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夾不住的「尾巴」(1)

1972年8月，姨父走向一片迷茫的海洋。

動亂還沒有結束，「竊聽案」懸而未決，「文化大革命」仍像失去控制的洪水在廣袤的國土上四處泛濫。姨父被降職使用，到他聽也沒聽說過的廣州遠洋運輸公司革委會擔任副職。

對於剛剛走出監獄的姨父來說，這畢竟是一件值得高興的好事。我猜想，姨父是穿著他在獄中補綴的「精品」中山裝，甩著半截空袖筒，邁著軍人的步伐走向海洋的。而姨父一提起那身中山裝就氣不打一處來，他說，我對你六姨講過的，這件衣服不能丟，要留個紀念呀！可是，歷史證明，你六姨的記性是靠不住的。我的大女兒三潔這個小王八蛋，就在你六姨眼皮底下把它當成廢物扔掉了，還扔了我在監獄里用過的竹扁擔。我被看管人員尾隨著，跑到很遠的山上挑肥料，那根竹扁擔是始終陪著我的。我用它挑東西能挑百兒八十斤，甩起來走。別看我只有一隻手，我可以換肩，你知道怎麼換肩嗎？就是把脖子勾下來，叫扁擔從脖子後邊的脊椎骨上打個轉悠，從左肩換到右肩或是從右肩換到左肩，這是一個高難度動作，我那些患難兄弟是辦不到的。總之，是我應該留作紀念的東西，你六姨都記不住，三潔都給我甩掉了。我一直罵了她們多少年！

姨父去「遠洋」上班時絲毫沒有表現出「東山再起」的豪邁情緒。他說，我到了「遠洋」才知道什麼是「夾起尾巴做人」。這倒不是因為對他降職使用了，他壓根兒沒想到作為一個陷入驚天大案而沒有得出審查結論的人，還能給他派活，還能把他放在一個大企業的革命委員會裡「幹革命」。因此，他一再地告誡自己，要「夾起尾巴做人」。

姨父首先從業務上找到了惶恐的理由。他說，「遠洋」是搞航海運輸的，我不懂;輪船是機械體，我不懂;航運是經濟活動，它的財務管理是很嚴格的，我不懂。航運、機務、財務這三門專業，我都是門外漢。比如說財務，廣東省財政廳從廳長到勤雜人員的編製是八十人，這個公司財務處的編製卻有八十三人。既有中文賬，又有外文賬，大柜子、小柜子擺得滿滿的。不僅國內有一套人馬，在外國很多港口上還都有代理人。在計劃經濟年代，這個公司在外匯收入上對國家的貢獻是很大的。可我呢？我是個從來不用數學的人，沒有管過錢，我沒有錢用的時候，只知道喊叫你六姨，太婆，我兜里空了，給我百兒八十塊錢。我在東湖給**蓋房子的時候，也當然不會為經費問題發愁。

所以，一到「遠洋」，他就對一把手郭玉駿說，「遠洋」這個玩意兒我搞不懂，我只能給你敲敲邊鼓幫幫忙，幫得上就幫，要是幫不上，也請你放心，我絕不幫倒忙，不敲破鑼。

姨父說，他只知道「遠洋」公司的工作是「跑船」，所以一到公司，就急忙跑到船上看「跑船」。沒想到第一次上船就摸不著東西南北了。船上的人和跟他一起上船的人，他一個也不認得。哪邊是船頭，哪邊是船屁股也分不清;船上有哪些部門、哪些部門有哪些人，各職能部門隨他上船的人各有什麼責任，也統統的不曉得。他只是非常清楚地知道，他是看船來了。

中午，有人十分熱情地領他去吃飯。雖然看船還沒有看出名堂，飯總是要吃的。但他不知道船上有船員食堂，他本來可以發揚領導幹部艱苦樸素的優良作風，到船員食堂吃工作餐。有人一起鬨，就把他領到大台上去了。他不知道大台是對貨主和到了外國港口時進行特殊招待的地方。有人帶著一臉的壞笑，卻又熱情高漲地咋呼說，今天要招待公司來的新領導。他還沒來得及作出反應，各部門的人一哄而上，張王李趙還沒分清楚，都已經吃上喝上了。他暗自查點人數，好傢夥，有十多口人！在商品匱乏的計劃經濟時代，這條專跑外國大碼頭的船隻是個「另類」，船上有的是大蝦，個個都變成了吃大蝦的能手。大大小小的盤子里，堆上了噴香酥脆的罐頭花生米和各種品質優良的罐頭肉。尤其使他驚訝的是，還打開了不止一瓶的茅台酒。根據十多年外事接待工作之經驗，他知道三錢大的杯子，一瓶茅台倒滿杯能倒三十二杯，倒得稍微淺一點，能倒三十六杯。可是在這裡只倒了十幾杯酒，一轉眼，酒瓶就不見了，又打開了下一瓶。他覺得這頓飯吃得不是滋味，酒也喝得彆扭，卻又說不出個所以然，就提前離席，繼續尋找哪裡是船頭，哪裡是船屁股去了。

哎嗨！姨父發出一個響亮的感嘆詞，說，船上管財務的人沒等我下船，就顛兒顛兒地跑到公司報賬去了，說船上為了招待我而吃了多少大蝦，喝了多少瓶茅台，這個賬都安在我的頭上，用招待我的名義報銷了。這是我好久以後才知道的。這明明是整人嘛，我是個剛從他媽的監獄里出來的人，是個沒見過海船的「旱鴨子」。你要想喝點你就說到明處，等我下了船請你下館子就是了，何必弄了個圈套叫我跳！一把手郭玉駿知道我上當了，就瞞著我，捏著鼻子把賬報了。有人跟著吃了喝了還大造輿論，某某人上船大吃大喝，一次喝了多少瓶茅台，打開了多少聽罐頭，還拉上那麼一幫子人跟著吃喝，整得我以後簡直不敢上船了。

接著又發生了一件怪事:有人通知火葬場，說我們公司某家某戶某某人死了，要火化。火葬場就開著拉屍車來拉屍首，可是這個「屍首」還活得好好的，一聽說拉屍車來拉他，就把他嚇得一哆嗦，說，我還沒來得及變成屍首呀，麻煩你們改日再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