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陳(2)

1943年，陳占祥在利物浦大學結束5年建築專業學習，就讀於該校城市設計專業碩士研究生，決定將利物浦華僑經常集會的地方——壁鐵街和喬治廣場設計為「中國城」，以紀念二戰中犧牲的中國海員，並為華僑創造一個良好的居住環境。1944年，倫敦《泰晤士報》刊登了對這項設計的詳細介紹，稱讚利物浦中國城將是「鑲嵌在利物浦市的一塊璀璨的寶石」。陳占祥論文通過答辯之後，美國合眾社還發出了電訊。長年在國外，陳占祥難以系統學習中國建築與城市設計。1942年暑假的劍橋之行，使他找到了研究中國建築傳統的鑰匙。他見到了對中國古代文明懷有崇高敬意、並已開始對中國科技史進行研究的英國著名生物化學家李約瑟教授。李約瑟告訴他研究中國建築要從中國固有文化著眼，不能套用西方標準。又告訴他《古今圖書集成》是部偉大文獻，可以從這裡找到研究線索。這個假期，陳占祥在劍橋大學通讀了《古今圖書集成》。之後，他進一步研究了梁思成的《清式營造則例》等著作，對中國古代城市規劃理論進行了探索。在英國著名的建築理論家尼古拉斯·佩夫斯納爵士（SirNicolasPevsner）的指導下，陳占祥於1945年寫成一篇關於中國建築的論文《中國建築理論》。著名的英國《建築評論》雜誌（ArchitectureReview），以陳占祥的這篇論文為主，組織了英國一些著名學者撰稿，在1947年7月出版了「中國專刊」。陳占祥還撰寫了《中國古代都市計劃理論的探討》一文，發表於利物浦大學《都市計劃評論》雜誌1945年的秋季刊（TownPlanningReview,1945Autumn）。在利物浦大學，陳占祥的老師、城市設計系主任賀爾福教授（Prof.Holford），是英國著名城市規劃學家阿伯克隆比爵士的學術繼承人。賀爾福一生成就非凡，他去世后，英國聖保羅大教堂專門為他在教堂地下室設立紀念碑。賀爾福像對待自己的兒子那樣愛護這位中國學生，把他接到自己的家裡生活，陳占祥經常參加賀爾福的家庭下午茶，與眾多名家交流。他的學術造詣與日俱增，本已嫻熟的英語更加典雅。賀爾福告訴他，都市計劃需要「都市計劃立法」和「區劃法」（ZoningOrdinance）來實施，這些是都市計劃的「施工手段」。於是，陳占祥在獲得利物浦大學城市設計碩士學位之後，1944年底，爭取到英國文化委員會獎學金，進入倫敦大學大學學院（UniversityCollege,UniversityofLondon），拜在他仰慕已久的阿伯克隆比爵士門下，研究都市計劃立法，攻讀博士學位。抗戰勝利后，陳占祥遭遇到一件意外的事情。1945年10月31日至11月9日，世界民主青年代表大會在倫敦召開，主要議題為：一、青年在爭取自由、改進世界中的責任；二、青年在戰後之需要；三、國際青年合作組織。來自63個國家的六百多名青年參加了這次會議。大會採用5種正式文字，除英、法、俄、西班牙文外，還包括中文，體現了對戰勝國之一的中國的尊重。與會中國代表共25人，大多數為已畢業的留英學生。國、共兩黨均派代表出席。陳占祥名氣大，擔任中國青年代表團團長。中國**派出陳家康、劉寧一赴會。在利物浦期間，在國民黨領事的極力敦促下，陳占祥加入了國民黨，後來他為此付出慘重代價。儘管他1951年12月29日在北京加入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並擁護中國**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但這件事，還是成了他人生關坎上的一個變數。在大會的最後一天，尷尬的場景出現了。陳占祥之女陳愉慶向筆者追述道：大會決定，世界民主青年代表大會今後要繼續開下去，因此要選舉產生理事會理事，中國方面只有一位常務理事的名額。我父親不願看到的情況出現了。國共雙方，為爭取自己的代表當選，進行了激烈的交鋒，焦點是陳占祥當選還是陳家康當選。他痛苦極了，衝上主席台，把話筒奪了過來，說：「抗日戰爭，中國人民打了8年，今天終於勝利了，可我們還為這個名額而爭吵。我且不談什麼民族大義，就是我跟陳家康，都姓陳，我們就是親兄弟，我憑什麼不能把這個名額讓給他！我看過《西行漫記》，我相信中國**，我宣布放棄！」會場響起熱烈掌聲。回到賓館的晚上，陳占祥受到國民黨特務頭子康澤的死亡威脅。次日的酒會上，來自蘇聯莫斯科的青年代表大會主席，看見陳占祥神情抑鬱，便向前詢問。陳占祥就把昨天晚上的事情全盤托出了。這位蘇聯人聞罷當即宣布：中國**和中國國民黨，在反法西斯戰爭中都做出了巨大貢獻，因此，應該在理事會中，給予中國兩個席位。查理·陳不但要當選，而且是副主席！會議結束，這位「副主席」回到了自己的書齋。作為阿伯克隆比的助手，陳占祥協助完成了英國南部3個城市的區域規劃，並成為英國皇家規劃學會的會員。就在這時，北平市政府建設局局長譚炳訓向陳占祥發出邀請，請其回國編製北平都市計劃。這得到阿伯克隆比爵士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