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文學的源流序

本年三四月間沈兼士先生來叫我到輔仁大學去講演。說話本來非我所長，況且又是學術講演的性質，更使我覺得為難，但是沈先生是我十多年的老朋友，實在也不好推辭，所以硬起頭皮去講了幾次，所講的題目從頭就沒有定好，彷彿只是什麼關於新文學的什麼之類，既未編講義，也沒有寫出綱領來，只信口開河地說下去就完了。到了講完之後，鄧恭三先生卻拿了一本筆記的草稿來叫我校閱，這頗出於我的意料之外，再看所記錄的不但絕少錯誤，而且反把我所亂說的話整理得略有次序，這尤其使我佩服。同時北平有一家書店願意印行這本小冊，和鄧先生接洽，我便贊成他們的意思，心想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印了出來也好。就勸鄧先生這樣辦了。

我想印了出來也好的理由是很簡單的，大約就是這幾點。其一，鄧先生既然記錄了下來，又記得很好，這個工作埋沒了也可惜。其二，恰巧有書店願印，也是個機緣。其三，我自己說過就忘了，藉此可以留個底稿。其四，有了印本，我可以分給朋友們看看，這些都有點兒近於自私自利，如其要說得冠冕一點，似乎應該再加上一句：公之於世，就正大雅。不過我覺得不敢這樣說，我本不是研究中國文學史的，這只是臨時隨便說的閑話，意見的謬誤不必說了，就是敘述上不完不備草率籠統的地方也到處皆是，當作談天的資料對朋友們談談也還不妨，若是算它是學術論文那樣去辦，那實是不敢當的。萬一有學者看重我，定要那樣地鞭策我，我自然也硬著頭皮忍受，不敢求饒，但總之我想印了出來也好的理由是如上述的那麼簡單，所可說的只有這四點罷了。

末了，我想順便聲明，這講演里的主意大抵是我杜撰的。我說杜撰，並不是說新發明，想註冊專利，我只是說無所根據而已。我的意見並非依據西洋某人的論文，或是遵照東洋某人的書本，演繹應用來的。那麼是周公孔聖人夢中傳授的嗎？也未必然。公安派的文學歷史觀念確是我所佩服的，不過我的杜撰意見在未讀三袁文集的時候已經有了，而且根本上也不盡同，因為我所說的是文學上的主義或態度，他們所說的多是文體的問題。這樣說來似乎事情非常神秘，彷彿在我的杜園瓜菜內竟出了什麼嘉禾瑞草，有了不得的樣子；我想這當然是不會有的。假如要追尋下去，這到底是那裡的來源，那麼我只得實說出來：這是從說書來的。他們說三國什麼時候，必定首先喝道：且說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我覺得這是一句很精的格言。我從這上邊建設起我的議論來，說沒有根基也是沒有根基，若說是有，那也就很有根基的了。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於北平西北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