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知草跋

燕知草跋

小時候讀書不知有序,每部書總從目錄後面第一頁看起。後來年紀稍長,讀外國書知道索引之必要與導言之有益,對於中國的序跋也感到興趣。桐城派的文章固然無聊,只要他說得出道理來,那也就值得看,譬如吳摯甫的《天演論》序與林琴南的「哈氏叢書」諸序,雖然有好些謬語,卻是頗有意思。因為我喜歡讀序,所以也就有點喜歡寫序;不過,序實在不好做,於是改而寫跋。

做序是批評的工作,他須得切要地抓住了這書和人的特點,在不過分的誇揚里明顯地表現出來,這才算是成功,跋則只是整個讀過之後隨感地寫出一點印象,所以較為容易了。但是話雖如此,我卻恐怕連這個也弄不好。平伯的這些文章,我都是一篇篇地讀過的,大部分還是原稿,只有三兩篇是從印本上看來,可是現在回想整個的印象,實在有點兒迷糊了。我覺得裡邊的文字都是寫杭州的,這個證以佩弦的序言可以知道是不錯。可惜我與杭州沒有很深的情分,十四五歲曾經住過兩個年頭,雖然因了幼稚的心的感動,提起塔兒頭與清波門都還感到一種親近,本來很是嫌憎的杭州話也並不覺得怎麼討厭,但那時環境總是太暗淡了,後來想起時常是從花牌樓到杭州府的一條路,發見自己在這中間,一個身服父親的重喪的小孩隔日去探望在監的祖父。我每想到杭州,常不免感到些憂鬱。但是,我總還是頗有鄉曲之見的人,對於浙江的事物很有點好奇心,特別是杭州——我所不願多想的杭州的我所不知道的事情,卻很願意聽,有如聽人家說失卻的情人的行蹤與近狀,能夠得到一種寂寞的悅樂。《燕知草》對於我理應有此一種給予,然而平伯所寫的杭州還是平伯多而杭州少,所以就是由我看來也仍充滿著溫暖的色彩與空氣。

我平常稱平伯為近來的一派新散文的代表,是最有文學意味的一種,這文章在《燕知草》中特別地多。我也看見有些純粹口語體的文章,在受過新式中學教育的學生手裡寫得很是細膩流麗,覺得有造成新文體的可能,使小說戲劇有一種新發展,但是在論文——不,或者不如說小品文,不專說理敘事而以抒情分子為主的,有人稱他為「絮語」過的那種散文上,我想必須有澀味與簡單味,這才耐讀,所以他的文詞還得變化一點。以口語為基本,再加上歐化語,古文,方言等分子,雜揉調和,適宜地或吝嗇地安排起來,有知識與趣味的兩重的統制,才可以造出有雅緻的俗語文來。我說雅,這只是說自然,大方的風度,並不要禁忌什麼字句,或者裝出鄉紳的架子。平伯的文章便多有這些雅緻,這又就是他近於明朝人的地方。不過我們要知道,明朝的名士的文藝誠然是多有隱遁的色彩,但根本卻是反抗的,有些人終於做了忠臣,如王謔庵到覆馬士英的時候便有「會稽乃報仇雪恥之鄉,非藏垢納污之地」的話,大多數的真正文人的反禮教的態度也很顯然,這個統系我相信到了李笠翁袁子才還沒有全絕,雖然他們已都變成了清客了。中國新散文的源流我看是公安派與英國的小品文兩者所合成,而現在中國情形又似乎正是明季的樣子,手拿不動竹竿的文人只好避難到藝術世界里去,這原是無足怪的。我常想,文學即是不革命,能革命就不必需要文學及其他種種藝術或宗教,因為他已有了他的世界了;接著吻的嘴不再要唱歌,這理由正是一致。但是,假如征服了政治的世界,而在別的方面還有不滿,那麼當然還有要到藝術世界里去的時候,拿破崙在軍營中帶著《維特的煩惱》可以算作一例。文學所以雖是不革命,卻很有他的存在的權利與必要。——從《燕知草》說到明朝,又從明朝說到革命,這個野馬跑得太遠了,實在我只想說明,文學是不革命,然而原來是反抗的:這在明朝小品文是如此,在現代的新散文亦是如此。平伯這部小集是現今散文一派的代表,可以與張宗子的《文秕》(刻本改名「琅嬛文集」)相比,各佔一個時代的地位,所不同者只是平伯年紀尚青,《燕知草》的分量也較少耳。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於北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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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雨齋序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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