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家瑣記

移家瑣記一

流水不腐，這是中國人的俗話，Stagnantpond，這是外國人形容固定的頹毀狀態的一個名詞。在一處羈住久了，精神上習慣上，自然會生出許多霉爛的斑點來。更何妨洋場米貴，狹巷人多，以我這一個窮漢，夾雜在三百六十萬上海市民的中間，非但汽車，洋房，跳舞，美酒等文明的洪福享受不到，就連吸一口新鮮空氣，也得走十幾里路。移家的心愿，早就有了；這一回卻因朋友之介，偶爾在杭城東隅租著了一所適當的閑房，籌謀計算，也張羅攏了二三百塊洋錢，於是這很不容易成就的戔戔私願，竟也貓貓虎虎地實現了。小人無大志，蝸角亦乾坤，觸蠻鼎定，先讓我來謝天謝地。

搬來的那一天，是春雨霏微的星期二的早上，為計時日的正確，只好把一段日記抄在下面：

一九三三年四月廿五（陰曆四月初一），星期二。晨，五點起床，窗外下著蒙蒙的時雨，料理行裝等件，趕赴北站，衣帽盡濕。攜女人兒子及一僕婦登車，在不斷的雨絲中，向西進發。野景正妍，除白桃花，菜花，棋盤花外，田野里只一片嫩綠，淺淡尚帶鵝黃。此番因自上海移居杭州，故行李較多，視孟東野稍為富有，沿途上落，被無產同胞的搬運夫，敲颳去了不少。午後一點到杭州城站，雨勢正盛，在車上蒸干之衣帽，又涔涔濕矣。

新居在浙江圖書館側面的一堆土山旁邊，雖只東倒西斜的三間舊屋，但比起上海的一樓一底的弄堂洋房來，究竟寬敞得多了，所以一到寓居，就開始做室內裝飾的工作。沙發是沒有的，鏡屏是沒有的，紅木器具，壁畫紗燈，一概沒有。幾張板桌，一架舊書，在上海時，塞來塞去，只覺得沒地方塞的這些破銅爛鐵，一到了杭州，向三間連通的矮廳上一擺，看起來竟空空洞洞，像煞是滄海中間的幾顆粟米了。最後裝上壁去的，卻是上海八雲裝飾設計公司送我的一塊石膏圓面。塑制者是江山徐葆藍氏，面上刻出的是《聖經》里馬利馬格大倫的故事。看來看去，在我這間黝暗矮闊的大廳擺設之中，覺得有一點生氣的，就只是這一塊同深山白雪似的小小的石膏。

二

向晚雨歇，電燈來了。燈光灰暗不明，問先搬來此地住的王母以「何不用個亮一點的燈球？」方才知道朝市而今雖不是秦，但杭州一隅，也絕不是世外的桃源，這樣要捐，那樣要稅，居民的負擔，簡直比世界哪一國的首都，都加重了；即以電燈一項來說，每一個字，在最近也無法地加上了好幾成的特捐。「烽火滿天殍滿地，儒生何處可逃秦？」這是幾年前做過的疊秦韻的兩句山歌，我聽了這些話后，嘴上雖則不念出來，但心裡卻也私地轉想了好幾次。腹誹若要加刑，則我這一篇瑣記，又是自己招認的供狀了，罪過罪過。

三更人靜，門外的巷裡忽傳來了些篤篤篤篤的敲小竹梆的哀音。問是什麼？說是賣餛飩圓子的小販營生。往年這些擔頭很少，現在卻冷街僻巷，都有人來賣到天明了，百業的凋敝，城市的蕭條，這總也是民不聊生的一點點的實證罷？

新居落寞，第一晚睡在床上，翻來覆去，總睡不著覺。夜半挑燈，就只好拿出一本新出版的《兩地書》來細讀。有一位批評家說，作者的私記，我們沒有閱讀的義務。當時我對這話，倒也佩服得五體投地，所以書店來要我出書簡集的時候，我就堅決地謝絕了，並且還想將一本為無錢過活之故而拿去出賣的日記都教他們毀版，以為這些東西，是只好於死後，讓他人來替我印行的；但這次將魯迅先生和密斯許的書簡集來一讀，則非但對那位批評家的信念完全失掉，並且還在這一部兩人的私記里，看出了許多許多平時不容易看到的社會黑暗面來。至如魯迅先生的詼諧憤俗的氣概，許女士的誠實莊嚴的風度，還是在長書短簡里自然流露的餘音，由我們熟悉他們的人看來，當然更是味中有味，言外有情，可以不必提起，我想就是絕對不認識他們的人，讀了這書至少也可以得到幾多的教訓，私記私記，義務云乎哉？

從半夜讀到天明，將這《兩地書》讀完之後，已經覺得愈興奮了，六點敲過，就率性走到樓下去洗了一洗手臉，換了一身衣服，踏出大門，打算去把這杭城東隅的侵晨朝景，看它一個明白。

三

夜來的雨，是完全止住了，可是外貌像馬加彈姆式的沙石馬路上，還滿漲著淤泥，天上也還浮罩著一層明灰的雲幕。路上行人稀少，老遠老遠，只看得見一部慢慢在向前拖走的人力車的后形。從狹巷裡轉出東街，兩旁的店家，也只開了一半，連挑了菜在沿街趕早市的農民，都像是沒有灌氣的橡皮玩具。四周一看，蕭條復蕭條，衰落又衰落，中國的農村，果然是破產了，但沒有實業生產機關，沒有和平保障的像杭州一樣的小都市，又何嘗不在破產的威脅下戰慄著待斃呢？中國目下的情形，大抵總是農村及小都市的有產者，集中到大都會去。在大都會的帝國主義保護之下變成殖民地的新資本家，或變成軍閥官僚的附屬品的少數者，總算是找著了出路。他們的貨財，會愈積而愈多，同時為他們所犧牲的同胞，當然也要加速度的倍加起來。結果就變成這樣的一個公式：農村中的有產者集中小都市，小都市的有產者集中大都會，等到資產化盡，而生財無道的時候，則這些素有恆產的候鳥就又得倒轉來從大都會而小都市而仍返農村去做貧民。轉轉循環，絲毫不爽，這情形已經繼續了二三十年了，再過五年十年之後的社會狀態，自然可以不卜而知了啦，社會的癥結究在哪裡？唯一的出路究在哪裡？難道大家還不明白么？空喊著抗日抗日，又有什麼用處？

一個人在大街上踱著想著，我的腳步卻於不知不覺的中間，開了倒車，幾個彎兒一繞，竟又將我自己的身體，搬到了大學近旁的一條路上來了。向前面看過去，又是一堆土山。山下是平平的泥路和淺淺的池塘。這附近一帶，我兒時原也來過的。二十幾年前頭，我有一位親戚曾在報國寺里當過軍官，更有一位哥哥，曾在陸軍小學堂里當過學生。既然已經回到了寓居的附近，那就爬上山去看它一看吧，好在一晚沒有睡覺，頭腦還有點兒糊塗，登高望望四境，也未始不是一帖清涼的妙藥。

天氣也漸漸開朗起來了，東南半形，居然已經露出了幾點青天和一絲白日。土山雖則不高，但眺望倒也不壞。湖上的群山，環繞在西北的一帶，再北是空間，更北是湖州境內的發樣的青山了。東面迢迢，看得見的，是臨平山，皋亭山，黃鶴山之類的連峰疊嶂。再偏東北行，大約是塘棲上的超山山影，看去雖則不遠，但走走怕也有半日好走哩。在土山上環視了一周，由遠及近，用大量觀察法來一算，我才明白了這附近的地理。原來我那新寓，是在軍裝局的北方，而三面的土山，系遙接著城牆，圍繞在軍裝局的匡外的。怪不得今天破曉的時候，還聽見了一陣喇叭的吹唱，怪不得走出新寓的時候，還看見了一名荷槍直立的守衛士兵。

「好得很！好得很！……」我心裡在想，「前有圖書，後有武庫，文武之道，備於此矣！」我心裡雖在這樣的自作有趣，但一種沒落的感覺，一種不能再在大都會裡插足的哀思，竟漸漸地漸漸地溶浸了我的全身。

（選自《達夫全集》第7卷《斷殘集》，

上海北新書局193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