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劫將星――段德昌(14)

夏曦窩了一肚子火，不敢對賀龍發，便全部傾瀉到段德昌頭上：「你們思想的出發點很成問題，寧願聽信陳渠珍的鬼話，也不相信紅軍的實力，想靠投機取巧，這是右傾和革命不徹底的辦法。我以分局書記的名義，命令紅軍立即進攻周燮卿。」

陳部周燮卿的第三旅駐桑植泥湖塔、永順桃子溪一帶，憑藉有利地形和堅固的工事，以逸待勞，一戰擊潰紅軍。經過作戰，他們覷破了紅軍子彈嚴重不足、人員不整、戰鬥力下降的弱點，立即轉守為攻，奪取桑植縣城，將紅三軍逐回湖北鶴峰毛壩的大山中，從此處於流蕩狀態，部隊總數下降到五千餘人。

夏曦將桑植戰役失敗的責任歸咎於紅三軍七、九兩師將士作戰不力和「改組派」的陰謀破壞，在中央分局擴大會議上異想天開地提出清黨的「主張」。

「綜合政治保衛局肅反的情況，在我們的黨內、政府內和軍隊內潛藏著大批的國民黨特務，我們的黨政軍組織往往成為反革命的特務組織，因此，現有的所有組織都不能相信，都必須打散重建。目前首先解散紅三軍中黨團組織及政治機關。」夏曦還舉出了莫斯科支部局先解散清理然後重新建立的例子。

「解散黨組織，我不同意。我在軍閥部隊時就想參加黨，到南昌暴動時才加入。我只曉得紅軍是黨領導的，解散黨我不同意，別的道理我說不出。」賀龍首先發言。由於文化水平有限，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讀得不多，他當時確實說不出更多的「道道」。

與賀龍不同，段德昌能夠抓住問題的本質。他一針見血地提出：「紅軍失敗是什麼原因造成的？蘇區坍台是誰造成的？除了敵人的進攻外，有沒有你夏曦個人的責任？」

會場頓時一片靜寂，夏曦閉口不答。

段德昌拍案而起，指著夏曦質問道：「你把紅軍搞完了，蘇區搞垮了，又要搞垮黨，你是革命的功臣還是罪人？你有什麼權力解散黨組織？中央讓你來當分局書記是要你解散黨組織的嗎？湘鄂西的黨被你解散了，你這個湘鄂西中央分局書記還當什麼？」

夏曦閉上眼睛，不說話。

宋盤銘是留蘇幹部，詳細講解了莫斯科支部局改組的緣由，提出這與根據地解散黨是兩回事，兩者不能相提並論。他說：「我從小被黨送到莫斯科，在莫斯科加入黨。解散黨，我不同意。」

由於遭到所有人的反對，夏曦沒有辦法作結論。但是在一個月後，他還是運用所謂書記的「最後決定權」，悍然作出了解散黨、團組織的決定。解散黨組織、停止黨的活動后，整個紅三軍只剩下夏曦、賀龍、關嚮應、盧冬生四個黨員。隨後，他又將清黨與「肅反」結合起來，掀起第三次「肅反」狂瀾，其**就是逮捕段德昌。

1933年春，紅三軍在以鶴峰為中心的湘鄂邊區游擊，經常被國民黨攆得東奔西跑，戰鬥傷亡和非戰鬥減員特別多。而且，鶴峰地區山高溝深，地瘠民貧，人口稀少，經常數十里不見人煙，兵源補充和物資給養非常困難。缺糧、缺衣、缺彈、缺葯的情況更加嚴重。原來洪湖蘇區參軍的紅九師戰士都迫切希望打回洪湖去。

一天，段德昌找到賀龍，要求帶兵回師洪湖。賀龍勸他暫時不要提這個意見，因為夏曦已經對恢復老蘇區喪失了信心。段德昌不聽，寫信給夏曦，提出應該把恢復洪湖蘇區作為目前紅三軍的行動方向。

3月25日，夏曦接到信后，立即通知段德昌到鶴峰鄔陽關紅三軍軍部開會。段德昌當時正在宣恩、鶴峰邊境指揮作戰，得到通知后立即帶警衛排趕回鄔陽關，當即被肅反委員會逮捕。

逮捕段德昌的經過，老紅軍朱達聲記得很清楚：

我於1931年10月參加紅軍，剛開始在紅三軍九師二十五團當勤務兵。過了一段時間，被調到師部警衛排當戰士。從這個時候起，我就給段德昌師長當警衛戰士，直到1933年3月，段德昌同志被夏曦以「改組派」的罪名逮捕。

1933年3月，我們向津市、澧州（今澧縣）開進。段師長的意圖，是想在這一帶開闢一塊新的根據地，與洪湖根據地隔江相望，爾後再派一支游擊隊去洪湖，打開局面，把兩塊根據地連成一片。當我們向津市、澧州發展時，接到軍部電令，讓立即返回。這樣，我們警衛排隨師長、政委一起到了鄔陽關軍部。剛一到，段師長就被保衛隊捆了起來，戴上了手銬腳鐐。我們警衛人員眼睜睜看到段師長蒙難，束手無策，只得回師部。第二天，湘鄂邊政治保衛局局長姜琪來到師部，警衛排的人員也遭到和師長同樣的命運，都被看管起來了。

「段德昌被抓了！」消息很快在軍中傳開。賀龍知道大事不好，日夜兼程地從前線趕回軍部。

「你為什麼要抓段德昌？」賀龍見到夏曦，劈頭便問。

夏曦給段德昌扣了兩頂帽子：「他分裂紅軍，企圖逃跑。」

「你有什麼根據？」

夏曦底氣很足地拿出一封信，朝賀龍一揚：「他從前方帶信回來，要求帶部隊回洪湖，這就是他拖槍逃跑、企圖叛變的證據。」

賀龍悲憤地說：「真是莫須有的罪名！德昌寫信是向你提出建議。他要是真的拖部隊去洪湖，大可一走了之，又何必寫信給你？又何必應召回軍部來？我擔保德昌決不是叛逃，應該馬上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