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致二三事
李致二三事
◎徐棻
李致同志在省上,我在市上;他是領導,我是平民。一般來說,我們之間距離不小。然而在我的感覺中,他卻是一個可以說知心話的好兄長,一個可以永遠信賴的老朋友。
我第一次和李致同志近距離接觸,正是我的一個戲被責令停演的時候。那是1987年,成都市川劇院聯合團演出了我與胡成德合作的川劇《大劈棺》。這戲在確定劇名時,我們犯忌了——用了新中國成立初期即被禁演的戲名《大劈棺》。用這箇舊名當時只為招徠觀眾,果然也招徠了不少觀眾。我們自以為得計,簡單地以為叫什麼名字沒關係,內容才是重要的。誰知演了沒幾天,一個上級有關部門便打來電話,說《大劈棺》是禁戲,責令我們立即停演。劇團傻眼了,不敢抗拒上級部門;市文化局沉默著,不好得罪上級部門。常言說「劇本是編劇的兒子」,我這個當「媽」的著急了。得知消息時,我先是震驚,后是委屈。在聽說下達指令的人並沒有看過戲時,我憤怒了,心想,官司打到北京,我也要為這個戲平反。我決定先去省委宣傳部找李致同志。他看著我氣鼓鼓的樣子笑了起來,連忙安慰我說,演一個戲很不容易,不能輕易停演,何況你們這個戲改得不錯。待我心平氣和后,他又說,你們為什麼不主動請人家看戲呢?聽我說送了票,他又開導我說,演出這種特殊題材的作品,如果事先能與有關方面溝通溝通,就不會產生誤解了。這時我才若有所悟:自己滿腦殼「編劇思維」,對別的事可謂一竅不通。最後他給我出主意,叫我請市文化局打個報告說明情況,他在上面批幾個字才好辦理;又叫我給戲另外取個戲名,以避免誤會。回來后,我立刻照辦。沒過幾天,改名為《田姐與莊周》的這個「禁戲」,便又重新開始公演。
1990年3月,由中國劇協《劇本》月刊社聯合成都市文化局和四川省文化廳劇目室,在成都舉行我的「劇作研討會」。事前,中國劇協的同志告訴我,由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的《徐棻戲曲選》將在召開研討會時發行,但這部書中選入的主要是「文革」以前的作品。他們建議我再出一部1980年以後的「作品選」,說這會有助於研究我的戲。我認為這建議很有道理,便說給李致同志聽。他聽后毫不猶豫地說:「這件事我可以幫忙。」在他的運籌下,四川文藝出版社免費為我出版了《探索集》(收入五個大戲和十四篇文章),並承諾趕在3月之前出版,好把兩部選集同時送到與會者的手中。我帶著感激的心情,請李致同志為《探索集》寫序。有趣的是,他在序的開頭寫下了「徐棻與魏明倫」如何如何,在序的末尾又寫下了「魏明倫與徐棻」如何如何。我看了雖然覺得有點奇怪,但也沒好意思問個所以然。倒是該書的責任編輯忍不住了。他建議李致同志把魏明倫的名字刪去,因為這部戲里的東西與魏明倫絲毫無關。有一天,李致同志特別叫住我,對我說:「你和魏明倫是我們省里最有影響的劇作家,你們在全國都很有名氣。我在為你寫序時故意提到他,是想表示我對你們兩個都同樣看重,也希望別人能這樣對待你們兩人,這有利於川劇事業。所以我不打算刪改,請你不要介意。」這時我才明白了他的良苦用心:他是不願意我們中間的任何一個人,在任何情況下,讓其中的某一個感到受了冷落或受了傷害。一個領導人如此小心翼翼地呵護著兩個編劇,希望他們永遠在愉快的心境中發揮他們的創造性,這份對川劇事業細緻入微的關懷,也真夠讓人感動的了。
1992年,法國文化商拉圭爾先生一行三人來四川選戲。他們在成都、重慶、新都看了五台戲后都不滿意,說「一台也選不上」。由於我的一位法國朋友正好是他們的朋友,那朋友委託他們來看望我,所以他們在離蓉前便請我去錦江賓館共進午餐。餐桌上談起戲來,拉圭爾先生便數落了川劇很多缺點,逼得我針鋒相對地進行了一番辯駁。我本來以為他會不高興,誰知他竟坦率地承認我說服了他。回到法國后,他來信請我擔任藝術指導,要求我為他修改加工《白蛇傳》。正式的邀請函隨即到來,邀請我所在的成都市川劇院三團攜《白蛇傳》赴法國演出。不料這件好事卻被卡住了。先是卡在文化部。有人去文化部告我「私會外國人」,言下之意我有「裡通外國」的嫌疑。待事情澄清后,文化部開了綠燈,但又卡在了省內,而且久久沒有鬆動的跡象。無奈之下,我又去省委宣傳部找到李致同志。向來以川劇整體利益為重的李部長,一如既往地立刻表示支持。他認為能向國外觀眾介紹川劇是件大好事,不論是省上的劇團,還是市裡、縣裡的劇團,只要有機會出國演出,有關方面都應該給予幫助。為此,李部長不但口頭斡旋,電話勸說,還用宣傳部的名義發下正式函件,要求有關部門放行。加上拉圭爾先生是中國的好朋友,深得我國駐法大使館的信任;又加上文化部的積極干預,終使市川劇院帶上我修改加工后的《白蛇傳》如期抵達巴黎,並巡迴演出於法國十六個大城市,為川劇在法國和西歐的演出播下良種,贏得聲譽。
2000年春節,文藝界人士的「健康保護神」李枝華醫生請朋友們吃「團年飯」,李致同志恰巧和我同桌。閑聊中不知怎地聊到我寫川劇的話題上了,我便順口說:「到明年,我當編劇就整整四十周年了。」李致同志道:「編了四十年的劇,不容易。應該給你祝賀一下。」我又隨口說:「退休的人了,哪個管這些事喲。」他卻十分認真:「退休了你還在編劇嘛。市文化局會管,省文聯也會管。有機會我跟你們市上的領導說說。」我怕引起什麼誤會,勸他不要說。他卻反過來叫我不要過問了,說這也不是個人的事,慶祝一下對鼓舞後進有好處。誰知事情竟這麼湊巧,我倆的話剛說完沒一會兒,成都市委副書記黃忠瑩同志來了,而且被主人安排在我們這一桌。李致同志對我一笑說:「機會來了。」他扭過頭去和黃書記寒暄幾句后,就說了「四十年」的事。熱情爽朗的黃書記一聽,馬上笑道:「四十周年,好呀好呀。該祝賀,該祝賀。」這時,恰好成都市文化局的嚴曉琴局長來了,而且被主人安排在黃書記身邊,打過招呼后黃書記就說:「曉琴,明年徐棻同志編劇四十周年,我們好好給她辦一下。」嚴局長聽了也很高興:「正好,明年我們要出版上下兩卷的《徐棻戲劇作品選》。在這部書的首發式上,我們開一個隆重的座談會來祝賀徐棻同志的編劇四十周年。」2001年12月15日,「徐棻戲劇創作四十周年暨《徐棻戲劇作品選》出版大會」在成都川劇藝術中心隆重舉行。當我看見李致同志以抱病之身拄著拐杖、被人攙扶著前來出席座談會時,覺得有許多話湧上心頭。我很想對他說些什麼,但又不知向他說什麼才好。
我和李致同志在省振興川劇領導小組中相處過;在省文聯的工作中相處過;在四川省政協的工作中相處過。他還在省政協成立過「川劇工作室」,讓我擔任「常務副主任」。由於這些原因,我們接觸不少,談話也多,但直接和我有關的事,卻只有前面說的那幾件。那幾件都是小事。不過,有的小事如果輕率地處理,也可能變成「大事」,至少會影響當事人的積極性和有關方面的團結。而李致同志在對待有關川劇的各種人和事時,總是耐心地化解著矛盾,努力地加強著團結,循循善誘地鼓勵大家在平等的起跑線上去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這是只有那些品質優秀的人才能做出的、一種隱形然而具體的貢獻。現在,川劇還能以其質優量多、出人齣戲居於中國戲曲之前列,不能不說與李致同志前些年扎紮實實的工作有關。所以,我認為他是繼成都市李宗林市長、重慶市任白戈市長、四川省委宣傳部李亞群副部長之後,把川劇認認真真放在心上的一位領導人。為此,我願向他致敬,並願向他說一聲:「為了川劇事業,謝謝您!」
2001年晚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