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漢族的光復運動
第五章
漢族的光復運動
第一節太平天國以前諸秘密結社的活動
民族主義，總是要經過相當的期間，遂能光昌的。中國的受異族壓制，實起於五胡亂華之時。其時距民國紀元業已1600餘年，然此時的異族，都是久經附塞，或入居塞內的降夷，濡染中國的文化已久，所以其人頗思攀附漢族以為榮，亦有能誠心接受漢族的文化的。其民族意識不顯著。至北宋之末，女真興起而其情勢一變，讀《金世宗本紀》可見自遼以前的異族，無不自托於漢族胄裔的。如拓跋氏自稱黃帝之後，宇文氏自稱炎帝之後，金以後就無此事了。又如後魏孝文帝，模仿漢族的文化，不能謂其無誠意。金世宗卻竭力保存女真的舊風。兩兩對照，殊有趣味。此全由其前此與漢族交接的多少，受漢族文化熏陶的深淺而異。此時距民國紀元亦已800餘年。因（一）中國素以平天下為最高的理想。（二）又此等異族的文化，遠低於中國，入據中原以後，治法文化，都不能不採用中國之舊。所以還不能十分激起我們的民族主義。然中國人的思想亦漸非昔比了。試看南宋以後，攘夷之論之昌盛，便可見得其後元、清兩代，相繼入據中原，淪陷的範圍，又較女真入據時為廣。清朝對待漢人的手段，尤為陰鷙。中國人的民族主義，亦即隨之而潛滋暗長，日益發達。此中有兩種跡象可見，其（一）為士大夫的誓死不屈，如宋末的鄭思肖，明末的顧炎武、王夫之等是。其（二）為民間的秘密結社。士大夫只能指揮謀划，而不能為直接的行動，所以轟轟烈烈的行為，轉多出於下層社會中人。
宗教本為結合下層社會，以謀革命的工具。歷代藉此號召的，都不過與惡政治反抗，或者帶些均貧富的思想如宋代的楊幺。見朱希祖《楊幺事迹考證》，商務印書館本。到異族入據后，就含有民族主義的成分了，如元末的白蓮教便是。專制時代，以君主為國家的代表，而前代的國家，大抵是一個民族的結合。所以白蓮教徒所推戴的韓山童，要冒充宋徽宗的八世孫。明朝熹宗天啟年間，白蓮教徒亦曾起而為亂，就沒有這等話頭了。到清朝卻又和元朝一樣。清世宗雍正七年（1729）上諭云：「從前康熙年間，各處奸徒竊發，動輒以朱三太子為名，如一念和尚、朱一貴者，指不勝屈。近日尚有山東人張玉，假稱朱姓，托於明之後裔，遇星士推算，有帝王之命，以此希冀鼓惑愚民。現被步軍統領衙門拿獲究問。從來異姓先後繼統，前朝之宗姓，臣服於後代者甚多。否則，隱匿姓名，伏處草野。從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稱朱姓，搖惑人心，若此之眾者。似此蔓延不息，則中國人君之子孫，遇繼統之君，必至於無噍類而後已。豈非奸民迫之使然乎？」不自責其以異族入據中原，反責起義圖光復者，將累及前朝的子孫，其立說可謂甚巧。然設使漢族反抗者多，世宗便要把明朝子孫殺盡，這話也就是自寫供招了。這不是冤誣他，試看歷代帝王詔令中，有這樣的話嗎？雍正七年（1729），為亡清入關后之86年，漢人仍有起而反抗的，世宗上諭，且承認自康熙以來，圖謀光復者，指不勝屈，歷代從未若此之眾。可見中國民族主義的進步，而一班遺老，妄稱康雍之治，歌功頌德，以為漢人就從此屈服的厚誣了。世宗這一道上諭，是因曾靜之事而發的。曾靜是湖南人。先是浙江人呂留良也是志存光復的。曾靜使人求其遺書。此時靜使其徒張熙說岳鍾琪，鍾琪將其事舉發，遂遭逮治。連呂留良也剖棺戮屍。可見得士大夫階級中，民族主義亦未嘗絕，不過直接行動，不如平民階級的容易罷了。
白蓮教在北方，是一個很大的秘密結社。自清朝入據后，其反抗亦訖未嘗絕。高宗乾隆四十年（1775），教徒傳布事覺，教首劉松遣戍甘肅。其黨仍秘密傳布。五十八年（1793），黨魁劉之協，奉王發生為主，詭稱明裔。事覺，發生遣戍新疆，之協遁去。六十年（1795）之協等舉事，至嘉慶七年（1802）始平，前後共歷8年。蔓延四川、湖北、河南、陝西四省。此即所謂川楚教徒之亂。嘉慶十八年（1813），又有天理教之變，其首領林清，至能連接內監，圖攻宮城，可見其勢力之大。天理教亦白蓮教支派，可見其光復之志，始終不渝了。然和亡清對抗的，究以南方為較久，遺老志士，流落其間的更多，所以反清的秘密結社，南方更較北方為盛。
南方的秘密結社，始終抗清的，當以天地會為大宗。天地會的歷史，略見於日本平山周所著的《中國秘密社會史》商務印書館本。平山周系隨孫中山從事革命的。據其說，其會中的傳述：謂福建莆田縣九連山中，有一個少林寺，相傳為達尊神所創此當系指禪宗的始祖達摩。故下文使蘇洪光再生時，稱達摩大師，已歷千年。寺中的和尚，都懂得武藝、兵略。康熙時，或說是乾隆時，西方有個西魯國造反，官軍大敗，清主乃懸賞，說有能征服西魯國的，他要什麼，便把什麼賞他。少林寺徒屬中，有個喚做鄭君達的，同128個和尚前往應募，把西魯國打敗。回兵之後，清主問其所欲，諸和尚都一無所欲，依舊還山。惟鄭君達留為總兵。此時朝臣中，有兩個喚做陳文耀、張近秋的，意圖篡位，而怕僧兵的強，乃進讒於清主，說僧兵若懷異志，必非國家之福。清主聽信了他，使他倆帶兵去剿滅少林寺。翰林學士陳近南諫，不聽，遂棄職，歸隱湖廣。少林寺僧中，有個喚做馬儀福的，藝居第七會中人諱言七，而性好漁色，曾引誘鄭君達之妻郭秀英及君達之妹玉蘭，因此為眾僧所逐。懷恨在心，乃引清兵到寺。四面密埋火藥，堆積柴草，用松香做引線，放起火來，僧人都被燒死。幸得達尊神遣朱開、朱光兩個天使，引導18個和尚逃出。清兵后追，路經黃泉村，13個和尚戰死，剩下5個，喚做蔡德忠、方大洪、馬超興、胡德帝、李式開，是為會中所稱的前五祖。清兵進入黃泉村。有5個人，喚做吳天祜、方惠成、張敬照、楊仗佐、林大江，對他們說：5個和尚已經死了。前五祖乃得逃去。吳天祜等5人為會中所稱五勇士。前五祖逃到沙灣口，有船戶2人，喚做謝邦恆、吳廷賁，留他們住宿船中，再逃到惠州長沙灣。後面又有追兵，而前面為河所阻。達尊神乃再使朱開、朱光，一持銅板，一持鐵板，架作橋樑。前五祖乃得渡過，至寶珠寺，輾轉到石城縣的高溪廟。食用缺乏，天使又加以接濟，到前五祖起行后，寺廟便都消滅了意為該寺廟系幻化而成。前五祖逃到湖廣，到了一處地方，喚做丁山，其地有一個小港口。無意中遇見郭秀英、鄭玉蘭，和郭秀英的兩個兒子，一個喚做鄭道德，一個喚做鄭道芳。此時鄭君達已被陳文耀用紅絹絞殺，乃同往祭其墳。而清兵適至。鄭君達墓中，忽然躍出一把桃劍。柄上刻有反覆汨四個字。字乃清字，汨字乃明字的代替字，天地會中文字都如此。秀英持劍亂揮，斬首無算，遂得脫險。事為張近秋所聞，帶兵前來搜捕，郭秀英早得消息，把劍傳給兩個兒子，令其速遁，自己卻和鄭玉蘭投三合河死了。謝邦恆尋得其屍，把她葬在河邊陵上，還替她立了一塊石碑。前五祖匿身林中，趁陳近秋經過，突出把他殺掉。陳近秋所帶的兵又來追。幸得吳天成、洪大歲、姚必達、李式地、林永超五個人來救，乃得脫險。此五人即會中所謂后五祖，亦稱五虎。前五祖欲復還高溪廟。再過寶珠寺，寺已化為烏有。既無飲食，亦無歇宿之所，困苦殊甚。而忽與陳近南相遇。陳近南自辭職歸后，在白鶴洞中研究道教會中人相遇，問自何處來？必答言是白鶴洞來，后又以代和尚報仇，賣卜江湖。至此與前五祖相遇，迎之歸家。后以所居狹隘，移於下普庵后的紅花亭。一日，前五祖逍遙河上，見水中一物浮來，近視之，乃一大石香爐，爐底亦有反覆汨字樣。另一行，註明其重為52斤13兩會中白鑞鼎之重如此。五人既得香爐，乃取樹枝樹葉，以代香燭，注清水以代酒，祭告天地，誓必報少林寺之仇。祭時，樹枝樹葉忽自焚，前五祖歸告陳近南。陳近南說：這是代將覆，汨朝復興之兆，乃即舉兵。有一少年，自來投效，兩耳垂肩，雙手過膝。訊知姓朱，名洪作，為明思宗之裔。乃共奉為主，以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在紅花亭盟誓，稱為洪家大會。至今其會員皆以是日為生日。是夜，天顯異兆，南天光耀，作文廷國式四字，遂以為元帥旗。旋東天複發紅光，紅音同洪，故用以為姓。把洪字拆開，則為三八二十一，即用以為符號。陳近南乃用一個喚做蘇洪光的為先鋒，以前後五祖為中堅，遣五勇士至龍虎山中募兵為後備。明日進攻，時清兵方強，洪家戰敗，退至萬雲山。遇萬雲寺寺長萬雲龍，雲龍系浙江太昌府人，本名胡得起。陳近南引其覲見幼主。雲龍即歃血為誓，矢志覆興汨。八月二十日再戰，雲龍手持兩棍，向清軍攻擊，不幸於九月九日，中箭而死。兵皆潰散。前五祖潛匿。兵退，焚其屍，裹以紅絹，葬之山下，陳近南尊之為達宗神蓋以配達尊神。相與尋求幼主，不得，陳近南謂運尚未至覆亡之時，勸諸兄弟暫散，廣結徒黨，以為後圖。數年之後，會眾聚集於高溪廟，此時諸頭目僅存一個蘇洪光，未幾亦死。欲舉兵，苦於無人統率。忽傳蘇洪光復生，事緣思宗死時，縊於煤山柏樹上。內監黃丞思，冀得附帝以葬。而樹無別枝，又不敢與帝同縊，乃縊於帝足而死。尋得帝屍之人，反指為叛逆，棄其屍不葬。遊魂無歸，達摩大師乃將其附合蘇洪光身上，借屍還魂，名之曰天祐洪，為三合軍司令，連戰連勝，共得七省之地。後來戰死於四川。三合軍乃四散，七省之地，復為清所據。平山周說：「哥老會及其他秘密社傳說，雖各有差異，然其為焚燒少林寺，斃僧多人，以逃出之五僧，作為五祖，圖復仇於萬一，則均確信不易。」可見此會支派之廣。又說：「三合會或稱天地會，世人以此名之，會中人亦即以自名，遂成為通稱。或曰即三點會。凡清水會、匕首會、雙刀會等，皆其支會。」又說：「三合會之成立，在康熙十三年（1674），相傳以少林寺僧人，被官焚殺，志在復仇。」案康熙十三年（1674），歲在甲寅，與其所載天地會傳說創立之年相合。又此傳說中早稱郭秀英、鄭玉蘭投三合河，而其軍亦稱三合軍。二會之即一會可知。又可見其確為此項結合的嫡派。會中歷史，久經傳述，事迹自不免謬悠凡故事口相傳述，大抵文學的意味增加，歷史的成分減少。況天地會傳說，本有影射，並非真實事迹。所以外觀幾同評話了。然其姓名似多有寓意，又或非不知文學的人所能杜撰洪家之稱，謂由天發紅光，恐系諱飾之詞，或則傳偽所致。其本意，似系指明太祖的年號洪武而言。朱開、朱光、蘇洪光等名字，顯見其均有寓意。吳廷賁等姓名，即非江湖上人所能造，其稱蘇洪光恢復七省，顯系影射明桂王盛時，曾據兩廣、雲貴、四川、湖南、江西之事。平山周說：「觀其尊信一種秘密儀式，知為僧道所創無疑。」然則說雖謬悠，中必暗藏一段明代志士，兼及方外，圖恢復而未成，匿跡民間，廣結徒黨，以為後圖之事。惜乎其無可考了。
三合會成立之後，反清之事，連綿不絕。據平山周說：其事以乾隆五十二年（1787）台灣林爽文之亂為倡始，此事在當時，是震動全台的。其後嘉慶十四年（1809）清水會會員胡炳耀等17人，在江西崇義縣被捕，治以叛亂煽惑之罪。二十二年（1817），三合會會員又增至千餘人。有犯事被刑的。二十三年（1818），原誤作三十二年，又大敗於梅嶺。然常稱兵以與廣東官吏相抗。在江西的會員亦頗多，常干涉行政，地方官極怕他。道光十二年（1832）兩廣、湖南傜族起事，傳言為三合會所煽惑。后傜族退入山中，三合會獨當前敵，被殺的很多。二十一年（1841），中英戰端既開，三合再起覆清興明之望，曾與海峽殖民地政府協商。三十年（1850），三合會騷擾兩廣各地，太平軍乃因之起事。咸豐七年（1857）中英釁起，英人在香港預備攻擊廣東，以800苦工編成教練隊，苦工俱系客民，大都屬於三合會。其中幾個頭目，以驅逐滿洲之故，曾向英軍協商一切。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第一篇第一章說，「國內會黨，常與官府衝突，故猶不忘其與清廷立於反對地位。而海外會黨多處他國自由政府之下，其結會之需要，不過為手足患難之聯絡而已，政治之意味殆全失。反清復明之語，亦多不知其義者。鼓吹數年，乃知彼等原為民族老革命黨也。」據平山周說，道光時，江西、兩廣、台灣一帶，三合會頗跋扈，而以福建一省為醞釀之所，並有挾此主義，自閩廣往馬來及南洋各島，或暹羅、印度各地的。無論其為貧病死傷，扶持而入，或為求免諸種壓制而入，或為好奇而入，或為種族革命而入，或有所利而入，而皆同抱一傾覆滿政府之念，血誓以後，即眾志團結。然則鄒魯的話，不過一部分的情形，並不能以此概海外會員的全體了。作始也簡，將畢也巨，在先民創始天地會之時，又安能預料其如此發達呢？不過行其心之所安罷了。然而其發達竟如此，後來孫中山的革命，還是利用會黨的。民國紀元，上距天地會創始之年，凡239年，卒奏光復河山之烈，有志者事竟成，先民有知，亦可以含笑於九泉了當辛亥光復時，吾鄉常州西門外，有吳姓或胡姓，因吾鄉人讀此二字音相同，故無從知其正字。老而無子，其遠祖於明亡時，遺有明代衣冠一襲，命子孫世世保藏，光復時著以祭告，此人並一衣之而出，謂吾雖無子，眼見漢族光復而死，我的祖宗也可以無遺憾了。此事知之者甚多。惜當時干戈擾攘，未能訪得姓名居址，及其先世事迹。觀於此，可知抱民族主義的，實不乏其人。
第二節太平天國的興亡
太平天國天王洪秀全，廣東花縣人。生於清嘉慶十七年，即1812年，恰在民國紀元之前百年。天王少嘗讀書，應童子試，不中，為塾師，有大志，要想結合徒黨，宗教自然是良好的工具，而廣東通商早，受西方文化的影響較深，所以其所創之教，以基督教為藍本陳恭祿《中國近代史》云：「相傳上帝會創於湖南人朱九濤。清文宗曾訪拿其人，疆吏復奏，稱其為狗頭山取葯的妖人。其被捕的徒弟，身有符咒。《平定粵匪紀略記》九濤之言，謂鑄鐵香爐成，可駕以航海，其人殆為白蓮教餘黨。」，稱為上帝教。稱上帝為天父，基督為其子，稱天兄，自稱上帝之子，基督之弟，馮雲山首先信之。又得楊秀清、蕭朝貴、韋昌輝、石達開，共六人，結為死黨。秦日昌、羅大綱、林鳳祥等先後來歸馮雲山，天王同縣人，為天王中表。楊秀清，先世廣東人，后遷廣西，居桂平的大黃江，以制炭為業。蕭朝貴，武宣人，天王妹夫。韋昌輝與楊秀清同鄉，監生，出入公門，與胥吏結交。石達開，貴縣人，頗有家財。秦日昌系苦工出身，羅大綱為廣東海盜，林鳳祥亦貴縣人。天王雖懷光復之志，然其用意，並不與三合會同。他曾說：「復明似是而非，既光復河山，自當另建新朝。」舉兵之後，三合會頭目有軍械的，多歸向他。旋以教義相異，不久即散去。所以平山周說：「世人認天王為三合會首領，實在是錯誤的。」道咸時，三合會在廣東舉事的，仍揭反清復明的旗幟，亦見《中國秘密社會史》。
清宣宗道光二十七年（1847），廣西大飢，群盜蜂起，鄉民多辦團練以自衛。先是天王偕馮雲山到廣西桂平、武宣間的鵬化山去傳教，歸向的人頗多，多系貧苦的客民，而辦團練的，則多系較有身家的土著，彼此之間，頗有衝突。教徒亦團結以自衛。到道光三十年（1850），天王遂起兵於桂平的金田村。
清朝派向榮等到廣西去攻剿，不利向榮系固原提督。又有雲南提督張必祿，文宗命其赴廣西。旋必祿戰死。時廣西巡撫鄭祖琛，年老諱盜。文宗起林則徐為欽差大臣，攝巡撫事，赴廣西。則徐行至潮州病死。代以李星沅，而以周天爵為巡撫，加總督銜。星沅與天爵不和，又罷之，以賽尚阿督師。文宗咸豐元年（1851）八月，天王軍取永安，建國號曰太平天國。天王即位，封楊秀清為東王，蕭朝貴為西王，馮雲山為南王，韋昌輝為北王，石達開為翼王。向榮把他們圍困起來。明年，太平軍突圍而出。走陽朔，圍桂林。因向榮先期入守，不克。乃北取全州，浮湘而下，為江忠源鄉勇所扼，改由陸道入湖南。蕭朝貴以一軍道湘東，攻長沙，中炮而死，天王等悉眾而北。攻長沙，亦不克。乃渡洞庭湖，下岳州，北取武漢，分軍下九江、安慶。先是道州舉人胡孝先，往謁天王於永安，勸其西居關中。天王舉兵后，讀書人還未有來歸附的，得孝先，大喜，置之左右，與共謀議。而楊秀清忌他，出永安后，把他殺死，詐稱為敵兵所殺。天王到湖南后，初議出常德，取漢中，以圖關中，后雖未果，然及九江、安慶既下，仍欲棄之北上。乃括所得財帛入武漢，欲出襄樊，以攻潼關。旋慮載重行遲，為清兵所及，而潼關堅不可下，乃仍順流而下，連克太平、蕪湖。太平天國三年清咸豐三年（1853），正月，遂克江寧。是時天王仍欲出江北，破開封，西都洛陽。或言「明太祖亦起金陵有天下，宜先建國，示天下以趨向」。乃定都江寧，稱為天京。案明太祖起兵時，元朝的腐敗，又非清朝道咸時之比。其時群雄崛起，力量亦較此時稱兵者為厚。然明太祖定群雄后，仍思暫居南方。后因元朝又有內亂，乃克乘機北伐。這是因舊朝政府，承襲相傳的名義，實力究較新起的革命軍為強，非將其政治中心摧毀，不易遽令其崩潰之故。清朝此時，守河南的為琦善。其兵力很腐敗，以太平軍初起時的鋒銳，實足以破之而有餘。這正是天國與清朝，拼一個你死我活的機會；而太平軍顧戀財物，不能舍之疾趨而北，其初起時已不免暮氣了。既定天京之後，上下遂流於驕奢淫逸，更伏下一個失敗之根。
太平軍入天京后，向榮追蹤而至，紮營於城外的孝陵衛，是為江南大營。耆善的兵，亦移扎揚州，是為江北大營，其兵殊不足顧慮。天王再議圖河北，羅大綱說：「欲圖河北，必先都開封，否則宜先定南方，以定基本。然後（一）山東，（二）安徽、河南，（三）漢中，三道北出，孤軍深入非計。且既都天京，則宜多造戰艦，精練水師，然後可戰可守。」楊秀清以為怯，不聽。乃分遣吉文元、林鳳祥出河南，胡以晃、羅大綱、秦日昌經營長江上流。文元、鳳祥的兵戰鬥很勐，卒因孤軍無援，為清朝所殲滅。這可說是天國的一大損失吉文元的兵出浦口，林鳳祥的兵出鎮揚，二師同會河南。其出軍時，天王命其迅速進行，勿貪攻城以致遲延。二人均能奉行軍令，勢甚飄忽。渡黃河，至懷慶，乃為清軍所阻，文元戰死。鳳祥舍之入山西，旋出直隸。北方天氣寒冷，南兵不能耐，耳鼻凍裂，駐軍時即熾火，潰爛的十六七，戰鬥之力遂衰。逼天津而不能攻，清使僧格林沁拒之。鳳祥退據靜海，時為天國三年（1853）十月。四年（1854），楊秀清遣兵攻破臨清，以為之援，又為僧格林沁所破。鳳祥欲南下合臨清之兵，不能達，據連鎮，別將李開芳據高唐。至五年（1855）正月，而為清軍所滅。惟西上的兵，北據廬州，南取安慶，並進取九江、漢陽，包圍南昌及武昌。又分兵北去德安，南取岳州。頗足使清朝震動西上的兵，胡以晃取和州，羅大綱取鎮江，二師同會於廬州，入英、霍、黃梅。大綱之兵取九江，使林啟容守。再西上取漢陽，圍武昌，北出德安，南取岳州。天國四年（1854），石達開破桐城，下安慶，后又攻破江西許多州縣。廬州為清軍所陷，秦日昌復之。賴漢英又攻下皖南。
時清兵所至喪敗清兩江總督陸建瀛，以舟師守武穴，太平軍自武漢東下時，建瀛之兵大潰，江寧遂不能守，建瀛自殺。及太平軍再西上，皖撫江忠源死於廬州。鄂督吳文鎔敗於黃州。楊霈代為鄂督，與湘軍陷武漢。太平軍再出上流，霈兵亦潰敗。其後武漢再陷，清朝乃以胡林翼巡撫。林翼與荊州將軍官文交歡，得其助力，清朝遂不之疑，武漢形勢，就不易動搖了，非有新兵的武力，已不足支持殘局。論理：自清朝入關至此，業已200餘年，其氣運已倍於胡元。中國士大夫，該群起而謀光復。然士大夫階級，本亦是平庸遲鈍的人居多。天王所創的宗教，含有西教意味，尤為當時士大夫所反對。是時民族主義，尚未昌盛，敵不過忠君的舊教條。而湘軍遂起而為太平軍的勁敵。湘鄉曾國藩，以在籍侍郎，在長沙辦理團練。國藩知營兵的無用，專用忠實的士人招練誠樸的鄉農，又以太平軍利用長江，非有水師不足以與之角逐，乃練水師于衡州。太平天國四年清咸豐四年（1854），國藩出援湖北，初戰，敗於靖港，憤欲投水，以旁人救援而止。旋其別將援湘潭得利，乃再整軍容，進取岳州。時武昌已下，國藩會湖北兵進陷之，並進陷漢陽。湘鄂之兵，夾江而下，太平軍又敗績于田家鎮，清兵遂進圍九江。明年，太平軍再出上流，敗鄂軍，下武漢。國藩命九江圍軍勿動，自赴南昌，又分兵出崇、通，會鄂軍，以圖上流。太平軍雖解九江之圍，然清軍卒陷武漢，以胡林翼署鄂撫練兵籌餉，倚為重地，上流的形勢一變了。
廣西群盜張嘉祥，初亦與太平軍有關係。后以與天王意見不合，別為一軍，降於向榮，改名國梁，向榮衰遲不振，而國梁頗善戰，攻陷太平、蕪湖，又攻鎮江。清提督和春，亦陷廬州，取舒城、巢縣。天王召羅大綱入援，大綱率李秀成、陳玉成等兵東下，敗清兵。大綱亦受傷，楊秀清忌大綱，使醫生將其毒死。大綱多謀善戰，且知大體。其死，天國實失一柱石。天國六年清咸豐六年（1856），秀成、玉成等解鎮江之圍，北取揚州，回攻江南大營。石達開之兵亦至。向榮敗走丹陽，氣憤而死。下流軍事，才有轉機，而天國的內訌又起。
天王自入天京后，把政治軍事都交給楊秀清，即章奏亦必先達。秀清荒淫無度，至於造龍車，使侍妾裸曳而行。既專權，陰有篡位之意。是年八月，韋昌輝把他殺掉，並殺其黨3000人。石達開自湖北歸，加以勸阻，昌輝怒，又要殺掉他，達開知之，縋城而遁。昌輝殺其母妻子女。達開走安慶，發兵靖難，至寧國，而昌輝為天王侍衛所殺。天王命傳其首於達開，達開乃留軍入覲。或勸天王，留達開輔政，而去其兵柄。達開聞之，不自安，復走安徽。先是李秀成出援桐城，陳玉成出援寧國。石達開的遁走，韋昌輝檄李秀成將其縛獻，秀成不聽。昌輝怒，又欲謀害其家屬。其時反覆於清軍和太平軍間的李昭壽固始人，本在河南為盜投降秀成。秀成因之，招致張樂行之眾，號稱數十萬。或勸昌輝，說：「如此，秀成必叛，何以御之？」昌輝乃止。昭壽亦勸秀成，因樂行之眾，西取關中，跨據隴蜀。秀成躊躇，旋得家書，知父母無恙，乃止。至此，又有人勸石達開，說：「中原未易圖，不如入川做劉備。」達開從之。使招秀成及玉成。玉成已行，因秀成不肯，亦中止。而達開遂西行，自此別為一軍，和天國無甚關係了。天國初起時諸人物，至此略盡。天京政治，出於天王之兄仁發、仁達，兩人都極貪鄙，遂無再振之機江南大營再潰時，李秀成力勸諸王及人民，多出金銀買糧米。仁發、仁達，視為有利可圖，巧立名目，以征其稅。商人裹足不前，天京糧食遂乏。秀成謂為天京失守的大原因。而李秀成以一身系軍國之重，支持殘局者又8年。
湘軍自取武漢后，形勢日強。太平天國八年清咸豐八年（1858）四月，遂陷九江，守將林啟容死之。啟容堅忍善戰，守九江五年。城破之日，無一投降的。曾國藩深為嘆服。湘軍遂以水師攻安慶，陸軍攻皖北，陷廬州。自向榮死後，清以和春代之，張國梁幫辦軍務，國梁亦乘天國內亂，攻陷鎮江、句容，再逼天京。天王召諸將入援，多為清軍所牽，不至。惟李秀成守浦口，保障著江北一條通路，而亦不能進取。秀成以陳玉成之兵最強，勸天王封為英王，令會集諸將入援。而玉成不善將將，諸將都不聽命。時李昭壽又降於清軍，致書李秀成勸降。秀成得書大驚，兵部尚書莫仕蔡方監秀成軍，急攜其書入見天王解釋。而天王已聽流言，命封江阻秀成兵。且系其父母。仕蔡至，力諫，乃復悔悟，撫慰秀成，封為忠王，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賜尚方劍，便宜行事，主將以下，先斬後奏。秀成乃傳檄諸將，以九年清咸豐九年（1859）二月，大會於樅陽，定斷張國梁糧道之計。時清江北大營不復置帥，歸江南兼轄琦善死後，托明阿代之。后復代以德興阿。陳玉成破揚州，德興阿被和春劾罷，遂歸和春兼轄。汛地益廣，兵數日增，其餉皆出浙西，由兩江總督駐常州主持。江南營軍，本已驕佚，至是餉無所出，江督何桂清乃命45日發一個月的餉，軍心益怨。秀成先與玉成合兵，往援皖北。大敗清軍於三河集，清將李續賓伏誅，圍安慶的兵亦撤退。於是玉成與清軍相持於上流。秀成自寧國、廣德攻破杭州。會合諸將，還攻江南大營，清兵大潰。張國梁戰死丹陽，和春受傷死於常州，天國之兵，長驅取蘇、常，直至嘉興。一月之間，逐北700里，克城60餘，兵勢又一振。
先是石達開擾閩、浙，清命曾國藩往援，后復命其援皖，國藩回軍，復圍安慶。及蘇常光復，清以國藩為兩江總督。國藩使弟國荃圍安慶，而自率兵駐祁門。太平軍四面逼之，不克。李秀成既定杭州，分兵出江西。汪海洋等20萬眾離石達開來歸。眾遂大盛，多破江西州縣，前鋒抵武昌境，和陳玉成黃州的兵，隔江相望。時玉成以救安慶不克，分兵取蘄、黃、廣濟，欲以分國藩的兵。秀成嘆道：「英王錯了，適足使安慶之圍更堅，他有水師以濟餉，安肯救此不急之城呢？」時左宗棠入江西，秀成乃還取杭州此時滿城未破，復還蘇州，期以十二年清穆宗同治元年（1862）春援皖，而安慶已於十一年清咸豐十一年（1861）九月為清兵所陷。是時清文宗已死，穆宗繼立。孝欽皇后與肅順，雖有政爭，然未影響到戰局。安慶既陷，而軍事形勢又一變。陳玉成在廬州，為清軍所攻，棄之，走壽州，依苗沛霖，為苗所賣，執送清軍，被殺。時為十二年（1862）四月。玉成起軍中，年19當大敵，24封王，26而死，其兵之強，冠於諸將。與曾國藩相持數年，深為國藩所畏。秀成聞其死，嘆道：「吾無助矣。」其時胡林翼亦死。清命曾國藩督辦蘇、皖、贛、浙四省軍事。指揮之責，集於國藩一身。國藩乃薦沈葆楨撫贛，左宗棠撫浙，命李鴻章募淮勇以固蘇、松，曾國荃沿江而下，彭玉麟以水師佐之，以窺天京時清軍隊重要的，尚有德興阿、馮子材守揚、鎮，鮑超在寧國，張運蘭在徽州，多隆阿在廬州，李續宜在潁州。
上海在用兵形勢上，本是個絕地。自海通以來，而其形勢一變。因其後路不易絕，且餉源充裕，而籌餉的人，尚未注意到，頗可倚為戰守之資。當太平軍入湖南后，清朝一方面，就有倡借用外兵之議的，後來事未果行議者謂寧波、上海等處，外人駐有舟師，以防海盜，可與商派入江助剿，未果行。江寧破后，向榮以長江水師缺乏，檄蘇、松、太道吳健彰和外人商議，領事答以兩不相助。乃已。此時外人的態度，確然是中立的。健彰粵人，初為洋行買辦，後援例得官。劉麗川在洋行，亦與之相識。據上海時，其黨露刃以脅健彰，領事館中人挾之去。健彰遂居領事館中，詭稱公出，規脫處分。言官劾其通夷養賊；擅將關稅銀兩運回原籍，奉旨交督撫嚴訊。奏言無其事。惟以與本管洋行商伙，往來酬酢，不知引嫌；避居洋行，捏報公出，遣戍新疆。而向榮請留之效力贖罪。《中西紀事》謂其錢可通神。其時外人惡清朝之無信。教士聞太平軍崇拜上帝，摧毀偶像，對之亦多好感。1853年，英使文翰至天京，謁太平軍領袖，建議嚴守中立。1855年，美使至天京調查亦然。美政府且訓令其委員，可斟酌情形，承認天國為事實上的政府。惟法使請其政府中立，未能有效。外人以私人資格，在太平軍中服務的亦頗多。太平軍利其槍炮，又其人戰鬥頗勇敢，亦頗厚待之，稱之為洋大人，洋兄弟。李秀成部下尤多，然亦未能大得其用。
咸豐戊午、庚申兩約既成，外人對清朝所得的權利多了，其態度乃一變。然是時清朝對於外人尚多疑忌，未敢徑接受其援助時法使稱願售槍炮，如欲仿造，亦可派匠役前來。並請在海口助剿。王大臣聞奏，不許。俄使亦言願派水兵數百，與清陸軍夾攻。又稱明年南漕有無阻礙未可知。在上海時，有粵商及美商，願采台米、洋米運京。如由伊寄信領事，將來沙船、釣船均可裝載，用俄、美旗，即可無事。詔江、浙督撫及漕督議奏。漕督袁甲三，蘇撫薛煥均言不可聽。曾國藩請溫詔答之，而緩其出師之期，總署奏亦謂然。又謂初與換約，拒絕過甚，又恐轉生叵測。宜設法牢籠，誘以小利。法夷貪利最甚，或籌款銷其槍炮船隻，使之有利可圖，冀其匿就為用。請令曾國藩酌量辦理。代運漕米一節，由薛煥招商運津，華夷一體，無須與該夷會商。至危機漸及上海，而其情勢又漸變。外人助清軍平亂，始於太平天國四年（1854）。先是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新加坡陳玉成設三合會支部於廈門，名之曰匕首會。為清官所捕殺，黃威代領其眾。天國三年（1853），佔據廈門，自稱明軍，后以餉械不足退去。而劉麗川據上海。據《中西紀事》：麗川在起事前，曾托領事溫那治先容於太平軍溫那治遣輪船二溯江西上，至鎮江，為清船所獲。得溫那治與太平軍書，並洋槍火藥，及劉麗川奏摺。溫那治書言「三月間在南京，蒙相待優厚，並為照顧貿易之事。我兄弟同在教中，絕不幫助官兵，與眾兄弟為仇。今寄來火器若干件，火藥若干斤，即祈早為脫售」云云。時兩江總督為怡良，咨粵督窮治此案，卒亦未果。然太平軍對於麗川，並未曾切實聯絡。麗川亦不能有所作為。四年（1854），英、法兵助清兵攻之。五年（1855）正月初一日，麗川亡走，為清兵所執殺。
江南大營既潰，巴夏禮到天京，請勿加兵於上海。提議劃界百里，彼此各不相犯。此實天國利用外援之好機會，而天王不許，巴夏禮一怒而去。時上海商人設立會防局。有一個美國水手，喚做華爾FrederickTownsendWard，因譯人丁吉昌介紹，往見蘇松太道楊坊坊亦本系商人，吉昌系諸生，從教士習西文。家近蘇州，遭難，乃立志與天國為仇，許其攻下松江，給以銀3萬兩。華爾募潛逃水手百人往攻，不克。再募菲律賓水手百人前往。美人白齊文H.A.Burgevine亦在其內，乃克之，時英海軍大將以華爾誘其水手潛逃，控之於美領事，美領事禁華爾於艦中。華爾泅水而逸。其時蘇撫薛煥，及布政使吳煦，均在上海。議欲再募菲律賓人，蘇州人王韜說，募洋兵費多，不如募中國人，而用洋人統帶，教練火器，從之。於是華爾、白齊文，募華兵500守松江。太平軍攻上海，會同英、法兵敗之。詔賞華爾四品銜后加至三品。白齊文亦得賞四品銜。其後外國水陸隊及經理稅務商人，屢有傳旨嘉獎的，名其軍曰常勝。太平天國十二年清同治元年（1862）上海官紳籌銀18萬兩，雇英國輪船7艘，往迎淮軍。至三月杪而畢至。詔李鴻章署蘇撫薛煥為通商大臣，專辦交涉，常勝軍歸其節制。李秀成自崑山進攻。淮軍及常勝軍連敗，英、法兵亦敗，太倉、嘉定、青浦次第光復。松江亦將破。此時倘能聚集兵力，將上海問題徹底解決，仍不失為太平軍的一個機會，而無如天京吃緊，天王又詔李秀成入援。
時曾國荃以天國軍糧均來自巢縣蕪湖一帶，將其攻破。又破太平府，進逼雨花台，天京危急。李秀成乃退兵蘇州，使弟揚王世賢先將兵2萬入援。秀成以敵軍有長江濟餉，而其營壘堅不易拔，欲先取寧國、太平，斷其餉道。而天王以天京糧少，慮不能守，仍促其入援。秀成不得已，率兵進京。八月，國荃軍大疫，秀成、世賢勐攻之，歷46日，不能破。世賢獻計：「攻揚州、六合，括其糧至軍。夾江攻國荃，再分兵攻曾國藩於安慶，致國荃往救，然後乘虛攻之。」秀成從其計。出兵江北，欲合張樂行之兵。至六安，聞樂行已死。再用世賢計，「回襲清江，想倒擊揚州、六合，然後襲通、泰以連蘇、杭，則鎮江清軍，不擊自退。鎮江既下，可通餉道達燕子磯，則國荃不足慮矣。」然所過皆成邱墟，軍無所得食，而國荃又攻破雨花台，不得已還救。時為天國十三年清同治二年（1863）六月，至浦口，船少兵多，不得渡，為楊岳斌初名載福、彭玉麟水師所截擊，喪失大半，秀成兵力遂衰。既歸天京，請天王親征贛鄂，天王不許。秀成言蘇、杭不守，則天京愈危，力請往援。天王慮糧乏，秀成括家資，又借貸以助餉，然後行。
先是華爾攻寧波，城破，華爾亦受傷而死詔於松江、寧波建專祠。白齊文代將其軍。曾國荃為李秀成所攻，李鴻章屢命其往救，白齊文不聽，至上海索餉，不得，毆傷楊坊，奪銀4萬兩而去。李鴻章告美領事，奪其職。改用英人，其人無將略，屢戰皆敗，會英政府許其將校服務清軍，乃改用戈登CharlesGeorgeGordon，定其軍額為3000。白齊文降李秀成，勸其「棄江浙，北據山東、山西、河南、陝西。使清水師無所用，外人亦不能相助」。蘇州諸生王畹亦獻計：「以水師出通、泰，掠商船，使貨物不能入上海，其時華人避難上海租界數十萬，必凶懼。外人必懼而求和。否則令精兵數千，偽為避難者，入居租界。夜中猝起焚劫。外人必逃登軍艦。我乃起而鎮定之，招之使還，外人亦必與我妥洽了。」秀成均不能用。戈登會清軍陷常熟，又陷崑山，於其地設大營。使丁吉昌入蘇州，說納王郜永寬，永寬遂殺慕王譚紹光而降。永寬降時，由戈登為之保任，許以不死。而淮軍將程學啟將其殺掉，戈登大怒，要攻擊李鴻章，后未果。英政府聞清軍殺降，取消其將校服務於清軍的命令。常勝軍因此解散戈登加提督銜，洋弁受寶星的64人。時法人在寧波練洋槍隊，召募華人十餘，由德克碑（D.AigueBelle）統帶。曾在餘姚、紹興一帶助清軍作戰，旋亦解散。然蘇州失后，太平軍軍心大亂。無錫、常州俱不能守。左宗棠又攻下浙江諸州縣，並陷杭州。天國事勢，遂無可挽回了。
蘇州失陷后，李秀成棄無錫而去。秀成逆料丹陽、常州俱不能守，與屯丹陽的然王陳時永同進天京，力勸天王乘敵圍未合，出圖贛鄂，否則奉太子出以圖恢復。天王都不聽。而天京附近險要，續有陷落，江、浙郡縣相繼失守。秀成知事無可為，乃決計死守天京，與國同盡。是為天國創建后十四年清同治三年（1864）正月，至二月而天京之圍合，城中糧盡，都吃草根樹皮。秀成日夜登陴撫慰，人無怨言。時曾國荃設局招撫難民，秀成勸其民往求生。人民無願去的，自殺的日數百人。秀成卒請於天王，將其眾放出一批。天王憂憤成疾，四月，駕崩。太子洪天貴福即位。時年16，秀成輔政。六月十六日，天京失陷。太后賴氏，以幼主托秀成，投御河而死。秀成奉幼主歸別其母，太子母麾之去，自投繯。世賢解救之。於是秀成奉幼主，世賢奉其母，突圍而出。至方山，秀成為村民所獲，送之曾國荃軍。秀成以史館實錄，盡被清軍焚毀，手寫太平天國事迹，每日7000餘字，共10日而畢。此即清人所謂《李秀成供狀》。世間所傳的，全被清人改易，非其真相了。秀成旋被清軍殺害，時年40。
秀成廣西滕縣人，和陳玉成同鄉。起小卒，隨羅大綱、胡以晃軍，以晃舉為將。自天京內訌后，朝政紊亂，軍事亦散漫，全賴秀成一人支柱，面折廷爭，有古大臣風度。運籌決策，臨敵指揮，尤無愧於古之名將。其人實為文武全才，非湘淮諸將所能及。其不嗜殺人之風，尤使湘淮軍諸將號稱儒生的，對之生愧。秀成破江南大營后，禮葬張國梁。破杭州后，禮葬巡撫王有齡。滿城中的滿兵，均釋弗殺。得蘇、常后，亂民肆行搶掠，旬日未止。左右請剿辦。秀成說：「人民苦於兵戈，以至如此，何忍加兵？」自帶幾十個人，巡行鄉鎮，亂民千百人，持兵相向。秀成說：「我是忠王。」加以撫諭。皆釋兵羅拜，一日而亂定。召官吏千餘人至，撫慰之，命其願留者留，願去者聽，沒有川資的，都發給他們。農民失業的，給以牛種。貧民則給以資糧，散庫錢10餘萬緡，糧萬餘石。後來去蘇州時，男女老幼，無不流涕。在方山時，為村民所獲。一人手劍要殺村民，秀成還止之道：「此天絕我，毋傷良民。」村民中一人曾於秀成出軍時供擔役，還跪而自罪，說：「此忠王也，愛百姓厚，吾儕當護之。」要送秀成到湖州、廣德間太平軍中。后因人多不能自主，乃卒被執送清軍時秀成遺寶帶一條于山廟中，使村民回取之，已為他村民所得，互爭，遂挾秀成送清軍。其愛惜軍民如此。天京失陷時，飢軍10餘萬人，無一個肯投降的，良非偶然。曾國藩奏疏說：「十餘萬賊，無一降者，至聚眾自焚而不悔。」可見其非厚愛天國者粉飾之辭。大業雖終於顛覆，然留此一段悲壯的事迹於歷史之上，可使漢族的民族主義，放萬丈的光焰。而忠王的人格，亦永垂於天壤之間，為後人所矜式了。秀成次子榮發，驍勇有膽略，年15，隨父軍中，殺敵當先，屢立奇功。秀成以為護軍。年16，統兵萬人，屢戰輒勝，軍行常自斷後，隨幼主至徽州，兵敗，孑身逃走，為左宗棠炮船所得。有一隊官，系秀成舊部，說「這是恩主」，把他藏匿在杭州。宗棠軍多秀成舊部，送以資糧的不絕。宗棠初以其年少不問，后聞其英鷙得人心，乃殺之。時年19。
忠王的仁義如此，反觀清朝，則其嗜殺，殆非想象所能及。1862年，英使普魯斯FrederickA.Bruce曾約總署大臣文祥、董恂到使館面談，說：「如赦賊罪，給與公文，承認由其作保，保全降人生命，天國即可自減。」其參贊威妥瑪，並述天王之兄洪仁玕之言，說「官軍如此亂殺，實於天國有益」。而恭親王竟不許。李鴻章下蘇州后的殺降事件，以今日之眼光論，固屬野蠻，即以舊時的道德論，亦為不仁不義，而上諭稱其辦理甚為允協；曾國藩在日記中，亦稱其眼疾手快。鴻章受到外人批評后，反說「這裡是中國不是歐洲」。其致彭玉麟書，謂常勝軍「往往破賊，而不能多殺賊，故須我軍偕往，以輔其不逮」，豈不駭人聽聞？李秀成歸天京后，無錫即投降清軍，鴻章又殺其首領。守常州的護王陳坤書，因此決計死守。李鴻章亦明知之。他寫給曾國藩的信，說「蘇錫之役，殲數逆首，自是粵酋死拒困鬥，絕無降意。護酋早欲投誠，茲乃招聚廣東悍黨，嬰城自守」。然其寫給郭嵩燾的信，仍說「蘇州遣回降人千餘，皆可殺者」。這除說他是好殺外，更有何理可說？鴻章曾告曾國藩，說「粵人即不盡殺，放歸亦無生理」。忠王勸曾國藩，不宜專殺兩廣之人。國藩亦謂「其言頗有可采」。然仍殺戮無忌，誠不知其是何居心？天國四年（1854），曾國藩在大冶戰勝，奏稱「各營生擒逆匪124名，僅與梟首，不足蔽辜，概令剜目凌遲」。當黃威退出廈門時，清軍入城市，肆意劫殺，童稚亦不能免，刀鈍不能用，則並縛數人而投之河。英領事通牒勸阻，不聽。乃命兩軍艦泊於香港，若將干涉者，租界及船埠周圍，才得免禍。其餘各地，則有一日所殺，超過2000人的。當道光三十年時（1850），兩廣各地，三合會蜂起。至太平天國四年，廣州幾被包圍。其軍隊頗有紀律，亦能善待外人。然清軍轉得利用外國旗幟，運餉以接濟廣州，廣州因得不破。旋三合會渙散。其軍中一首領，率眾大半走廣西。清軍乃漸得勢。其明年，廣州城外十數村鎮，悉被清軍攻破，屠殺動輒千百。其餘各縣亦然，或以500人為一團，械送省城，或以萬人為一群，拘之城內，日殺七八千人。平山周說：「廣東生靈，傷於清軍之手者，百餘萬人。」及英法兵占廣州，石達開自湖南走廣西，三合會乘機復起。天國八年（1858），大首領陳清康，率眾屯於廣州之北。擬俟英法軍退起事。后其主力仍入廣西。清軍乃賄買其副首領陳政，政殺清康以降。清官欲冒戰勝之功，殺三合會員2000餘人。自是十年之間，三合會員在廣東及其鄰境的，被捕悉處極刑。然其遺族逃到香港的，仍宣傳反清復明主義。血，到底是不能洗血的啊！
天京失陷后，李世賢奉幼主到廣德。聽王陳炳文，初與康王汪海洋俱守杭州，至是走江西。扶王陳得才，初屬陳玉成。玉成敗后，自湖北走豫南，入漢中。是年夏間，回救天京，至安徽，聞天京已陷，自殺。世賢尚未知之，勸攻湖州的堵王黃文金，同奉幼主，合海洋、炳文的兵出湖南，北連陳得才。文金必欲破湖州以泄憤。湖州破而清兵大至，文金中炮死。世賢奉幼主入福建，至延平。時汪海洋亦至福建，兩軍相距僅30里。世賢軍為清將席寶田所破，與秀成子榮椿俱走海洋軍求救。幼主隨難民行，誤投敵軍，為清營官蘇元春所得。元春要將他釋放，而事為席寶田所知，將幼主取去，有人對寶田說：「你的禍不遠了，曾國藩奏稱洪氏無遺類，你卻擒獲了幼主，他怎肯和你干休呢？」陳恭祿《中國近代史》云：李秀成言天王家人皆死，實為免禍之計。左宗棠獲其養子，知其母、妻、幼子，均免於難。見左氏《奏疏》，據聞其子收養於外人，今尚存在。寶田乃將幼主送交沈葆楨，為其所殺。世賢匿民間，奉秀成母以終。陳炳文為汪海洋所殺，海洋以是年十二月，戰死於廣東嘉應州。石達開自別為一軍后，出沒於安徽、江西、福建之間。太平天國九年（1859），敗於南安，入湖南，又為巡撫駱秉章所敗，入廣西。明年，入廣東，出沒湘粵間。十一年（1861），入四川。清以駱秉章為四川總督御之。達開入貴州，十二年（1862），再入四川，轉入雲南。十三年（1863），再自雲南入四川。將渡大渡河，為清兵所扼，又賄土司絕其退路。達開對手下的人說：「吾一人自赴敵軍，爾等可免死。」乃張黃蓋，服黃袍，乘白馬，從數人入清軍。至成都，見駱秉章，說：「吾來乞死，兼為士卒請命。」清人磔達開於市，而使諸將圍殲其兵2000餘人。
太平天國自起兵至滅亡，前後共歷15年。兵鋒所至之地，共17省內地18省，惟甘肅一省未到。但得城多不能守。所恃為根據地的，實止自天京至九江、武漢的一線，及皖南北若干州縣。其後九江、武漢皆失，僅恃安慶與天京相犄角，而皖南北亦日受攻擊，形勢就更危險了。太平軍在軍略上的失策：（一）未能於初起時全軍北上，與清人爭一旦之命。（二）在南方又未立定規模。（三）初起時借長江的便利，未久即下天京，後來水師之利反為清人所有。至其軍隊，初起時確甚優良。廣西軍人，強悍善戰，其紀律頗嚴，並無姦淫殺掠之事，所以人民頗為歡迎。清張德堅撰《賊情彙編》稱「賊至則爭先迎之，官軍至皆罷市。此等情形，比比皆然，而湖北為尤甚」。可見光復軍興時，簞食壺漿的盛況。此時太平軍軍隊未甚多，其首領的驕奢淫逸亦未甚。所破州縣，到處都有蓄積，取之已足敷用。人民亦有自動進貢，以求免禍的，故其財政寬然有餘，無事誅求。其後財政漸窘，軍隊中舊兵漸少，脅從漸多，軍紀亦漸壞，擄掠焚殺之事，遂不能免。天國四年（1854），曾國藩奏疏云：「前此官軍有騷擾之名，賊匪有要結之術。百姓不甚怨賊，不甚懼賊，且有甘心從逆者。自今年以來，賊匪往來日密，搶劫日甚。升米尺布，擄掠罄空。焚毀屋廬，擊碎釜缶。百姓無論貧富，恨之刺骨。」軍紀的好壞，影響於民心的向背和士氣的盛衰，這確是天國失敗的一個大原因。
至於政治，則天國諸人都起下層社會中。大凡下層社會中人，都抱有均貧富及平等的思想。起事之後，乃表現於其宗教及政治制度中。拜上帝會規制，入會的男稱兄弟，女稱姊妹，一律平等。天京建后，創立田制，分田為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上上田一畝等於下下田三畝，各地方有無相通此處不足，則遷彼處，彼處不足，則遷此處。又此處荒，則移彼豐處，以振此荒處，彼處荒亦然。此即所謂移粟移民，民年十六則受田。自食有餘，概歸公庫。二十五家立一庫，婚喪等事，均用庫中款項。軍士有得財貨的，則概歸天朝聖庫。又立女館，凡處女、寡婦及從征軍士眷屬，均居於其中。禁煙、禁酒、禁賭。又禁女子纏足。禁妾媵及娼妓。並禁賣買奴婢。其思想不可謂不正。案當隆古部族時代，人民生活，本有一定規則。此時內部安和，而對外亦能講信修睦，即孔子所謂大同。其後各部族接觸日多，漸以兵力相爭奪。戰敗的，固夷為農奴及奴隸。戰勝的，亦因其生活日流於淫侈，並且專以爭鬥為事讀《禮記·文王世子》篇可知。這一篇是述古代公族，即國君的同族的生活的，而其風紀日趨於敗壞。此即所謂封建時代。然部族時代良好的規則，仍有存留。民間生活，仍有其合理的軌範。即貴族亦不能不俯就其範圍，此即古人所謂禮古代的所謂禮，並非指應對進退等，此乃所謂儀。知儀的，古人亦謂其不能冒稱知禮。《左傳》議論魯昭公的話，即其一例。所謂禮，實指福斯生活的軌範。如凶荒札喪之歲，貴人的生活亦不能不貶損；豐登之年，福斯的生活仍不能奢侈等便是。所以《禮記·禮器》說：「年雖大殺，眾不恇懼，則上之制禮也節矣。」。所以此時的生活，尚非全不合理。封建制度完整之世，孔子亦稱為小康。封建時代之後，再加以資本的侵蝕，生活的軌範，無人留意及之。即有覺其不安，欲去其太甚的，其所欲創建者，讓步已至極點，然仍不能實行。此實為社會不安的根本原因。此等病根，上中流社會中人，因其處於壓迫地位，生活較為優裕，往往不能覺得。只有下層社會中人身受切膚之痛，會有矯正的思想。歷代借宗教以煽惑人民的，除迷信的成分外，總尚略能改正經濟制度，示人民以生活的軌範，即由於此如漢末的張魯便是。可看《三國志》本傳《注》引《典略》。這個並非迂闊，實可說是社會真正而且迫切的要求，但其事經緯萬端，斷非徑行直遂的手段所能有濟。起於草澤的英雄，思想雖純，而學識不足，運用其簡單的思想、直率的手段，想達到目的，無怪其不能有成了。天國諸人，宗教思想頗為濃厚，凡事皆欲稱天以濟之。故其國稱天國，京稱天京，軍稱天軍，法律亦稱為天條。軍行所至，輒設高台講演，謂之講道理，又印行講道的書頗多。那更陷入極端的觀念論了。嘗開科以取士，所命題目，亦極可笑其命的題目，有《貶妖穴為罪隸論》等。案天王嘗有詔，貶直隸省為罪隸省。其官制，則有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又有丞相、軍師、錄尚書事等名目。外官有州牧、郡守、縣令，又有行省。軍制以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又有監軍、總制、將軍、指揮、點檢等名目。今古雜糅，一望而知為鄉曲學究所定。此等制度，亦多未能實行。實際的政治，則因天王入天京后，百事不管，朝內又無能主持之人，以致紊亂。總而言之，天王之為人似只長於宗教，而短於政治及軍事。天王手下，亦無此等人才。只有一個李秀成，而用之太晚，且不能專。實為太平天國失敗最大的原因。且如天王的宗教思想，在當時，絕不能得多數人的贊同。民族革命之義，如能始終標舉，是可以引起一部分人的歸向的。太平軍出湖南時，亦曾發布討胡之檄，后竟未曾再提，而仍欲推行其不中不西、不古不今的政教，即此就可見得不認識環境，難於有成了。然事雖失敗，畢竟替民族革命播下了種子。到孫中山革命時，其餘黨還有存留海外的。
第三節捻黨始末
當太平天國和清軍在江域相持時，直、魯、豫、蘇、皖間，又有捻黨。捻黨的起源：有的說是鄉民逐疫，「裹紙然膏」，後來因而行劫，故稱為捻。有的說皖北人稱一聚為一捻，因稱為捻。二說未知孰是。其起源頗早，清仁宗嘉慶年間，河南巡撫，已經奏定「結捻」三人以上，加等治罪了。然此時所謂捻黨，人多勢盛之時，偶出攻打州縣，官軍到又回原居，和平民無異。並不正式和官軍對敵。到天國興起后而其勢乃漸盛。其渠魁張樂行，居雉河集渦陽縣，捻平後設縣，李兆受居霍邱。清官令人民築寨自保。諸寨既無力抵抗捻黨，而官軍又殘暴，乃依違於兩者之間。又有本系土匪，亦借團練為名的，局勢複雜。壽州苗沛霖，本系諸生，後為練總，反側於太平天國和清軍之間，曾受天國之封為奏王，尤為跋扈。
捻黨雖據數省，其最大的根據地，則猶在安徽。清朝迭派大員進攻，都無效清朝初命周天爵駐徐、宿，旋代以袁甲三，駐潁、亳，又命牛鑒駐陳州，而以河南巡撫英桂總其成。太平天國五年（1855），即清咸豐五年，罷袁甲三，命英桂進攻安徽。明年，又起甲三助英桂。至七年（1857），勝保督安徽軍務后，仍命袁甲三管蘇、魯、豫三省事。均無功。太平天國七年清咸豐七年（1857），命勝保總督安徽軍務。張樂行走依李兆受。兆受偽降，苗沛霖亦陽受撫。然其盤踞恣肆如故。勝保所帶馬隊，且有降於捻黨的。捻黨行動益敏捷。天國九年（1859），出擊山東。還道河南，攻周家口。十年（1860），陷清江。清漕督等皆遁走。是年，英、法和議成。清命僧格林沁移兵而南。初戰亦不利，后乃從魯南入蘇北，進至亳州。天國十二年清同治元年（1862），苗沛霖合太平軍攻潁州，為湘軍所敗。陳玉成走依沛霖，沛霖將其執送清軍，被殺。安徽局勢稍定。而陳得才合捻眾入陝西，攻商、華。勝保及多隆阿奔命。勝保旋遭逮治。降捻宋景詩，因之叛於合陽，聲稱為勝保訴冤，自山西入直隸。附從者甚多。清調劉長佑督直。到明年，才把他打平。是年，僧格林沁亦陷雉河集，殺張樂行。又殺苗沛霖。樂行從子宗禹入鄂豫。又明年，陳得才回援天京。至英、霍間，聞天京已陷，自殺。遵王賴文光、魯王任柱柱本名化邦，亳州人，最勇勐善戰。據《太平天國戰紀》：僧格林沁伏誅后，宗禹等共矯天國幼主詔，封宗禹為沃王，柱為魯王，均與宗禹合。於是捻黨得天國之名將以指揮之，而其用兵的方略一變。
遵魯二王和張宗禹既合，再道湖北入河南。天京陷之明年清同治四年（1865）入山東。時清倚僧格林沁為主力，而僧無將略，專恃蒙古馬隊，和捻黨相馳逐。步不及馬，駑馬不及良馬，其隊伍遂參差不齊。軍行不齎糧秣，專責成州縣供應，州縣因兵荒不能具，則剽掠於民間，因行淫殺。人民控訴的，僧格林沁概置不理。人民恨之切骨。捻黨知其如此，專引之東奔西走，以疲敝其兵力，而僧格林沁不悟。是年，兩軍相遇於曹州。宗禹弟小黑，年19，與任柱勐攻之。僧軍發炮，彈如雨下。小黑及任柱不顧，令馬隊脫銜猛衝。僧兵大敗，僧格林沁伏誅。捻黨之誅僧格林沁，事見羅惇曧《太平天國戰紀》。此書系將韋昌輝嫡子以成所著《天國志》刪潤而成。於天國亡后所記事極疏略。蓋由無記注，專恃傳聞記憶而然。然僧格林沁的伏誅，系兩軍爭鬥中的一大事，所記捻黨一方面的軍情，該不會有誤。況且《戰紀》說僧格林沁系墮馬為亂兵所殺，宗禹兄弟至，又刃碎其屍；而清薛福成所撰僧格林沁《死事略》，亦說其死在麥塍之中，身受數傷。二說符合，可見《戰紀》之不誣。僧格林沁是科爾沁郡王，因攻捻晉爵為親王的。科爾沁是蒙古諸部中最早投降清朝的，清人與之世通婚姻。清朝的宗旨是要封鎖東三省及蒙古地方，合滿蒙二族之力，以制漢族的。僧格林沁一軍，尤為當時清朝所倚恃的勁旅。任柱、張小黑，功雖不成，然能殲此渠魁，亦足以寒猾夏者之膽了。
僧格林沁死後，清朝命曾國藩督直隸、河南、山東軍務。曾國藩說：捻黨已成流寇，與之馳逐非計。主張「以有定之兵，制無定之寇」。乃以徐州、臨淮關、濟寧、周家口為四鎖。自沙河、賈魯河，北抵汴梁，南接運河，築成長牆一道自周家口下至正陽關守沙河，上至朱仙鎮守賈魯河。朱仙鎮經開封抵黃河，掘濠而守，實行其所謂「圈制」之法，而捻黨的厄運乃漸至。捻黨將其汴梁一段防線突破，進攻運河牆，不克，乃分為二：任柱、賴文光東行，張宗禹西上。天國亡后二年清同治五年（1866），曾國藩回兩江總督本任，李鴻章繼其任，左宗棠督辦陝西軍務。明年，東捻突破運防。清軍反守運河西岸。旋又扼之膠萊河及濰河之東。其濰河一段，仍為捻黨所突破。然卒不能越運河而西，乃自魯南入蘇北。清軍雲集，任柱死於贛榆，賴文光在揚州被執，東捻亡。西捻入陝西后，渡渭而北，入延、綏，自宜川渡河。下河東，入豫北。天國亡后四年清同治七年（1868）入直隸。左宗棠隨之而東，李鴻章亦北上會攻，令直隸人民築寨自保，實行堅壁清野之法。又沿黃、運二河，自天津至茬平，築長牆以蹙之。西捻乃被困於黃河、徒駭河之間而滅。案《太平天國戰紀》說：僧格林沁死後，捻黨議仍入漢中。左宗棠扼河築長牆拒之，乃仍入汴。文光等聚謀，言「敵軍甚眾，江南我兵絕跡，不如渡黃河，直搗燕京，成則取其國都，不成死耳」。乃履冰而過，清兵逐之，一戰大敗。任柱、小黑皆死，宗禹不知所終。此其記事自極疏略，然賴文光等當日有直搗燕京之志，事當不誣。不過有志未遂耳。賴文光逃揚州被獲，《戰紀》並不諱飾，則其謂張宗禹不知所終，事或得實，而清朝一方面的記載，謂其赴水而死，恐實不足信了。
綜觀捻黨，自太平天國滅亡以前，和天國滅亡以後，其用兵的方略絕不相同，即可知其縱橫馳驟於直、魯、山、陝、豫、鄂、蘇、皖八省，使清朝的君臣為之旰食者數年，實由天國的名將指揮駕馭而然。當天京淪陷，幼主殉國之後，而天國的餘威猶如此，可見天國初起時，不能悉眾北上，及其後天王不從李秀成之言，出征贛鄂的可惜了。清朝攻擊捻黨時，其殘暴仍與其攻天國時無異。曾國藩奏疏說：「官兵騷擾異常，幾有賊過如篦，兵過如洗之慘。民圩仇視官兵，於賊匪反有恕辭。」西捻再入直隸時，左宗棠寫給他兒子的信說：「大名、順德、廣平一帶，和山東、河南接壤各處，民團專與兵勇為仇，見則必殺，殺則必毒。」清人所自言如此，倘使其敵國方面，有人執筆記載，未知又當如何？太平天國和捻黨，不免有殘暴的行為，我們誠不能為諱，然至少並不甚於清兵，則是事實。而從前論史的人，都把這一個時期的破壞，專歸罪於天國及捻黨方面，真可謂清朝的忠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