家長多買小鋪里的百貨，另外兼給人批八字、寫信件等，還加入道德會，募捐私分。這不是老舍《老張的哲學》主人公的再世么?魯迅說自己擠出的是乳汁，吃的是草。耿小的則是飽吸了新文學的乳汁，才能夠產出那麼多的草。當然，有稻草也有芳草。徐卓呆(1883—1961)是中國現代體育和新劇的創始人之一。「在他一生有三個時期，第一是徐傅霖時期，是體育家、教育家、童話作家；第二是徐半梅時期，是新劇家；第三是徐卓呆時期，是小說家。」范煙橋《徐卓呆的滑稽史》，載《半月》四卷12期。徐卓呆擅寫短篇，因為他認識到「小說是描寫人生片斷為主，所以既不必有始有終，又無需裝頭裝腳」《小說無題錄》，《小說世界》1卷7期。。他的短篇，靈活多變，善於捕捉司空見慣的平凡事件，以小見大，「往往在滑稽中含著一些真理」嚴芙孫《徐卓呆》，魏紹昌編《鴛鴦蝴蝶派研究資料》P542。。所刻畫的小人物不時有契訶夫的味道。淪陷時期，他的代表作《李阿毛外傳》，完全可視為紙上的卓別林電影趙苕狂譽徐為「小說界的卓別麟」，見《紅玫瑰》5卷9期《花前小語》。。「在民不聊生的重軛下，作者所寫的是超常規的求生之道。鐵蹄下的市民們似乎已無法用自己的勤勞賴以維持生計，作者只能用馬浪蕩的狡智來博取苦惱人們的苦笑。這些笑料並非教唆人們去施行騙術，因此在誇張中加上了濃重的荒誕成分，……但他畢竟源於生活，忠於寫實。」范伯群《東方卓別林、滑稽小說名家——徐卓呆》，「民初都市通俗小說」叢書之六，台灣業強出版社1993年。徐卓呆的藝術觀念和創作技法比予且等人還要接近新文藝，只是他死死抱定「趣味」，在每一個字眼中找笑料，整個生活都是滑稽化的。所以有人認為「他應該與新文藝工作者為伍」劉揚體《鴛鴦蝴蝶派作品選評》P260，四川文藝出版社1987年。，而張贛生《民國通俗小說論稿》只因這位通俗大家「具有新文藝色彩」便不予專論(僅在56頁有百字簡介)。滑稽小說至徐卓呆，實已超越了諷刺、譴責小說的美學境界，而帶有若干黑色幽默氣息，倘能繼續與新文學交流，必會更放異彩。其他類型的通俗小說，亦與時俱進，不再贅述。抗戰時期，從國統區的張恨水，到淪陷區的「三山五嶽」各路通俗小說，經歷著一個複雜錯綜而又不約而同的雅化過程。這預示著雅俗格局在長期「冷戰」之後，迎來了一個多極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