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七賢故事集序

林培廬君輯錄潮州前後七賢故事，來信索序。這我當然樂意做的，只是照例難免拖延，一直拖到書已將印成了，見到林君的催信，才急忙拿起筆來寫，空虛之上加以倉卒，其寫得不行當然是意中事了。

《七賢故事集》的校樣承林君寄給我一份，好好地讀了一遍。這是傳說類的名人故事，但其內容與童話自多共通，又因這種軼事大抵以遊戲玩弄為主，自然更近於笑話，如平常所說的徐文長也是如此。明末墨憨齋編《古今譚概》，清初竹笑居士刪訂為《古笑史》，又編《笑府》，后遊戲主人改編為《笑林廣記》，是很好的例。《譚概》本來都是古笑史，其特色是在笑話上規定了時地人，《笑府》卻是泛指的，他的腳色是塾師聾子之類而不是張龍趙虎，這便是童話而不是傳說了。但是這些故事有地方與笑話頗有差別，笑話的重心是他人的愚蠢和失敗，在故事裡這只是陪襯，所重的乃是本人的聰明和成功，雖然讀者的愉快出於自己的優勝感這一件似乎原是一樣。其實也是無害的消遣，在這點上卻容易受到非難，無論是故事或笑話。我在《徐文長的故事》的說明裡曾說過這幾句話：從道德方面講，這故事裡的確含有好些不可為訓的分子，然而我們要知道，老百姓的思想還有些和野蠻人相像，他們相信力即是理，無論用了體力智力或魔力，只要能得到勝利，即是英雄，對於愚笨孱弱的失敗者沒有什麼同情，這隻要檢查中外的童話傳說就知道。現在我們又不把這些故事拿去當經書念，要找出天經地義的人生訓來，那麼我們正可不必十分去認真了。

七賢故事是地方名人傳說，這又是很有趣味的一點。他們都是文人，也都是官，官固然不儘是文人出身，但文人的頂高的出路是官，那是五百年來的定理了。故事裡的名人或英雄大抵有兩種，一是官，一是文人，前者如包龍圖海瑞彭宮保，後者如羅隱秀才解學士徐文長，至於聰明的白衣——例如後世社會上很有勢力的流氓，則不大有份。這或者因為在科舉制度下的社會裡起碼非秀才不能有勢力，或者也因為那時流氓便由秀才們兼做去了的緣故罷。總之這一點裡與西洋很有不同，假如不把主教來當作官，教徒與武士當作文武秀才看。七賢是本地人，他們在故事裡的地位所以並不是官，可以像彭宮保那樣地有許多作為，但只是一位鄉紳，那麼也就歸入文人隊中，跟了徐文長去活動活動罷了。徐文長一派自羅隱秀才以來便不大闊氣，只有解學士算是有了一官半職，如今前後七賢都是不很小的官兒，真可以說是同路人中最有光榮的了。記得容元胎君序中說及因此可以考見中國人民尊重官和科名的心理的一斑，我覺得這也說得很有道理。這種心理是全國的，或者說是全文化的亦無不可，因為在朝鮮安南恐怕也逃不了這影響。其次，這些故事多是流動的，流傳在各處，集合在一個箭垛上便成了傳說，散出來又是種種的童話或笑話。因為如此，七賢的地方傳說頗缺少地方色彩，大抵與羅解徐諸前輩的言行同一軌範，故其地位不重在地方文藝上，但以國民傳說的研究資料論，則自有其真價值也。

中國民俗學的運動漸漸發達，特別在廣東浙江兩省，因了鍾敬文婁子匡林培廬諸同志的努力，有好些研究機關與刊物，這是很可樂觀的事。研究的初步重在搜集資料，中國地大物博，這種工作也就頗煩重，不是現今少數同志所能辦好，在這樣困難之下卻總能有那些成績，風俗和歌謠故事方面有了不少記錄，不能不說是很好的成績了。但是資料搜集固然多多益善，而搜集的得法不得法也是一個重要問題，其中最要注意的是其記錄的方法。我們現在只就故事來講，搜集故事的缺點是容易把它文藝化了，它本來是民間文學，搜集者又多是有文學興趣的，所以往往不用科學的記錄而用了文藝的描寫，不知不覺中失了原來的色相，這當做個人的作品固有可取，但是民俗學資料的價值反未免因而減少了。歌謠故事之為民間文學須以保有原來的色相為條件，所以記錄故事也當同歌謠一樣，最好是照原樣逐字抄錄，如不可能則用翻譯法以國語述之，再其次則節錄梗概，也只可節而不可改，末后二法已是搜集故事者的特許自由，為搜集歌謠者所不能援引者也。大凡愈用科學的記錄方法，愈能保存故事的民間文學與民俗學資料之價值，這本是極普通的話，因為偶然想到，便蛇足地寫在這裡了。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於北平苦雨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