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中日之戰與馬關條約

第二十四章

中日之戰與馬關條約

日本自同治十三年（1874）台灣之役后，又縣琉球，我國弗能爭《各國立約始末記》卷十七云：同治十一年（1872），琉球王尚泰，朝於日本，受冊命而歸。日本令以前與他國締約，呈於外務省，任免三司官，必具狀待命。尚泰不懌，時入貢我朝如常例。光緒元年（1875），日本遣使至琉球，命易正朔，更法律，改官制，罷職貢。琉球謝不從，告警於我。日本遂廢琉球為沖繩縣。征尚泰，置之日都。琉球亡。總理衙門行文詰責，日本堅執前言，謂本為所屬。五年（1879），美前總統格蘭德來游，復往日本。恭親王、李鴻章皆屬從中調停。日本乃議分琉球宮古、八重山二島歸我，而請於條規增入內地通商，一體均沾二條。鴻章以為二島貧瘠，復封尚氏，不足自存。若由中國設官置防，徒足增累，以實惠易荒島，於義奚取。議久不決。八年（1882），日本駐津領事竹添進一謁鴻章，申前論。鴻章議日本還中山舊都，仍以尚民主其祀，日本卒未允。光緒二年（1876），日本與朝鮮立約開釜山、仁川、元山三港，認為自主之國。先是朝鮮王李熙幼，其本生父昰應當國，深惡西人。西人來求通商，輒拒之。西人以告中國，中國輒答以向不干預朝鮮內政。及是，李鴻章復勸朝鮮與各國立約，以牽制俄、日。八年（1882），朝鮮與美立約，鴻章使馬建忠、丁汝昌蒞之。建忠旋介英、法、德與朝鮮訂約，如美例。時李熙已親政，其妃閔氏之族專權。是年六月，朝鮮兵有叛者，昰應復攝政朝鮮外戚專權，起自清嘉慶之世。時朝鮮純祖立，方11歲，太后金氏臨朝。純祖晚年，使子昊攝國務，昊妃趙氏亦與政。金趙二氏始爭權。昊先純祖卒，昊子奐繼純祖立，是為憲宗，金后仍垂簾，已為趙氏所排，實權頗歸於趙。憲宗無子，其殂也，金氏定策，迎立哲宗，純祖從子也。金氏復盛，哲宗亦無子，謀建儲，金氏族中意見不一，久之不能決。同治二年（1863），哲宗殂，趙氏欲立其從子熙。朝鮮國王之父稱大院君，向來無生存者。金氏以為言，趙后不聽，卒立之。趙后臨朝，使昰應協贊大政。昰應有才氣，而知識錮蔽。朝鮮黨論，以書院為根據，黨人子孫，雖目不識丁，亦稱士族，橫行鄉里，書院以一紙墨印，征錢於民，謂之祭需，民無敢抗者，狡黠者投身為院仆，則可以免役。民疾之如仇。大院君執政，封閉書院千餘。居院中者，皆勒歸鄉里，民大悅。論其才氣，實足有為，然不知世界情勢，堅持閉關，又任氣獨斷，與權要多不協，則其致禍之根也。朝鮮之知西學，始於明末，自中國傳入。朝鮮人信其學而惡其教，亦如中國。朝鮮孝宗，當清康熙時，已用西洋曆法，正祖時，嚴禁自中國往之天主教書籍。純祖、憲宗時，誅戮教民，然不能絕也。哲宗時，睹咸豐戊午、庚申兩役，大懼，閉關之念始堅。亂作時，日本使館被毀，日本公使花房義質返國請兵。中國駐日公使黎庶昌聞狀，馳報署直督張樹聲。樹聲遣提督丁汝昌、道員馬建忠督兵船赴仁川。總署又奏派提督吳長慶，率師繼進，執昰應以歸幽諸保定，至十一年（1872）乃釋之。日本兵后至，義質謁朝鮮王，多所要求。朝鮮王不應。義質即歸國，次濟物浦。朝鮮王乃遣使就議，償日兵費50萬元，撫恤遇害官吏5萬元。許日本駐兵漢城，防衛使館。議既定，長慶留駐朝鮮。日本以竹添進一為使。時朝鮮新進之士，多不滿朝右舊人，於是有事大、獨立兩黨。光緒十年（1884）十月，新黨首領金玉均等作亂，攻王宮，弒閔妃，日本使館駐兵與焉。長慶敗之。中國聞警，遣左副都御史吳大澂、兩淮鹽運使續昌馳往。日本遣井上馨赴朝鮮。朝鮮以金宏集為全權大臣，初議不諧，馨使人說宏集，卒定約。給撫恤11萬元，重建使館工費2萬元，仍駐兵護館如故。十一年（1885）春，日本遣伊藤博文來，西鄉從道為副。中國以李鴻章為全權，及大澂、續昌，與議於天津。定約凡三款：（一）兩國均撤兵；（二）兩國均勿派員在朝鮮教練兵士；（三）朝鮮有變亂重大事件，兩國派兵，均先行文知照，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初議時，日人要我懲處統將，償恤難民，李鴻章不許。后以駐朝慶軍，系鴻章部屬，由鴻章行文戒飭，查明如有弒掠日本人情事，定按中國軍法，從嚴拿辦，而償恤則未許雲鴻章原奏云：「該使臣要求三事，一撤回華軍，二議處統將，三償恤難民。臣維三事之中，惟撤兵一層，尚可酌量允許。我軍隔海遠役，將士苦累異常，本非久計。朝鮮通商以後，各國官商，畢集王城，口舌滋多，又與倭軍逼處，帶兵官剛柔操縱，恐難一一合宜，最易生事。本擬俟朝亂略定，奏請撤回，而日兵駐紮漢城，名為護衛使館，實則鼾睡卧榻，蟠踞把持，用心殊為叵測。今乘其來請，正可趁此機會，令彼撤兵，以杜其并吞之計。但日本久認朝鮮為自主之國，不欲中國干預，其所注意，不在暫時之撤防，而在永遠之輟戍。若彼此永不派兵駐朝，無事時固可相安，萬一倭人嗾朝叛華，或朝人內亂，或俄鄰有侵奪土地之事，中國即不復能過問，此又不可不熟慮審處者也。伊藤於二十七日自擬五條，給臣閱看。第一條聲明嗣後兩國，均不得在朝鮮國內派兵設營，乃該使臣著重之筆，余尚無甚關係。臣於其第二條內添注，若他國與朝鮮或有戰爭，或朝鮮有叛亂情事，不在前條之列。伊使於叛亂一語，堅持不允，遂各不懌而散。旋奉三月初一日電旨，撤兵可允，永不派兵不可允，萬不得已，或於第二條內無干句下，添敘兩國遇有朝鮮重大事變，各可派兵，互相知照等語，尚屬可行。至教練兵士一節，亦須言定兩國均不派員為要。臣復恪遵旨意，與伊滕再四磋磨，始將前議五條，改為三條云云。夫朝廷眷念東藩，日人潛師襲朝，疾雷不及掩耳，故不惜糜餉勞師，越疆遠戍，今既有先互知照之約，若日本用兵，我得隨時為備，即西國侵奪朝鮮土地，我亦可會商派兵，互相援照，此皆無礙中國字小之體，而有益於朝鮮大局者也。」。

天津會議后，朝鮮屯軍遂罷歸，以道員袁世凱留總商務，而日謀朝如故。十二年（1886），出使英、法、德、俄大臣劉瑞芬建議，與英、美、俄諸國立約保護朝鮮。李鴻章頗善之，而總署不可。二十年（1894），朝鮮東學黨作亂以興東學排西學為名，起咸豐、同治間，徒黨遍慶尚、全羅、忠清諸道，其魁曰崔時亨。全羅道乞援於我。鴻章奏派直隸提督葉志超率兵往，駐牙山。而日兵水陸大至。日使大島圭介挾眾入漢城。要我共派員，改革朝鮮內政。總署命駐日使臣汪鳳藻拒之。日持益堅，復遣重兵往，屯據要害。世凱、志超屢請濟師。鴻章重言戰，告英、俄、德、法、美諸國，冀調停，終無成議。大島圭介責朝鮮獨立，毋事中國，又責以合攻志超，朝鮮不可。圭介入王宮，誅逐閔氏，起昰應攝政。世凱還天津，鴻章賃英商輪運兵，為日所擊沉。七月朔，中國遂宣戰。鴻章遣馬玉崑、左寶貴、衛汝貴、豐陞阿自陸路赴援，時葉志超退公州，聶士成屯牙山。日軍襲士成，敗之。士成走公州，就志超，志超亦棄公州，走平壤，與續至諸軍合。八月，日兵陷平壤，左寶貴死之，余軍退出朝鮮。是月，海軍亦敗績於大東溝入旅順修理，九月十八修竣，二十入威海衛，自此蟄伏不能出矣。日兵渡鴨綠江第一軍山縣有朋，宋慶總諸軍守遼東，累敗。九連、安東皆陷。慶退守摩天嶺。十月，日兵陷鳳凰城、寬甸、岫岩。別一軍第二軍大山岩自貔子窩登陸，十月陷金州，進陷大連灣，攻旅順。宋慶以摩天嶺之防委聶士成，自往援之，不克，旅順陷。時我以重兵塞山海關至錦州時聶士成入衛畿輔，摩天嶺之防由東邊道張錫鑾任之，吳大澂、魏光燾率湘軍出關，與宋慶兵合。日兵乃分擾山東，自成山登陸，陷榮城十二月，攻威海，海軍提督丁汝昌以戰艦降敵，自仰藥死。山東巡撫李秉衡，時駐芝罘，棄之，退守萊州。日兵復陷文登、寧海，二月，并力攻遼東，陷營口、蓋平、海城、遼陽、奉天，聲援俱絕。其艦隊又陷澎湖，逼台灣，於是中國勢窮力竭，而和議起矣。

當旅順之將陷也，鴻章請於總署，遣津海關稅務司德璀琳赴日議款，日以其未奉敕書，且西員不當專使事，謝不與通。旋命戶侍張蔭桓、湘撫邵友濂為全權，以二十一年（1895）正月至日，日以其內閣大臣伊藤博文、外務卿陸奧宗光為全權，會蔭桓等議款。又以敕書未載便宜行事，不足為全權，拒之。乃改命李鴻章，以二月二十三日至馬關，二十五日會議，博文請駐兵大沽、天津、山海關乃停戰，鴻章不許，而博文執之甚堅。鴻章乃請緩停戰，先議和。二十八日鴻章為刺客所傷，日人漸懼。三月三日，乃允停戰，於五日訂約。以二十五日為限。后又展二十一日。七日，博文出議和約稿十款，於二十三日定議。其中第一、三、五、七、九、十均照原稿定約雲。

《馬關條約》十條，第一款，中國認朝鮮自主。第二款，割奉天南部、台灣、澎湖約文云：「中國將管理下開地方之權，並將該地方所有堡壘、軍器、工廠及一切屬公物件，永遠讓與日本。第一，下開劃界以內之奉天省南邊地方，從鴨綠江口溯該江以抵安平河口，又從該河口划至鳳凰城、海城及營口而止，畫成折線。以南地方，所有前開各城市邑，皆包括在劃界線內。該線抵營口之遼河后，即順流至海口止，彼此以河中心為分界。遼東灣東岸及黃海北岸，在奉天省所屬諸島嶼，亦一併在所讓界內。第二，台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第三，澎湖列島，即英國格林尼次東經百十九度起至百二十度止，及北緯二十三度起，至二十四度之間諸島嶼。」。第四款，賠款兩萬萬兩，分八次交清，未交之款，按年加息百五。第六款，本約批准互換后，訂立通商行船條約及陸路通商章程，以中國與泰西各國現行約章為本，未經實行以前，與最優待國無異。添開沙市、重慶、蘇州、杭州，以便日本人民往來僑寓，從事工藝製作。日輪得從宜昌溯江至重慶，從上海溯吳淞江及運河至蘇、杭。日人在內地買生熟貨，及進口貨運往內地，得暫租棧房存貨，不輸稅鈔。日本臣民得在中國通商口岸城邑，從事各項工藝製造。又得將各項機器，任便裝運進口。其內地運送稅、內地稅鈔課，雜派、寄存棧房，均照日人運入中國之貨物，一體辦理，優例豁除亦同。第七款，日本軍隊現駐中國境內者，於本約批准互換后三個月內撤回。第八款，暫占威海，俟一二次賠款繳清，通商行船約章批准互換，並將通商口岸關稅，作為餘款並息之抵押方撤。另約第一款，威海駐軍之費，由中國年貼四分之一，計庫平銀50萬兩。第二款，以劉公島、威海衛口灣沿岸5日里約合中國40里以內地方，作為日軍駐地。第三款，治理仍歸中國，惟日司令官因軍隊事出示，中國官員亦當遵守，有涉軍務之罪，均歸日軍務官審斷。

約既定，台灣人推巡撫唐景嵩為總統，總兵劉永福主軍政，謀自立。未幾，撫標兵變，景嵩走，日人入台北，永福據台南苦戰，卒不敵，內渡，台南亦亡。

其奉天南部之地，則因俄、法、德三國之干涉而還我。三國駐日公使，照會日外務省，事在四月朔日。日人不得已，許之。其後條約既換四月十四日，日兵仍據遼東，三國復以為言，日本索償款10000萬兩，徐減至5000萬兩。遷延至八月，三國會議定為3000萬兩，日本亦許之。而要以交款后三個月乃撤兵。於是復派李鴻章與日使林董議還遼約。林董請於約內聲明俄、法、德不得佔東三省，中國亦不割讓。大連灣通商，大東溝、大孤山均開埠。鴻章不許。九月，三國又促日本退兵，乃以四日定議。約凡六款，又專條款，中國輸銀3000萬兩第二款，而將《馬關條約》第三款，及擬訂陸路通商章程之事作罷雲第一款。

通商行船條約，初由李鴻章與日使林權助會議。光緒二十二年（1896）二月，鴻章使俄，改由侍郎張蔭桓與議。於六月十一日立約，凡二十九條：駐使第二款，設領第三款，遊歷、通商第六款，進出口稅則，子口稅第九至十三款，領事裁判員權第二十至二十二款，約文言日本官員，最惠國條款第二十五款，均與泰西各國之約無異。又特訂明，在日本之中國人，由日本衙署審判第三款。而日人在通商口岸，得從事商業工藝製作第四款。由此通商口至彼通商口，稅賦、課鈔、厘金、雜派全免第十款。運中國土產出洋，除納子口稅外亦然第十二款。許在通商口岸，設立關棧第十四款。則其權利，並有超出西國各約之外者，皆以馬關條約第六條為本也。

議約之初，中國要求華民在日，一律優待。舉美、奧二約為證。日言美非歐洲，奧遠華，華民鮮到，日與歐美改約，數年內擬開放全國，中國通商，仍限口岸，且中國與他國立約，彼國雖有優待之文，亦終立限制之條雲。機器所造之貨，日人慾免抽厘，中國謂《馬關條約》只免內地運送稅、內地稅、鈔課、雜派，製造貨離廠等稅未提。日不肯訂入約內，卒如其意后許中國定機器製造稅，見下。旋因津、滬、廈、漢四租界，及蘇、杭、滬通商章程，又於是年九月，公立文憑四款。第一款，添設通商口岸，專為日本商民，妥定租界。其管道路及稽查地面之權，專屬於日領事。第二款，光緒二十二年（1896）八月三日，江海關所頒蘇、滬、杭通商章程，內行船之事，當與日本妥商而定。第三款，許中國課機器製造貨物稅餉，但不得比中國臣民所納加多，或有殊異。第四款，中政府在滬、津、漢、廈等處，設立日本專管租界。

中國與朝鮮訂約，始於光緒八年（1882）八月，與各國之約迥異此約由李鴻章與朝鮮來使趙寧夏所立，謂之《會定水陸貿易章程》，凡八條。（一）互派商務委員，駐紮口岸。（二）中國商民在朝鮮，朝鮮商民在中國，所有案件，均由中國官主政審斷。（三）兩國商船，聽在通商口岸交易。朝鮮平安、黃海道，與山東、奉天濱海地方，聽兩國漁船往來捕魚。（四）商民應納稅鈔，悉照彼此通行章程，並准中國北京交易，朝鮮漢城設棧。又准兩國商民入內地採辦土貨。（五）陸路交易，定於鴨綠江對岸柵門與義州二處，圖們江對岸琿春與會寧二處。（六）鴉片不準售賣。紅參入中國，抽稅百分之十五。（七）兩國往來，向由驛路，聽改海道。（八）有須增損之處，隨時咨商。甲午戰後，朝鮮改國號曰韓光緒二十三年（1897）九月。中國以太僕寺卿徐壽朋為駐使，重與立約，則除彼此皆有領事裁判員權外，與他約無甚異同雲。約立於光緒二十五年（1899）八月，凡十五條。第二條，駐使設領，須得本國承認。第三、四、八條通商徵稅，遊歷通商，皆屬相互。第五條，彼此互有領事裁判員權，而許將來收回雲。第四條訂明，在租界者，須依租界章程，第八條訂明遊歷通商，不許坐肆賣買。第九條中國運洋葯入韓，及潛買韓國紅參出口者有罰。第十二條兩國陸路交界處所，邊民向來互市，此次定約后，應重訂陸路通商章程稅則。邊民已經越墾者，聽其安業，以後越界，彼此均應禁止。此數條約中韓獨有之關係，故亦與他國之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