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頂住了中共的統戰，朋友和秘書卻跑了(1)

杜月笙抵香港不久，**方面立刻對他展開了統戰工作，**爭取杜月笙重回上海，除開他個人的聲望及號召力量外，還有一層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當時上海金融領袖、工商巨子莫不紛紛跟著杜月笙轉移，他們挾巨資而抵香港，我黨在港統戰工作人員千方百計，一心一意促使那些金融工商巨子回上海去。但是，上海的金融工商巨子一向以杜月笙馬首是瞻，言聽計從，經過工作，也有相當一部分人嚮往新生活而心存觀望。這時，旅港金融工商界人約可分為三種，一種人抱定決心在香港地區另創事業或者靜觀待變。一種人已被**統戰政策打動，他們熱烈地希望杜月笙能夠帶著他們回上海。一種人接受統戰宣傳后，模稜兩可，遲疑不決，不過仍存一線之望，最好是杜月笙也回上海去。在我黨的統戰政策感召下，杜月笙的好朋友、上海金融工商巨頭如王曉籟、劉鴻生、吳蘊初等人，都已打定主意向左轉。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這些有心回上海的人出入杜月笙之門，拚命地勸杜月笙跟他們同回上海，王曉籟和劉鴻生兩個更是無日無夜，舌蔽唇焦，聲淚俱下地勸，不過，杜月笙始終立定腳跟，不為其所動。然而，有一日，台北一家素具權威的報紙登出了一篇各方重視轟動一時的社論，在這篇社論中出現了兩個新名詞，所謂「政治垃圾」與「經濟蝗蟲」。王曉籟、劉鴻生認為這是一個「勸杜月笙回上海」的好題目，他們拿了報紙輪番去見杜月笙，告訴杜月笙說，社論中所指的暗中操縱上海金融、物資的經濟蝗蟲，不正是暗指你杜月笙嗎？台灣報紙差一點就要對你提名道姓了，尤其是那篇社論的結論，旨在「絕不容許政治垃圾、經濟蝗蟲」到台灣復興根據地去掀風作浪，重施故技。在這種情形之下，你杜月笙難道還有到台灣去的可能？還不如「風風光光」地跟我們回大陸吧。勸說杜月笙的人越來越多，而且都是異口同聲，眾人一詞，杜月笙剪下這篇社論來，叫他的秘書邊讀邊為講解，社論的措詞確實過火，將「罪狀」與「實際」對證，杜月笙三個字彷彿也是「呼之欲出」，於是杜月笙不由得大受刺激，他小心翼翼地將那張剪報折好，放在自己的馬甲袋裡。９月間，杜公館又有一位常客常常進出。他就是曾經身為和談５代表之一，被代總統李宗仁派到北平去跟**談判的章士釗。章士釗隨同和談代表團在１９４９年４月１日飛北平，談判２８天不得要領，后留下來歷時４月有餘，他又接**之命前往香港。一日，杜月笙正在客室和章士釗扃室長談。又來了一位好朋友，他就是江蘇省黨部主任委員、兼為立法委員的汪寶瑄，他是從廣州來的。杜月笙聽說汪寶瑄到訪，非常高興，他請章士釗到另外一間房裡小坐稍候，一面起身迎迓汪寶瑄。汪寶瑄和章士釗打了個照面。這時杜月笙面容清癯，神情憔悴，但是一見汪寶瑄，情緒就顯得相當的激動。杜月笙一伸手，從自己的中式馬甲口袋裡，掏出一份剪報，他搖頭、嘆息、苦笑，把那份剪報一直遞到王寶瑄的手上。汪寶瑄一看，便知道是引起軒然大波的台北某報一篇社論中用上了「垃圾、蝗蟲」二詞，斥責「投奔自由者」，言下之意彷彿這般人還想到台灣來烏煙瘴氣地搞垮台灣這一處**的基地，因此譏諷這般人為「垃圾、蝗蟲」。當時，汪寶瑄向杜月笙一笑，他開門見山地告訴杜月笙說：「杜先生，我正是為這件事到香港來，專程拜訪你的。」激動之餘，杜月笙極其罕見地向汪寶瑄發了一頓牢騷。他說：「我並非國民黨員，而抗戰、戡亂，一連兩次為國民黨犧牲一切，毅然赴港，用心無非是免為國民黨的敵人所用，我這麼做完全是本諸良心，既不求功，也並不是為了求什麼顯人表現，在這種情形之下台灣還有人認為我是『政治垃圾、經濟蝗蟲』，譏笑諷刺，不留遺地，實在是令人傷心。」汪寶瑄立即向杜月笙表明來意，他說：「在廣州因公稽留的洪蘭友公，正是奉當局之命，便道赴港將對先生加以安慰，並且有所解釋。」接著，汪寶瑄告訴杜月笙，洪蘭友為這件事心中也很難過，始終不得安心。洪蘭友托汪寶瑄轉告杜月笙台灣的近況，蔣介石猶未復職，一切難免顯得紊亂，某報的這篇社論大有親痛仇快之意，令人一見而知撰稿人既幼稚且有偏見，因此，當局目前已在著手整頓。眼見杜月笙的情緒漸漸平靜下來，汪寶瑄又說：「當局還有一封親筆函，將由洪蘭友公面交杜先生，信上所說的，和我剛才講的意思差不多。」頓了一頓，杜月笙方始語重心長地回答：「寶瑄兄，你回台灣以後，務心請你代我杜某人轉告台灣方面那許多黨政負責朋友，我杜月笙是白相人出身，我不是國民黨員，同時我也不懂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但是自從１９２７年起我追隨國民黨，往後的抗日、戡亂，甚至於將來反攻大陸，我一定還是跟著國民黨走。」「這不但是因為我杜月笙一生不做半吊子的事，而且，我還有我一層最簡單的道理，老實不客氣說，現在跟國民黨的人未見得滿意，不過我們大家應該明白這一點，跟國民黨縱使沒有乾飯吃，最低限度也有口稀飯喝，倘使去跟**呀，」他接著突然提高聲音，極其輕蔑地說：「我敢於說將來連屎都沒有得吃的！」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