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海之畔

→最容易引發鄉思的有兩種情景，一是面對明月，二是面對大海。這些天，我曾多次在紅海和蘇伊士灣西岸站立，又正好都是月夜，倒不是思鄉，而是在搜尋我的歷史記憶，回想中國人最早是在什麼時候把目光投向這裡的？

首先想到的是1900年前的那位叫甘英的漢朝使者。當時專管西域事務的班超有一塊長年的心病，覺得中國曆來只與安息（今伊朗）做生意，而安息實際上只是一個中間轉手環節。西部應該還有很大的天地，我們為何不直接與他們做生意呢？於是派出甘英向西旅行，看看那裡究竟是怎麼回事。

甘英此行歷盡艱辛，直到波斯灣而返回。但他一路上處處打聽，知道波斯灣向西再過一些國家之後還會遇到一個海，這大概就是我現在面前的紅海了。

紅海是亞洲與非洲的分界線，埃及亞洲部分的國土就在紅海東岸的西奈半島上。

甘英聽說，到了這個地方，一個真正的大帝國就在眼前了。甘英出於多種理由把這個大帝國稱為「大秦」，其實就是羅馬帝國。當時，紅海邊的埃及也已被羅馬所佔領，那麼我想，甘英所知道的紅海邊的羅馬，大半就是埃及。

於是，從《後漢書》開始，中國人已朦朧地把這兒作為西眺的終點。

甘英回來之後，中國人西行還是很少，只知道唐代有一個叫杜環的軍人被西域的軍隊俘虜后曾不斷向西流浪，最後可能從地中海進入了北非。但這也只是從他杜撰的一些地名中猜測，是否真的到了非洲，完全沒有把握。

再現聖經故事的古代圖書插圖：摩西帶領猶太族人渡過紅海，逃離法老的迫害。

再往後，對於非洲，除了絲綢之路上的商人可能繞道，鄭和下西洋時曾經抵達，中華文化在古代基本上沒有與非洲有過實質性的溝通。據說宇航員從太空看地球時能夠辨識的圖像是中國的萬里長城和埃及的金字塔，我曾奇怪為何古代遺迹在遠處會超過現代巨構，又嘆息數千年間它們共撐天下卻全然不知對方的存在。

由此想起梁啟超先生在80餘年前的一個觀點，他認為中國歷史可分為三個大段落，一是「中國之中國」，即從與古埃及文明同時的黃帝時代到秦始皇統一中國，完成了中國的自我認定；二是「亞洲之中國」，從秦到乾隆末年，即18世紀結束，中國與外部的征戰和溝通基本上局限於亞洲，中國領悟了亞洲範圍內的自己；三是19世紀至20世紀，可稱「世界之中國」，由被動受辱為起點，漸漸知道了世界，以及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我很喜歡梁啟超先生的這種劃分。

梁啟超先生沒有讀到20世紀新發現的一些中外交流史實，劃分有些簡單化，但基本上還是對的。19世紀之前，中國與亞洲之外的國家關係不是很大，而19世紀后不得不碰撞，首先也是歐洲一些比較年輕的國家，與希臘沒有什麼牽涉，更不待說埃及。

從整體來說，交流總是好事，但是具體地對於古代埃及文明和中華文明之間缺少交往這件事，又沒有必要作負面評價，路實在太遠，彼此很難抵達，兩種文明自成保守系統，幾乎不可能互相介入。

站在中國的立場上，即使從今天已經知道的全部埃及古代精神成果和實用器物看，也沒有哪一樣會使中國古代朝野欣喜，這就使交流失去了基礎；如果兵戎相見，那麼，中國皇帝不會遠征埃及是確定無疑的，而法老的船隊要到中國並戰而勝之，也幾乎不可能。在冷兵器時代，這麼大的中國怎麼會在乎遠道而來的幾隻外國兵船？因此，中國和埃及註定不會成為盟友也不會成為對頭。

這是相安無事的遠鄰，彼此不知對方的存在也沒有什麼不好，要知道時總會知道。近似人際關係，君子之交淡如水，何況是兩個一直沒有見過面的老君子，沒有必要太熱絡。國際政治更比人際關係講究實利，尤其是地緣上的實利，「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式的情誼，在國際政治中很難立足，因此也不必企盼。

不熱絡，也不容易破碎；不親昵，也不容易失望。中國古代與其他幾個文明古國交情不深，恩怨不大，這反而成了現在平和相處的基礎。中華文明承受過不少恩怨煎熬，現在煙塵落地，發現在大的方面依然保持著一種並不偏仄的客觀性，這正是今後發展的好兆頭。

不被熱情或憤恨所扭曲，才是大文明的氣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