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的記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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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從民國十一年才進燕京大學去教書,至二十年退出,在這個期間我的住處沒有變動,但是學校卻搬了家,最初是在崇文門內盔甲廠,乃是北京內城的東南隅,和我所住的西北城正成一條對角線,隨後遷到西郊的海甸,卻離西直門很遠,現今公共汽車計有十站,大約總有十幾里吧。但是當初在城裡的時候,這條對角線本來也不算近,以前往北大去曾經試驗步行過,共總要花一個鐘頭,車子則只要三十分鐘,若是往燕大去車子要奔跑一個鐘頭,那麼是北大的二倍了。我在那邊上課的時間都是排在下午,可以讓我在上午北大上完課之後再行前去,中午叫工友去叫一盤炒麵,外帶兩個「窩果兒」即是汆雞子來,只要用兩三角錢就可以吃飽,但是也有時來不及吃,只可在東安市場買兩個雞蛋糕的卷子,冬天放下車簾一路大吃,等得到來也就可以吃完了。從北大走去,那條對角線恰是一半,其路線則由漢花園往南往東,或者取道北河沿,或者由翠花衚衕出王府大街,反正總要走過東安市場所在的東安門的。說起東安門來也有復辟時記憶留著,那朝西北的門洞邊上有著槍彈的痕迹,即是張勳公館的辮子兵所打出來的,不過現在東安門久已拆除,所以這些遺迹已全然不見了。自東安市場以至王府井大街,再往東便是東單牌樓了,那是最為繁盛的地方,買什麼東西都很方便,那時雖然不再走過前門,可是每星期總要幾回走過東單,就更覺得便利了。東單牌樓往南走不多遠,就得往東去,或在蘇州衚衕拐灣再轉至五老衚衕,或者更往南一點進船板衚衕釣餌衚衕,出去便是溝沿頭,它的南端與盔甲廠相接。說也奇怪,這北京東南的地方在我卻是似曾相識,因為在五年前復辟的時候,我們至東城避難,而這家旅館乃是恰在船板衚衕的陋巷裡。我們在那裡躲了幾天,有時溜出去買英文報看,買日本點心吃,所以在附近的幾條衚衕里也徘徊過,如今卻又從這裡經過,覺得很有意思。我利用來東城的機會,時常照顧的是八寶衚衕的青林堂日本點心鋪,東單的祥泰義食料鋪,買些法國的蒲桃酒和苦艾酒等。傍晚下課回來,一直要走一個多鐘頭,路實在長得可以,而且下午功課要四點半鐘才了,冬天到了家裡要六點鐘了,天色已經昏黑,頗有披星戴月之感,幸而幾年之後學校就搬了家,又是另外一種情形了。

燕京大學的新校址在西郊簍斗橋地方,據說是明朝米家的花園叫做勺園,不過木石均已無復存留,只有進門后的一座石橋,大概還是舊物吧。現在已改為北京大學,建築已很有增加,但是大體上似乎還無什麼改變。往海甸去的道程已有許多不同吧,就當時的狀態來說,有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十月三十日所寫的一封通信,登在《語絲》上面,題曰《郊外》,可以看見其時北京的一點情形,今抄錄於下:

燕大開學已有月余,我每星期須出城兩天,海甸這一條路已經有點走熟了。假定上午八時出門,行程如下,即十五分高亮橋,五分慈獻寺,十分白祥庵南村,十分葉赫那拉氏墳,五分黃庄,十五分海甸北簍斗橋到。今年北京的秋天特別好,在郊外的秋色更是好看,我在寒風中坐在洋車上遠望鼻煙色的西山,近看樹林后的古廟以及河邊一帶微黃的草木,不覺過了二三十分的時光。最可喜的是大柳樹南村與白祥庵南村之間的一段S字形的馬路,望去真與畫圖相似,總是看不厭。不過這只是說那空曠沒有人煙的地方,若是市街,例如西直門外或海甸鎮,那是很不愉快的,其中以海甸為尤甚,道路破壞污穢,兩旁溝內滿是垃圾以及居民所傾倒出來的煤球灰,全是一副沒人管理的地方的景象。街上三三五五遇見灰色的人們,學校或商店的門口常貼著一條紅紙,寫著什麼團營連等字樣。這種情形以我初出城時為最甚,現在似乎少好一點了,但是還未全去。我每經過總感到一種不愉快,覺得這是佔領地的樣子,不像是在自己的本國走路,我沒有親見過,但常常冥想歐戰時比利時等處或者是這個景象吧。海甸的蓮花白酒是頗有名的,我曾經買過一瓶,價貴而味仍不甚佳,我不喜歡喝它。我總覺得勃闌地最好,但是近來有什麼機制酒稅,價錢大漲,很有點買不起了。——城外路上還有一件討厭的東西,便是那紙煙的大招牌。我並不一定反對吸紙煙,就是豎招牌也未始不可,只要弄得好看一點,至少也要不醜陋,而那些招牌偏偏都是醜陋的。把這些粗惡的招牌立在佔領地似的地方,倒也是極適合的罷?

那時候正是「三一八」之年,這時馮玉祥的國民軍退守南口,張作霖的奉軍和直魯軍進佔北京,上面所說便是其時的情形,也就是上文說過的履霜堅冰至的時期了。

我在燕京前後十年,以我的經驗來說,似乎在盔甲廠的五年比較更有意思。從全體說起來,自然是到海甸以後,校舍設備功課教員各方面都有改進,一切有個大學的規模了,但我覺得有點散漫,還不如先前簡陋的時期,什麼都要緊張認真,學生和教員的關係也更為密切。我覺得在燕大初期所認識的學生中間有好些不能忘記的,過於北大出身的人,而這些人又不是怎麼有名的,現在姑且舉出一個已經身故的人出來,這人便是畫家司徒喬。他在民國十四年六月擬開一次展覽會,叫我寫篇介紹,我是不懂畫和詩的,但是寫了一篇《司徒喬所作畫展覽會的小引》在報上發表了,其詞曰:

司徒君是燕京大學的學生。他性喜作畫,據他的朋友說,他作畫比吃飯還要緊。他自己說,他所以這樣的畫,自有他不得不畫的苦衷,這便因為他不能閉著眼睛走路。我們在路上看見了什麼,回來就想對朋友說說,他也就忍不住要把它畫出來。我是全然不懂畫的,但他作畫的這動機我覺得還能了解,因為這與我們寫文章是一致的。司徒君畫里的人物大抵是些乞丐,驢夫和老頭子,這是因為他眼中的北京是這樣,雖然北京此外或者還有別的好東西,大家以為好的物與人。有一天,我到他宿舍里去,看見他正在作畫,大乞丐小乞丐並排著坐在他的床沿上——大的是瞎了眼的,但聽見了聲音,趕緊站了起來。我真感覺不安,擾亂了他們正經工作。我又見到一張畫好了的老頭兒的頭部,據說也是一個什麼衚衕的老乞丐,在他的皺紋和鬚髮里真彷彿藏著四千年的苦辛的歷史。我是美術的門外漢,不知道司徒君的畫的好壞,只覺得他這種作畫的態度是很可佩服的。現在他將於某日在帝王廟展覽他的繪畫,我很願意寫幾句話做個介紹,至於藝術上的成就如何,屆時自有識者的批判,恕我不能贊一辭了。

那時他的宿舍也就是在盔甲廠附近的一間簡陋的民房,後來在西郊建起新的齋舍,十分整齊考究,可是沒有那一種自由,他也沒有在那裡念書了。民國廿三年(一九三四)他外游歸來,回到北京來看我,給我用炭畫素描畫了一幅小像,作我五十歲的紀念,這幅畫至今保存,掛在舊苦雨齋的西牆上,我在燕大教書十年,得到這一幅畫作紀念,這實在是十分可喜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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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有限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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