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陳(1)

查理·陳（CharlieCheng）—陳占祥的英文名字，在「二戰」時期的英國，為許多人熟知，在今天的國際建築與規劃學界還頗孚盛譽。很長時間，國際上關注他的人，只能通過一本題為《解放之囚》的書（PrisonersofLiberation-FourYearsinaChineseCommunistPrison），了解到他的點滴情況。這本書，是20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初，在北京收集中國知識分子思想動態的兩位美國間諜寫的。書中，美國間諜李克（AdeleRickett）記述了1950年12月23日偶遇陳占祥的情景，他對這位充滿活力、談吐與舉止非常西化的建築師對**的狂熱追求，以及對朝鮮戰爭的態度深為不解——12月23日，在一個結婚典禮上我見到了查理·陳。他是一位建築師，還是政府的規劃委員。他標準的牛津口音與一身髒兮兮的藍色棉製服和破靴子完全不般配。他看上去十分友好並且樂於交談，於是在婚典之後我就邀請他到北京俱樂部吃飯、喝酒。那天晚上那兒有一個小型舞會。幹了幾杯馬提尼酒，狼吞虎咽地吃完了俱樂部最好的山雞宴之後，他就成了場上最活躍的人物，邀大使館所有的女士們跳舞。在暖氣充足的俱樂部里暢飲、跳舞，他們很快就覺得燥熱。他把棉襖扔到一旁，露出幾層法蘭絨睡衣和羊毛內衣。「規劃委員會的宿舍比這兒要冷一些。」他咧著嘴笑道，「事實上，眼下我們那兒根本就沒有暖氣。」「那你怎能忍受？」我同情地問道，「我認為在那樣的條件下根本不可能做任何事。」「哦，我們都習慣了，這比過去已經好多了。你要知道，我們真的要開展建設來改變現狀了。解放前在南京的時候，我只能坐在一個大辦公室里無所事事，畫一些根本沒有機會施工的草圖。現在是我回國後頭一次，能看到我畫的圖要變成真的了。」「這仗要這麼打下去，你覺得這房子還能接著蓋嗎？」「你等著瞧吧。它們現在就把我忙得夠嗆啦。」他回答道。我隨後又儘力回到老話題，即出兵朝鮮，中國不過是在替俄國人火中取栗。到這會兒，陳有些感到馬提尼的酒勁了，他紅著臉說：「我的朋友，上海解放的時候，我在那裡。我已看著當兵的在中國橫衝直撞三十多年了，上海解放時我是頭一次看到軍隊開進一個地方，不損人家一棵莊稼，不拿人家一根木頭。我不了解你的國際政見，但是我知道，當我們的政府說它是人民的政府的時候，我相信它並且支持它，因為只有人民的政府和人民的軍隊才會做我在上海看到的那些事情，而且還在這麼做。當我們的政府說我們必須出兵朝鮮以保衛我們的國土時，我相信它。你儘管拿著你的俄國栗子說……」他尷尬地看了一眼戴爾，突然不說話了。然後，躍起身來，帶著誇張的禮貌深鞠一躬：「我可以請您跳下一曲舞嗎？」當中國的這些變化甚至影響到我的那些最親近的朋友時，我開始感到這個世界簡直瘋了。我曾以為他們會絕對崇信我所代表的那種觀念的。陳占祥1916年6月13日出生於上海的一個商人家庭，祖籍浙江省奉化縣。20世紀30年代初期，中國建築師董大酉在上海江灣五角場設計的具有中國民族風格的上海市政府新樓，影響並決定了陳占祥對事業的選擇。他在晚年回憶道，在這幢建築面前，「我感到一個中國人的驕傲。我暗下決心要走設計人董大酉先生的道路，要當一名造房子的工程師」。1935年，陳占祥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上海雷士德工專。1938年8月，陳占祥由上海赴英國利物浦大學建築學院留學，書箱里裝著一本梁思成的著作《清式營造則例》。第一學年開學不久，陳占祥應利物浦附近的歷史名城吉斯特（Chester）一個古老的民間團體的邀請，作了生平第一次英語公開演講，題為「中國抗戰」，受到出乎意料的歡迎。此後，他又陸續收到利物浦市的民眾團體，如「圓桌會」（RoundTable）、扶輪社（RotaryClub）、克利甫斯夫人援華基金會（LadyCrifs』AidtoChinaFund）等的邀請，作了同樣題材的演講。但是，當時他並不能獲得國內戰爭任何鼓舞人心的資料。他認識了《大公報》駐歐洲的戰地記者蕭乾，從他那裡不斷了解到中國戰區的情況。同學中有幾位英國**員，他們給了陳占祥一本剛剛由英國左翼出版社出版的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讀後陳占祥才知道，在祖國的大地上還有這麼一支部隊——八路軍在和廣大人民在一起進行著真正有效的抗日戰爭。這使他無比振奮，增強了抗戰必勝的信心。之後，他幾乎所有的演講資料都是從《西行漫記》中發揮來的。在8年旅英生涯中，陳占祥共做了五百多次演講，接觸了成千上萬聽眾，其中有工礦工人、社會各階層人士、家庭婦女、中小學生、各國部隊。日本投降的消息傳到倫敦的那天上午，陳占祥正在美國大使館演講，只說了幾句開場白，就被那特大新聞打斷。他被聽眾從講台上抬出去，抬到格羅斯凡那廣場，融入歡慶的人群……一次又一次的公開演講與討論，使陳占祥的口才有了極大的提高，英文水平已今非昔比了。他被同學們提名參加1942—1943學年度利物浦大學建築學院學生會主席競選，獲得成功，成為這家大學第一位擔任學生會主席的外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