籌劃新市區(1)（圖）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使我看到了祖國的光明前途。我第一次給梁先生寫信，說明我的情況，並表示願同梁先生一起從事首都城市規劃工作。梁先生很快回了信，熱情邀我北上共事。」37年後，陳占祥回憶起1949年10月，他從上海到北京見到梁思成、林徽因的情景，仍備感欣慰。「在北京，我第一次見到了梁思成和林徽因兩位先生，雖然初次見面，但一見如故。人的一生中能遇知音是最大的幸福。我慶幸有此幸福。」這位33歲的年輕人，一口寧波官話，有人笑話他講英文比講普通話利索，愛品咖啡甚於喝茶，殊不知這位「洋派」青年對中國建築文化傾注的深厚情感。梁思成設宴為陳占祥接風，事前聽人說，陳占祥在英國生活了8年，吃不慣中餐。陳占祥席間聞罷哈哈大笑：我在英國吃了8年土豆，有什麼不能吃的？「剛到北京，由於沒有落實住處，我們就先住在梁思成先生家裡。」陳占祥之女陳愉慶向筆者回憶道，「大家開心極了。梁先生家每天都有下午茶，每次父親跟梁思成先生、林徽因先生、金岳霖先生等都聊得特別高興，他們說的都是英語，我那時候還小，不知道他們在說什麼。長大后問父親，他說他們那時是在演戲，演莎士比亞的戲！今天你演朱麗葉，我演羅密歐，明天他演奧賽羅！我還記得，金岳霖先生還戴著英國式的假髮，跟個**官似的，太有意思了！我總想去摸。」陳占祥很快被任命為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企劃處處長，這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宣布的，消息還上了《人民日報》。同時，他還兼任清華大學建築系教授，主講都市計劃學。在滯留南方的3年間，陳占祥沒有停止思考自己在北平的使命。到了北京后，（陳占祥是1949年10月到北京的，同年9月27日，北平已改稱北京。—筆者注）他發現自己的許多想法與梁思成完全相合，備感知遇之恩。而從陳占祥的角度看，他的許多設想正與他在英國的學術經歷相關。1944年，他師從阿伯克隆比攻讀博士學位的時候，這位大師領導的倫敦大學城鄉規劃系，正力求在繼承和發揚英國規劃傳統的基礎上，為今天的城市與區域規劃開拓道路。當時二戰勝利在望，英國政府開始做戰後重建準備。倫敦市已完成了市區計劃，這是由倫敦總建築師福賽斯主持的，阿伯克隆比是其顧問。隨後，阿伯克隆比主持制定了一項宏偉工程—大倫敦計劃。這個計劃，對以倫敦為核心的大都市圈做了通盤的空間秩序安排，是世界規劃史上第一次對城市與區域計劃作出的重大實踐，影響深遠。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世界各大城市已充分暴露出工業革命前期城市發展的各種複雜矛盾：城市人口激增，住房緊張，貧民窟問題嚴重，工業進入市區，環境惡化，交通擁擠，失業人員增加，城市危機重重，城市改建成為社會頭等大事。而早在19世紀末，這種城市問題已經顯示出來。最初的城市弊病驚動了幾乎所有的人，如疫病爆發奪去數以萬計人的生命以及貧民窟的出現。公共衛生學家首先揭示城市癥結的所在。恩格斯對倫敦的貧民窟進行了調查，認為這深刻地暴露了資本主義的垂死病態。第二次世界大戰更加重了城市危機，主要表現在市區內人口越來越集中，經濟活動日益加劇，使市區不斷向外擴展、膨脹，並超過了城市的容量。大倫敦計劃以疏散為目標，在大倫敦都市圈內計劃了若干新鎮以接受倫敦市區外溢人口，減少市區壓力以利戰後重建。而人口得以疏散關鍵在於這些新鎮分解了倫敦市區的功能，提供了就業機會。這一改過去「花園城市」（GardenCity）在城市周邊建設僅供居住的「卧城」（DormitoryTown）的缺點。陳占祥這樣回憶道：「一個城市最怕擁擠，它像個容器，不能什麼東西都放進去，不然就撐了。所以，有的功能要換個地方，擺在周圍的地區分散發展，這是倫敦規劃的經驗。規劃師在倫敦周邊規劃了十多個可發展的新城基地。後來，政府換了許多屆，但這個規劃沒有變，建成了一系列的新城。現在，倫敦老市區的人口已從當年的一千二百萬下降到七八百萬。「當年，他們還做了一個劍橋的規劃。劍橋是一個古城，戰後要發展，怎麼辦？規劃師同樣是把新的發展搬到外面去了，不然古城一動，裡面的每個學校都受影響，而每個學校都有好幾百年歷史，這一碰，古的風貌就全毀了。「劍橋規劃是我的老師賀爾福做的。這裡面也包含了我的基本思想，就是不能什麼都硬塞進去，最好到別的地方另外做。北京當時的地方太大了，昌平等遠郊縣都可建設起來，可來個大北京規劃。幹嗎都要擠到城牆裡面不可呢？應該搬出去！」賀爾福20世紀30年代訪問過蘇聯，回國后寫了一本書，叫《國家計劃》（GosPlan），介紹蘇聯的社會主義國家計劃工作，把蘇聯說成是計劃工作者的天堂。陳占祥雖沒有讀過此書，但多次聆聽賀爾福的介紹，其中最使陳占祥難忘的是蘇聯土地的國有化以及國家權力至上，確使一切計劃工作的實施有了可靠的保障。於是，陳占祥也與其他同學一樣，格外嚮往社會主義。「這在當時似乎是一種風尚，尤其是對我們學建築與規劃的學生來說。但什麼是社會主義，卻很少知道，這也許與現代建築運動思潮有關。」陳占祥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