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各國立約交涉

第十七章

各國立約交涉

中國以條約許外國通商，實以五口通商之約為始，而其喪失利權，則以咸豐戊午、庚申之約為尤甚。自有五口通商之約，各國紛紛援例，而閉關之局，遂不復能守。自有戊午、庚申之約，續訂各國，輾轉引用，而利權益不可問矣。今敘述此兩約以後，各國與中國立約之大要如下。英、法等國侵略中國之舉，別為專章詳之。

五口通商而後，法、美之外，訂約者當以瑞典為最早。瑞典之來粵互市，遠在雍正九年（1731）。道光二十七年（1847），遣使赴粵，請援英例，在五口通商。耆英與之訂約，凡三十三款。其第二款規定出入口稅，俱照現定稅冊，不得多於各國此語第五款中又提及。一切規費，全行革除。日後欲將稅例變更，須與瑞、挪領事等官議允。如另有利益及於各國，瑞、挪國人應一體均沾。第三款許五口通商。第四款許設領事。第十六款裁洋行，准與中國商民任便貿易。第二十四、二十五兩款，規定領事裁判員權。此約與英《天津條約》極相類，與美《天津條約》則更有全款相同者。蓋道光二十三年（1843），耆英曾在虎門定「善後條約通商章程」二十一款。二十六年（1846），又在虎門定續約五款。瑞約及英、法、俄、美《天津條約》，實同以此二約為據，觀英約第一款，謂廣東善後舊約，併入新約中可知也。虎門兩約，今無華文本，觀於瑞約，而知《天津條約》之喪失利權，有由來矣。瑞約十七款雲，瑞、挪國人，在五口貿易，或久居，或暫住，均准其租賃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樓，並設立醫館、禮拜堂及殯葬之處。必須由中國地方官會同領事等官，體察民情，擇地基，聽瑞、挪國人與內民公平議定租息。瑞、挪國人泊船寄居處所，商民水手人等，只准在近地行走，不準遠赴內地鄉村任意遠遊，尤不得赴市鎮私行貿易，應由五港口地方官各就民情地勢，與領事官議定界址，不許逾越，以期永久彼此相安。頗可考見租界之所由來。又二十三款雲，瑞、挪國人攜帶鴉片及別項違禁貨物至中國者，聽中國地方官自行辦理治罪。則是時煙尚有禁，領判權之庇護，並不及於攜帶鴉片及違禁貨物之人。此條若亦以虎門兩約為本，咸豐《天津條約》，何不一併聲明？疑當時洋葯，業經紛紛抽厘，實利其稅而自願弛其禁矣。二十一款雲，瑞、挪國以後或有國書遞達中國朝廷者，應由中國辦理事務之欽差大臣，或兩廣、閩浙總督等大臣，將原書代奏。觀此條規定，不過如此，亦可知後來爭執駐使之由也。

《天津條約》立后，首來上海，請援英、法例立約者，為西班牙及葡萄牙。桂良據奏，未許。十年（1860），蘇撫薛煥署理欽差，督辦江浙閩粵五口及內江各口通商事務，諸國多以為請。上諭仍令嚴拒。並令曉諭英、法、美三國，幫同阻止。有「如各小國不遵理諭，徑赴天津，惟薛煥是問」之語。十一年（1861），普魯士在上海請立約，薛煥拒之。其使艾林波徑赴天津，請於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又入京，請法使代請。總署請派倉場侍郎崇倫赴天津辦理。是年七月八日，議定條約四十二款，專條一款，別附《通商章程善後條約》十條，另款一條。此約開廣州、潮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芝罘、天津、牛庄、鎮江、九江、漢口、瓊州、台灣、淡水十五口第六條；彼此均得遣使第二條；普國得派領事，亦可托他國領事代辦第四條。光緒六年（1880）續約，乃定中國亦得派領事赴德。其領事裁判員權，見第三十五、三十八、三十九款。最惠國條款，見第四十款。稅則訂明照「通商章程」辦理第十五款、第二十四款。所附「通商章程」十款，與咸豐八年（1858）與英、法、美所定者同。訂約之初，普魯士欲以彼國文字為準，亦援英、法例也，中國不許。后以法使調停，另備法文一份，如有辯論，援以為證，謂法文為歐人所通習也。此約以十年為限。期滿德使提出大孤山開港，長江添辟口岸，鄱陽湖行輪，德船入內江內河，德商入內地辦貨各條，屢議無成。至光緒六年，乃由沈桂芬、景廉與德使巴蘭德議定續約十條，章程九條。續約第一款，除宜昌、蕪湖、溫州、北海前已添開口岸，及大通、安慶、湖口、武穴、陸溪口、沙市前已作為上下客貨之處外案此系光緒二年《中英煙台條約》，見后，又允吳淞口停泊，上下客商貨物。第二款，訂明德國欲享最惠國利益，則中國與他國所訂章程，亦須遵守。第八款，中外官員審辦交涉案件，以及商人運洋貨入內地，洋商入內地買土貨，如何科征，又中外官員如何往來，一切事宜，應歸另議。今先訂明，彼此均允妥商。此條意重在第二端。巴蘭德原議洋貨入內地，應徵厘金，另議歸併抽收。並請總署具照會，聲明洋貨入內地，應否免厘，與各國會商訂辦。總署拒之。巴蘭德遂出京。時光緒三年（1877）五月也。旋由李鴻章與商，告以如議免厘，必於正子兩稅外，再加若干。巴蘭德乃復入京，往複商榷，訂為此條，實為加稅免厘之議所自始。又議土貨改造別貨，經總署咨商李鴻章駁覆，實亦《馬關條約》之張本雲。

荷蘭定約，事在同治二年（1863）。由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奏聞，約凡十六款，多與他國同第一款，訂設使領；第二款，准在已開口岸貿易；第三款，內地遊歷通商；第四款，傳教；第六款，領事裁判員；第十款，納稅以稅則為準，不得與他國不均；第十五款，最惠。另款聲明，各國稅則，屆重修年份，荷國亦一體辦理，不另立年限。

丹麥國使拉斯勒福亦作拉斯喇弗，於同治二年（1863）來求通商，徑入京。署三口通商大臣董均函知總署，飭城門攔阻。英使威妥瑪稱系其賓客，請勿攔阻。又援法為德、葡代請之例，為之代請立約。朝命折回天津，向三口通商大臣崇厚遞照會，乃派侍郎恆祺，令同崇厚辦理。總署奏稱事與法使哥士耆認大西洋葡萄牙使為朋友，由哥士耆出面商議相同，應仿葡萄牙成案辦理，條約亦照葡萄牙商辦。而丹使所擬，系以英約為藍本，恆祺駁之，令與葡萄牙一律。威妥瑪又言，丹與英為姻婭之國，拉斯勒福又托己代辦，條約應仿英。旋定約五十五款第二、三、四款，規定彼此各得遣使，丹使有要務，准赴京會議，與泰西各使臣同一優待；第九款規定設領；第八款規定傳教；第十款規定遊歷通商；第十一、十二款規定各國通商口岸，均可通市居住；第十五、十六款規定領事裁判員權；第二十三款規定輸稅照稅則為準，內地稅或過卡完納，或在海關一次完納，各聽其便，如一次完納，准照續定稅則完百分之二十五；第五十四為最惠國條款；第五十一款規定公文等不得稱彼國為夷雲。

西班牙日斯巴尼亞於咸豐八年（1858）桂良赴滬議稅則時，與葡萄牙先後求通商，桂良堅拒之。同治三年（1864）西班牙使瑪斯援丹麥、荷蘭例，請於三口通商大臣。命候補京堂薛煥會同崇厚辦理，英新舊使威妥瑪、卜魯斯先後來津見崇厚，稱奉本國之命，相助為理。總署亦接英、法、俄、美四使函稱相同。瑪斯遂託病，由駐京各使向總署代請入京立約，又欲援丹麥、葡萄牙之例。中國以兩使仍赴天津填寫定約日期，且其托英、法及到京在未奉諭旨之前，今在既奉諭旨之後，萬難允准，駁之。瑪斯乃允在津商議。其所開送條款，請增開漳州，該國人犯，欲寄中國監獄，使臣駐京，須載明長住或久住字樣，且欲立約后即行駐京。各使紛向總署，代為說項，威妥瑪尤力。屬照美約第六款訂立，嗣後再有別國欽差駐京，方准一體照辦。彼仍持久駐之議，又求訂期限為三年，以便與布使同時進京，又再三辯論，乃肯刪去雲。西班牙約凡五十二款，又專條一款，其第二款云：「大日斯巴尼亞國西班牙大君主欲派秉權大臣一員至中國京師，亦無不可。」而專條規定議約后本應進京居住，惟因為翻譯官缺少，議定畫押后三年，方派使來京，限內仍准每年一次抵京。前此苦禁外使，不許入京之舉，几几不能維持矣。第四款定設領，有云：「所派之員，必須日斯巴尼亞國真正職官，不得派商人做領事官，一面又兼貿易。若系小口，貿易不多，可暫令別國真正領事官料理，仍不得托商人代辦。」此則咸豐八年（1858），桂良在滬，照會英、法、美使，即以是為言原照會云：「各國領事皆系商人，本是無權管束，且己亦走私作弊，豈惟不能服眾，反使眾商效尤。本大臣等商議，如各國欲設領事，必須特放一員，方准管事，不得以商人充領事，致有名無實。」。而至此始見諸條約者也。第十款訂明准華民至日屬各處承工。第四十七款訂明：「中國商船，不論多寡，均准前往小呂宋地方貿易，必按最好之國，一律相待。日斯巴尼亞國嗣後有何優待別國商人之處，應照最優之國，以待中國商人，用昭平允。」亦為前此條約所無。此外各條，均與各國略同第五條規定通商，第六條規定傳教，第二十一、二十四條規定納稅，第十二、十三、十四條規定領事裁判員權，第五十條為最惠條款。

比利時商船，初嘗至粵，后久絕。道光季年，法人為請通商，未得許。同治二年（1863），其使包禮士至上海，薛煥奏言，德已不遵理諭，徑赴天津，若再嚴拒，必至效尤，當令在滬核議，許之。煥與議定，而未互換。四年（1865），比使金貝至天津，謁崇厚，以前約未將通商章程敘明，請再議。命侍郎董恂赴津，定約四十七款。規定使臣有要務得入京第二款；稅則照所附章程與他國同辦理第三十款。余亦與他國略同第七款規定設領。第十、十一款規定遊歷通商及通商口岸。第十五款規定傳教。第十六、十九、二十款規定領事裁判員權。

義大利於同治五年（1866）遣使阿爾明雍來京，由法翻譯官李梅代請議約，並經阿爾明雍照會三口大臣崇厚，由崇厚奏聞。派譚廷襄會同崇厚辦理。定約五十五款。使臣或長行居住，或隨時往來，訂明總候本國諭旨遵行第三款。領事不得用商人，別以照會申明。第二十一款云：「將來中國遇有與別國用兵，除敵國布告堵口，不能前進外，中國不為禁阻意國貿易，及與用兵之國交易，凡意國船從中國口駛往敵國口，所有出口進口各樣貨物，並無妨礙，如常貿易無異。」為他約所無。第五十四條為最惠國條款，有云：「各國如有與大清國有利益之事，與意國民人無礙，意國亦出力行辦，以昭睦誼。」亦略有相互之意雲。余與他國略同第二款定遣使，第七款定設領，第八款定傳教，第九款定內地遊歷通商，第十一款定通商口岸，第十五、十六、十七款定領事裁判員權，第二十四款定稅則，照通商章程辦理。所附通商章程，亦與他國同。第二十六款，定條約未滿期，列國議改稅則，則意國亦更改雲。

奧斯馬加疑為奧地利——編者於同治八年（1869），遣使畢慈來京，由英使阿禮士代請，畢慈亦照會崇厚。派戶部尚書董均會同崇厚辦理，定約四十五款。此約所異者，無傳教之條。又奧斯馬加商人運貨赴各處貿易，單照等件，照各國章程，由各關監督發給，其不攜貨物，專為遊歷者，執照由領事館發給，地方官蓋印第十一款。第四十三款為最惠國條款，有云：「中國商民如赴奧國貿易應與奧國最優待之國商民一律。」實各約中最具互惠之意者也第二款定遣使，或住京，或隨時往來，各聽其便。第六款定設領，不得用商人兼充一節，亦別以照會申明。第八款定通商口岸。第九款定稅則，照所附章程辦理，附章亦與各國同；又定未至修約年限，而稅則有增減，各國一律通行，奧亦遵守。第三十八、三十九、四十款定領事裁判員權。

自咸豐戊午、庚申之後，各國來求通商，中國已不復能拒，其中略有頓挫者，惟秘魯與葡萄牙。秘魯以華工事，葡以澳門界務也。歐美之招華人出洋也，商舶皆在澳門，因就設招工公所。其初趨之者若鶩，后聞往者被虐，多死亡，乃稍稍瞻顧。外人則重其募，奸民因以為利，謀誘價買，無所不至，而所謂「販豬仔」之事起焉。同治五年（1866），總署與英、法使議定招工出洋章程二十二條，訂明澳門不得招工。八年（1869），申明前章，照會各使，英、法二使均復稱，此項章程在彼未曾允認，然十一年（1872）英領事在粵設招工公所，粵省大吏執五年（1866）章程為難，彼乃閉歇，蓋公理主權所在，終有所不能違也。華工出洋者，實以往秘魯、古巴、舊金山三處為多。同治八年、十年（1869、1871），駐京美使兩次代遞秘魯華工公稟，陳訴被虐情狀。十二年（1873），秘使葛爾西耶來，請立約，未至，美公使先為代請。總署照會各使，言必秘魯先將所招華工全數送回，並聲明不準招工，方能商議立約。及葛爾西耶至津，北洋大臣李鴻章與之交涉。葛爾西耶言實無虐待情事，並言華工在彼，亦有身家，斷難送回。議不諧，遂停頓。十三年（1874）三月，葛爾西耶復來。派李鴻章為全權，諭令將虐待華工之事，先行辯論明晰，訂立專條，再議通商條約。五月，先立專條，訂明中國派員查察在秘華民情形，秘國以全力相助。華工合同已滿，願歸國者，如合同訂明僱主應資送回國，秘國當嚴催僱主照辦，如未訂明者，由秘國送回。合同年限未滿而被虐者，由查辦華員開單照會秘國，僱主不承，由地方官訊斷，不服上告者，秘國應派大員複查。旋立條約十九款。初議約時，葛爾西耶擬送五十一款，李鴻章不受，別擬二十款。中一款云：「此次先行商訂往來通商條款，俟中國委員查辦事竣回國后，如照所議辦理妥洽，始可會議永修和約，倘或未盡照辦，並此次所訂條款，亦作罷論。」葛堅持不可。又擬刪利益均沾一款，葛亦未允行。此約刪傳教之條，遣使第二條、派領第四條、遊歷第五條、通商第八、九兩條、兵船停泊修理第十條、商船遭險救護第十一條均彼此並列，與他約之專指一面者不同設領一條，秘國申明不得用商人。雖領事裁判員之權，仍為彼所獨有第十二、十三、十四三條，而華民在秘呈控，得與秘國商民及待各國商民之例一律，亦徑訂立一條第十五條。第十六條云：「今後中國如有恩施利益之處，舉凡通商事務，別國一經獲其美善，秘國官民亦無不一體均沾實惠。中國官民在秘國亦應與秘國最為優待之國官民一律。」雖語意微有輕重，亦非他約專言一面者比矣。華工之事，第六款云：「除兩國人民自願往來居住外，別有招致之法，均非所准。」「不得在澳門及各口岸誘騙華人，違者，其人各照本國例從嚴懲治。載運之船，一併按例罰辦。」第七款云：「秘國各府，凡有華民居住，即在該衙門外，設一漢文翻譯官。以便通曉華民語言，隨時保護。」約既立，鴻章派容閎赴秘魯，華工20餘萬，情狀具如公稟所言。光緒元年（1875），秘使愛勒謨爾來津，由蘇撫丁日昌在上海與之換約。日昌詰責愛勒謨爾，愛勒謨爾乃別具照會，申明欽差大臣前往商辦，定必實力會商，以期盡除一切弊端雲。

先是同治十三年（1874），中國曾派陳蘭彬為委員，查訪華人在外洋承工情形。擬分致各國使臣，請其公斷。光緒元年（1875）十一月總署又奏派蘭彬使美、日斯巴尼亞西班牙、秘三國交涉，時秘國條約已由李鴻章議立，日斯巴尼亞國則由總署擬訂保護華工條款，與各使會晤數次，各次亦擬具條款，參酌合一。適英翻譯官馬嘉理在雲南被戕，英使威妥瑪聲明此案不結，與日斯巴尼亞商辦各議論，概不相預。旋即出京，事遂中止。至光緒三年（1877）十月，乃由總署與日斯巴尼亞議定華工條款十六款，訂明彼此往來，皆出自願，不許在中國各口或他處，用勉強之法，施詭譎之計，誘華民前往，違者嚴辦。中國人已在古巴時為西班牙殖民地及嗣後前往者，均照最優待之國相待第三款。華民自願前往者，先赴關道報名，請領執照，送日斯巴尼亞領事畫押蓋印。船到古巴后，送中華領事查驗。通商各口載客出洋之船，由關道領事委員查察第五款。中國派領事駐紮古巴夏灣拿。此外日斯巴尼亞許各國駐領事處，中國亦均可派領第六款。在古巴之華工，如有讀書做官者，及此項人之親屬，又年老體衰，孤寡婦女，均由日斯巴尼亞出資送回第十一款。僱工合同訂明僱主資送回國者，督令照行，無此語而無力回國者，由地方官與中國領事設法送回第十二款。華民在島准隨便往來立業第七款。惟古巴地方官察某處聚人過多，恐滋事端，得一面禁止中國人前往，一面照會領事第十二款。古巴華工交涉，大略如此。

英、法、俄、美四國，同與咸豐戊午、庚申之役。事後交涉，當以美為最和平，以遠隔重洋，利害關涉者希也。惟招用華工之事，亦頗滋糾紛耳。同治六年（1867），總署奏派章京記名海關道志剛、候選知府孫家谷前往有約各國，辦理交涉。以美人蒲安臣同領使事，英人柏卓安、法人德善充協理。是為中國遣使出洋之始。七年（1868）六月在美議定續約八條：（一）申明通商口岸及水路洋麵貿易行走之處，並未將管轄地方水面之權給予，美與他國失和，不得在此爭戰，奪貨劫人。凡中國已經及續有指准美國或別國人居住貿易之地，除約文內指明歸某國官管轄外，皆仍歸中國地方官管轄。（二）嗣後與美另開貿易行船利益之路，皆由中國做主，自定章程惟不得與原約之議相背。（三）中國可在美國各通商口岸設立領事。（四）美人在中國不因異教稍有凌虐，中國人在美，亦不得因異教稍有屈抑苛待。兩國人墳墓當一體保護。（五）兩國人往來居住，須出自願，不許別有招致之法，其勉強帶往或運往別國者，照例治罪。（六）華民至美，美民至華，不論經歷常住，均照最優之國相待。（七）華人入美，美人入華，大小官學者亦然。美在華，華在美，均許在住地設學。（八）襄理製造。美國願指熟練工師前往，並勸別國一體相助，惟中國內治，美國並無干預催問之意，於何時照何法辦理，總由中國自主酌度。約既定，又歷英、法、普、俄、瑞典、丹麥、荷蘭等國。九年（1870）正月，蒲安臣卒於俄都。志剛等又歷比、意、日斯巴尼亞三國，於是年十月歸國。在他國均未修約，惟與文牘討論，大致謂彼此交涉，當以和平公正為主，不可挾兵恫嚇，約外要求。此次遣使，頗有更新外交之意。或曰文祥實主持之，惜後來未能繼此而行也。美約八款，宜垕《初使泰西記》，附有註釋，蓋出蒲安臣之意。注謂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各款，均為華僑而發雲時華人在美，詞訟不許作證。又人頭稅各國皆免，華人獨否，皆以不奉耶教也。時華人在舊金山者，已十數萬矣。

舊金山者，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濱海之都會也。於咸豐季年，始屬美，美人急圖開拓，而歐洲及東方工人，苦其遙遠，至者不多，資本家苦之。及得金礦，議築鐵路，尤苦乏工，乃在香港設招工公司。同治初年，華人至者，凡萬餘人，及三、四年（1864、1865）間，其數驟增。或謂洪楊亡，餘黨以海外為逋逃藪，故三合會盛於美雲。光緒初年（1875），華人在美者，凡30餘萬。時加利福尼亞日益繁盛，美東部及歐洲工人爭趨之。華人工勤佣薄，遂為所嫉。光緒三年（1877），加利福尼亞工商虧折，佣資驟貶，華人執業如故，疾忌益深。有埃里士者一作哥亞尼以投機喪其資，乃學演說，欲從事於政治，及是，集眾在舊金山港沙地演說，痛詆華人，一部分人附之。政府捕之入獄，旋釋之。埃里士名益高。光緒五年（1879），選舉獲勝，加利福尼亞政權，操於沙地黨之手，遂議改本省憲法，立限制華人之例。華民所居唐人街，大遭暴民攻擊，久之，美人以其橫暴，亦厭焉。光緒六年（1880），沙地黨選舉失敗，遂亡。然限制華人之說，自此遂不可戢。是年，美使安吉立至京，請續商條約，中國派寶鋆、李鴻藻為全權，美派帥菲德及笛銳克為全權。十月，立續約四款，許美限制華工人數、年數第一款；傳教、學習、遊歷及其隨帶僱用之人，兼在美華工，仍聽往來自便第二款。美所立章程，須知照中國，如有未洽，可由總署與美使，中國駐美公使與美外部商議。七年（1881），又立約四款，規定彼此均可觀審，均不得販運洋葯不以利益均沾之條為解，第二款。彼此船稅，皆照他國一律。八年（1882），美人始立新例，以禁華工：華工在美必有資產債務千元以上者，乃許報名居住；歸國者由稅關發給執照，許其復來，而禁新工之至。然華工回國者，執照多轉售於人，於是苛例益新，往者皆拘諸港口之木屋，以待審問，其審問，既遲延有至二三十日者，又非由司法官而由關員，問時不許旁聽，口供不許宣布，上控仍由關員以達工商部，限以三日，審問之外，且用巴連太器法人巴連太所創，歐美用以量囚徒者量其身，其苛酷，萬國所未有也。華人在美，多業酒食肆、捲煙、織帚、縫衣，資本皆絕巨，美皆不認為商，認為商者，又只限一肆主，置約文隨帶僱用字樣於不顧，而學生之兼作工者無論矣。總署不得已，乃有自禁之議。十四年（1888）二月，駐美公使張蔭桓與美外部議限華工之約，稿成而未克訂定。是年八月美國復立新例，華工一離美境，即不許再往，從前所給執照，亦均作廢。中國駐美使臣與美外部辯駁，凡數十次，迄未轉圜。十九年（1893），美人復命華人註冊，以絕頂名、影射之途。華人延律師訟之，不勝。時楊儒駐美，總署就十四年（1888）約稿與美磋議，又命寓華美人亦註冊以抵制之。卒於二十年（1894）二月，訂約六款。華工除有父母、正妻、子女及財產賬目在美者，均不許留，其許留者，如因事離美，由稅務司發給執照，以一年為期。疾病或別有要事，得展限一年第一、第二款。來往他國，仍准假道，惟須遵守美政府隨時所定章程第三款。華工仍須註冊，而以美工在中國者亦註冊，美國他項人民，包括教士在內，由美政府每年造冊一次，報告中國政府第五款。為敷衍中國面子之計，亦可笑矣。此約以十年為期。光緒二十四年（1898），檀香山屬美，二十八年（1902），菲律賓屬美，咸推行禁例。二十九年（1903），又將先後各例，匯列增訂頒行，是時美於留美華民，復有查冊之舉，以無冊被逐者，歲以千計。三十年（1904）續訂之期既屆，留美華民10餘萬，上書中國政府，請以加關稅為抵制。檀香山《新中國報》總撰述陳儀侃議由人民拒用美貨，以為抵制。其後政府交涉，未能有效，抵制美貨，自上海創始，曾一行之。是為中國抵制外貨之始，久之乃罷。

巴西於同治季年，始至上海。光緒六年（1880），使謁北洋大臣李鴻章，求立約，即授李全權，定條約十七款。此約駐使第二款、設領第三款、遊歷第四款、兵船修理第七款、商船收口第八款，亦均兩國並言。設領一條，除訂明不得用商人，雖請別國領事代辦亦然外，又加「如領事官辦事不合，彼此均可按照公例，即將批准文憑追回」一語按此項辦法，自此約為始。光緒二十五年（1899）韓、墨兩約准之。二十九年（1903）中美商約第二款則雲由外務部按照公例，認許該領事，並准其辦事。兩國人民准赴別國通商各處，往來貿易，見第五款。第四款中，則兩國均無通商字樣，巴人遊歷執照，由領事照會關道發給，亦與他約不同。第五款又云：「嗣後兩國優待他國，如立有專條，互相酬報者，彼此須遵守專條，或互訂之專章，方准同沾利益。」亦較前此互惠之約為明顯。領判權仍為彼所獨享第九至第十三款，惟皆訂明專由被告所屬官員審理，以免會審之煩。中國人在巴人公館寓所、行棧、商船隱匿者，一面知照領事，一面即可派差協同設法拘拿，亦與各約待彼交出者有別。又有「將來中國與各國另行議立中西交涉公律，巴西亦應照辦」一語。第十四條彼此禁運洋葯，訂明不得引利益均沾之例自解。當時華民在巴西者2000餘人，恐其續行廣招，成為秘魯之續，故第一款訂明彼此皆可前往僑居，又聲明須由本人自願也第十款原議人犯由中國徑行拘捕，巴使喀拉多力爭，乃改如今約。畫押后，喀拉多言奉本國訓令，請以商人充領事，遊歷執照，仍由領事發給，地方官蓋印。鴻章拒之。

墨西哥於光緒十年（1884）來，請立約招工，久無成議。其南部地沃，急需招人墾闢。中國駐美公使鄭藻如、楊儒，屢欲與之立約，亦未有成。二十五年（1899），使美、日、秘大臣伍廷芳始與墨駐美公使盧美路及阿斯比羅斯，在華盛頓立約二十款。此約以同治十三年（1874）秘魯約、光緒七年（1881）巴西約及墨與英、法、美所立條約，參酌而成。第三款，領事必奉列所駐之國認準文憑，方得視事，如辦事不合，違背地方條例，彼此可將認準文憑收回。第八款，進出口貨，各國一律，不得禁止限制，惟防疫、防荒、軍務，不在此例。第十款，不得勒令華僑充兵，或出資捐免，以及軍需名目，勒借強派惟按產抽捐，不在此例，供軍用之物，亦不得徵收此款系仿英、墨約。第十一款，不得於國內各口岸往來貿易，申明此為「本國子民獨享之利」。如此國將此利施於別國，彼國自應一律均沾，惟須立互相酬報章程。第十五款，將來中國與各國議立中外交涉公律，以治僑居中國之外國人，墨國亦應照辦。第十六款，船到口岸，船上諸色人等，如有上岸滋事者，在二十四點鐘內，准由地方官懲辦，惟只照該口常例罰鍰或徒刑。皆能注意收回權利，與前此各約不同。又第五款訂明不準引誘中國人出洋，則以墨亦須工墾拓，慮其為日、美、秘魯之續也。又剛果自由國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使余式爾來求立約。總署言不必如歐美各國之繁冗，與訂簡明專款二條主持之議者亦李鴻章。（一）中國與各國約內所載身家財產與審案之權，其待遇各國者，亦可施諸剛果。（二）中國人可隨意遷往剛果，一切動靜財產，皆可購買執業，並能更易業主。至行船經商工藝等事，其待華民與最優國人相同。此亦條約中之別開生面者也。葡萄牙佔據澳門，事已見前。康熙九年、十七年（1670、1678），乾隆十八年（1753），《東華錄》載大西洋國入貢，皆即葡國也。道光二十九年（1849），葡目啞嗎嘞為澳民所殺，葡人借端佔澳地，抗不交租，蓮花莖以內，悉為所佔。粵大吏置諸不問蓮花莖，明萬曆中設關閘之處。咸豐八年（1858），桂良赴滬議稅則，葡請立約，未許。同治元年（1862），葡使基瑪良士赴京，時無約各國，必先至津謁三口通商大臣，不許徑入京師。法使哥士耆為葡使代請，奕不可，乃由哥士耆代辦，而葡使則作為法使賓客。我仍派侍郎恆祺至津，會同崇厚辦理。哥士耆偕基瑪良士至津，立約五十四款，而未互換此約今無可考。七年（1868）五月，總署復加刪改，議以澳門仍歸中國，而價其炮台道路之費百萬兩。使日斯巴尼亞人瑪斯往議，仍未定。光緒十一年（1885），法越事起，葡人稱無約國，可以不守局外中立之例。中國慮其引法兵由澳門入，頗羈縻之。十二年（1886），與英人訂立洋葯稅厘並征專條，派邵友濂、赫德往香港商辦法。英人言澳門如不緝私，香港亦難會辦，而葡仍以無約為難，赫德乃擬草約四款，派稅務司金登干在葡京畫押，並允其遣使來華訂約。草約第二款允葡永居管理澳門。第三款，非經中國允許，葡人不得將澳門讓與他國。乃成割澳門以易其緝私之局矣。十三年（1887）五月，葡使羅沙抵京，命慶親王奕劻、侍郎孫毓汶主其事。彼所開通商各款，與同治元年（1862）未換之約無甚懸殊，而粵督張之洞、撫吳大澂奏言，澳界太多，條約尚宜緩定，且言洋葯來華，皆徑到香港，分運各口，從無徑運澳門之船，稽察關鍵，在港而不在澳。然中朝卒與葡立條約五十四款，緝私專款三條。申明草約第二、三款彼此均無異議。界址俟將來派員會訂，未訂以前，一切照現在情形，不得增減改變第二、第三款。葡人協助中國，收由澳門出口運往中國各口岸洋葯稅厘，另定專約第四款。派使或常住或往來，候本國諭旨遵行第五、第六款。設領不得用商人第九款。其餘通商第十一款、稅則第十二款、遊歷第十七款、領事裁判員權第四十七、四十八、五十一款、傳教第五十二款等款，與他國條約無甚出入。最惠國條款，申明如與他國立有專章者，葡國欲同沾利益，專章亦允一體遵守第十款。又第十四條，許其任便僱用華人，而訂明不得違例雇覓，前往外洋，以澳門本為歐美人招募華工之地也。光緒二十八年（1902），葡使白朗谷請畫界，求割澳門西之對面山島名及西南之大小橫琴二島。外務部拒之。葡以上年切實值百抽五之議，葡人未與相要挾，乃停勘界議，而立增改條款九款。各國公約增稅，葡允遵照第二款。於澳門設分關，助中國徵收洋葯稅餉第三至第六款。別用照會，許葡築造澳門至廣州鐵路。迨三十年（1904）議商約，乃將此條款聲明作廢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