籌劃新市區(2)

蘇聯這個「計劃工作者的天堂」，也同樣引起了梁思成的關注。1944年，蘇聯建築學者窩羅寧所著《蘇聯衛國戰爭被毀地區之重建》在倫敦出版，此書立即引起梁思成極大的興趣，並著手翻譯。1952年5月，經梁思成與林徽因翻譯，此書的中文版由龍門聯合書局出版。這兩位學者在「譯者的體會」中，首先就高度讚揚了「蘇聯在一切建設和工作中的高度計劃性和組織性」。而在此前，梁思成、林徽因1951年7月在為《城市計劃大綱》（雅典憲章）的中譯本所作的序言中，就從更深層次剖析了蘇聯社會制度的優越性，認為歐美城市的「土地私有制度始終妨礙著任何改善都市體形的企圖」，導致城市「無限制無計劃地像野草一樣蔓延滋長」的「惡性循環」；「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制度使他們的城市得了嚴重病症」，「惟有在社會主義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制度下」，這種「病症」才能被治好。可以說，梁思成與陳占祥走到一起，不僅僅出於對北京古城的愛惜之情與對彼此學術思想的認同，這當中，還有他們作為城市規劃學者，對社會主義制度的真誠嚮往。一到北京，陳占祥就與梁思成共同投入了對新市區發展計劃的研究。「在我到達北京之前，梁先生對首都城市規劃已有一個初步方案。那是以日本軍國主義者在侵華戰爭中已慘淡經營過的『居留民地』（今北京西郊五棵松一帶）為基礎而設計的一個市中心方案。」陳占祥回憶道，「梁先生的指導思想是要保護北京歷史名城。我完全贊成梁先生的這一指導思想，但對原有的初步方案發表了我的意見。」陳占祥認為：「日本侵略者在離北京城區一定距離另建『居留民地』，那是置舊城區的開發於不顧。我主張把新市區移到復興門外，將長安街西端延伸到公主墳，以西郊三里河（現國家經委所在地）作為新的行政中心，像城內的『三海』之於故宮那樣；把釣魚台、八一湖等組織成新的綠地和公園，同時把南面的蓮花池組織到新中心的規劃中來。」這個建議得到梁思成的認可。就在這時，一場激烈的交鋒到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