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變動中之中國

第五章

變動中之中國

從五口通商至甲午之戰，為中國受外力壓迫之時代；自甲午之戰以後，可謂中國受外力壓迫而起變革之時代。革新之原動力有二：（一）士大夫，（二）平民也。前者恆側重於政治之改革，後者則較易注重於社會方面，亦易傾向民族主義。前者，康有為等之主張變法維新代表之。後者，孫文之革命代表之。革命之事體較大，久靜之社會，驟難大動，故躍登舞台者，以前者為先。

中國學術，本重經世，宋學者尤饒有此種精神，惜其末流，學問失之空疏，又因附和者多，寢成叫囂之習。空疏者昧於事勢，叫囂者惟便私圖，遂至釀成黨爭，既為明主所不容，亦為輿論所厭惡，學術界之風氣，遂一變而為清代之考據，饒有為學問而學問之精神。然與世務，則幾無關係矣。物極必變，而清中葉以後，時勢之艱難，又有以驅迫之，於是龔自珍、魏源等之學，乃寖寖復重經世，至康有為乃大發揚其光輝。士大夫結合莫便於講學，清代久懸為厲禁，至其末葉，政治之力既弛，講學之風復起。康有為講學於廣東，門下頗多達者。甲午戰後，有為立強學會於北京，為言官所劾，被禁。其弟子梁啟超辦《時務報》一種旬刊之名於上海，風行海內，變法維新之論遂為開通之士大夫所共贊。清德宗頗聰明，而亦懦弱，為太后所制，不能有為。中俄密約既立，德宗感時事之亟，決意變法圖強，不次擢用康有為等，乃有戊戌之變法光緒二十四年（1898）。舊黨惎之太后，太后再垂簾，幽帝，殺六君子譚嗣同、康廣仁、林旭、楊銳、劉光第、楊深秀，康有為、梁啟超走海外，太后欲捕之不得，欲廢德宗，又為輿論及外國公使所尼，遂致激成義和團之變。

義和團者，代表中國極舊之思想者也，其意以為（一）外人之可畏者惟槍炮；（二）外人可拒絕之使勿來；（三）欲拒絕外人，端賴中國人民之團結，因少數客籍，必不能敵多數土著也；（四）會黨本以反清復明為宗旨，然此等人對於史事，本不明晰，加以是時外力之壓迫綦重，對清人之仇恨，遂稍淡忘，反清復明之團體乃一變而為扶清滅洋。在朝廷上，（A）頑固大臣之見解，亦有與此種極舊之見解無殊者，即太后亦不能免；（B）太后因圖廢立，立端郡王載漪之子溥為大阿哥，載漪欲其子亟登大位，宗戚中，亦有欲立擁戴之功者，既為輿論所不與，又受公使之警告，乃冀於亂中取事；（C）疆臣又或不敢有所主張，惟朝命是聽，遂致縱容拳民，毀鐵路，拆電線，仇視外人，並及華人之習新事物者，后遂攻擊使館，並與各國同時開戰。其結果，京城為英美德法奧意俄日聯軍所陷，太后及帝走西安，仍起李鴻章與各國議和。賠款至4.5億兩；劃定北京公使館界址，專歸外人保護；毀大沽及自北京至海口之炮台，許各國在一定地點駐兵，保護自北京至海口之通路，是為庚子事變及《辛丑和約》。其流毒，蓋至今未已也。方難作時，東南督撫，相約不奉偽命，與各國領事立互保之約。而黑龍江出兵攻俄，三省要地，多為俄所攻陷，挾奉天將軍以號令所屬。和議起，俄人謂東三省情形特殊，當別議，暗脅中國訂立條約，英美日等又向中國警告阻止，清廷左右為難，俄人迫於國際輿論，乃與清廷訂立《東三省交收條約》光緒二十八年（1902），約分三期出兵，而仍不踐約，遂致激成日俄之戰光緒三十年（1904），俄師敗績，與日議和於美之朴茨茅斯光緒三十一年（1905）。（一）俄認日在韓國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之卓越利益。（二）將旅大轉租於日，東省鐵路支線，自長春以下，割歸於日，即日人所稱為南滿洲鐵道者也。約中關涉中國之條款，由中日訂立《會議東三省事宜協約》承認之，並另開商埠多處，日人所設安奉軍用鐵路，許其改為商用，又許其採伐鴨綠江材木，東北之情形一變矣，而直北與西南，亦於此時多事。

中國歷代之徵服外國，看似出於君主之野心，實則思患預防之意多，開疆拓土之意少，所謂守在四夷也。歷代管理外國，不外（一）就其通路，加以保護，如漢於西域設都護，以護南北兩道是也。（二）擇其要點，設官駐兵，以諸屬部加以管理，如唐於屬地設都護府是也。此皆所以防此等外藩侵犯中國，而非防更有強敵侵犯此等藩屬，至近代，則情勢迥異矣。然中國之對待藩屬，仍系遵循舊法。當是時，欲圖改革，亦有難焉者，何也？中國之實力不足，則不能禦敵，欲求實力充足，必有所經營布置，而欲有所經營布置，則或非屬部所樂，轉易引起內訌矣。為中國計，當是時，惟有採用聯邦之法，于軍事、財政、經濟、交通、外交犖犖大端，操諸中央之手，而其餘則一聽其自由，（一）所求者簡，則中央易於為力。（二）變動不大，則藩屬不致反對。（三）告以我之措置，又凡事與之和衷協商，則藩屬必欣然從我矣。無如此等新政治，非中國秉政者所知。非放任不問，即欲徑置諸我管理之下，於是有蒙藏改建行省之議。而不知蒙藏之情形，與新疆及東三省不同也。先是俄人頗欲勾引達賴喇嘛，英人惎之，乃於光緒三十年（1904）乘日俄戰爭，派兵入藏，達賴出奔，英人與班禪立約，（一）西藏不許外國人駐兵殖民。（二）土地、道路、礦產等不得抵押與外國或外國人。清廷再三與之交涉，卒於三十二年（1906）立約，承認英藏所訂條約為附約，但於約中聲明，（一）所謂外國及外國人者，中國與中國人不在其內。（二）英國不幹藏政，占藏地。中國亦不許他國干藏政，占藏地而已。先一年，駐藏幫辦大臣鳳全為藏番所戕，中國因將川邊之地改縣，及其末年，用聯豫為駐藏大臣，與達賴不協，調兵1500人入藏，達賴出奔印度宣統二年（1910），清人革其封號。前此達賴對英深閉固拒，藏英交涉，累煩中國之維持調護者，至此，達賴反昵就英以拒中國，而交涉彌棘手矣。對於蒙古，則清末用三多為駐庫倫辦事大臣，妄用嚴厲手段，俄人遂誘活佛獨立，並攻陷呼倫貝爾宣統三年，1911年，分崩離析之象益亟。

然為中國之最艱危者，畢竟仍在東北，當日俄戰前，侵略東方者為俄人，與俄利害最不相容者，自為英日，而德美次之，以德在東方，亦自有野心，而美亦不欲此大好之市場，為他國所壟斷也。因此而有光緒二十八年（1902）之英日同盟，日本恃是，乃敢與俄開戰，而戰時，亦頗得此同盟之力。至戰後，則日俄創南北滿之名，隱然劃定其勢力範圍，東北之逐鹿，遂不在此兩國之間。《東三省交收條約》既立，中國擬借英款造新法鐵路，日人指為南滿路之平行線，尼之。中國不得已，如其意，而要求他日若造錦齊鐵路，日不反對；后又欲延長之至璦琿，俄人出而阻撓，美人乃有滿鐵中立之議，欲合若干國，共同借款與中國，俾中國將東北鐵路贖回；在借款未還清時，鐵路暫由借款諸國共同管理，禁止政治上軍事上之使用，又因日俄兩國共起反對而罷。至革命之年，中國乃有向英美德法銀行團訂立幣制借款及東三省興業借款之議，以各省新課鹽稅及東三省之煙酒生產消費稅為抵，此蓋有深意存焉，惜乎未及成而清亡，而此項借款，后遂遞嬗為善後大借款，而四國銀行團，亦遞變而為六國五國也。見后。

《辛丑條約》既成，那拉后及德宗復還北京，政權仍在那拉后之手，至此亦覺無以自解，乃復貌行新政，以敷衍人民，然國民此時對清朝業已絕望，於是立憲革命之論大熾。光緒三十二年（1906）清朝下詔預備立憲，視預備之成績，以定實行之期。三十四年（1908）定預備之期為9年。是年，德宗死，那拉后立溥儀，以載灃攝政，后亦旋死。宣統二年（1910）因人民要求，定於3年之後，開設國會，然是時之民意，又非復君主立憲所能滿足矣。

中國地分南北中三帶，北帶本為政治之重心，然遭異族之蹂躪，又水利不修，生業憔悴，在近代，文化反較落後。中帶是五胡亂華以來，即為中國文化之保存者，又為全國產業之重心，然其發展，偏重產業、文化方面，政治上、軍事上之力量不足。惟南帶地勢崎嶇，交通不便，發達較遲，故社會之矛盾不深，其民氣最為樸實強毅。近代對外之交通，西南最早，故其漸染新文化亦較早。清末兩大派之改革者，（一）士夫派之康有為，（二）平民派之孫文，（三）及前此雖不成而究為空谷足音之民族革命者太平天國，皆起於南方，非偶然也。

孫文之革命思想，萌芽於中法戰後，光緒十八年（1892）始立興中會。中國之社會本較散漫，惟會黨略有組織，故初圖革命時，所思利用者為會黨。然會黨雖含有革命種子，究之江湖豪傑之意味多，不甚足用也。日俄戰後，文以赴日留學者多，乃如日本，改興中會為同盟會光緒三十一年（1905）。士人之加入者始多，此等士夫，雖雲在野，而於中國政治上，實饒有聲勢，後來入新軍中運動者亦此曹。於是政治軍事上之重心，稍暗移於革命黨之手。辛亥之歲（1911）武昌起義，其勢力非復前此偏隅起事之比矣。顧新軍之力，雖較會黨為強，然欲借武昌之義師，以推翻清朝，則實力究嫌不足。各省雖雲次第光復，其力亦未足以會師中原也。其時清朝早已徒有其名，而懷挾野心之袁世凱遂乘機頓兵，與南方議和，而迫清室於中華民國元年（1912）二月十二日退位。孫文先已被舉為臨時大總統，就職南京，實力既未足勘定北方，乃不得不為調停之計，讓位於袁世凱。民黨中人，欲使世凱就職南京，免在北京為舊勢力所包圍，不克。時同盟會已改組為公開之政黨，稱國民黨。孫文知政治一時無清明之望，欲退居在野之地位，專辦實業，而國民黨不能聽其指揮，在國會中，政府與國民黨之議員，遂立於對立地位。袁世凱專務排除異己，政治既不清明，對外交涉，尤多失敗。清末之四國銀行團，英美德法恐排除日俄之不妥，勸其加入，變為六國銀行團，承借中國政府之政治借款。美國總統以其要挾太甚，命其國之銀行團解散，又變為五國團。民國二年（1913）四月，中國以關鹽餘之全數為擔保，成立善後大借款2500萬鎊。是舉也，於北京鹽務署設稽核所，產鹽地方設分所，審計處設稽核外債室，實啟財政部分監督之端。然（一）北方兵力本較強，（二）財力亦較充足，（三）人民是時尚未能盡了解新說，國民黨不能宣傳政見，反以叫囂取厭於人，是時之新勢力，遂不為民情所與。起於上海、南京及安徽、江西、湖南、福建、廣東五省之二次革命，遂告失敗。袁世凱乃無所顧忌，迫脅國會，選為總統，旋解散國民黨，國會因之不足法定人數，遂於明年加以解散，改《臨時約法》為《中華民國約法》，以參政院代行立法院職權。國會既已解散，無人能監督外交，而蒙藏之交涉，遂均於屈辱中解決，先是革命消息，傳至西藏，藏人起而驅逐駐兵，達賴返藏，藏人進兵川邊，川滇出兵剿辦，已獲勝利，而英人提出抗議，不得已改剿為撫。三年（1914）四月，與英人定約於西摩拉，英人承認中國對西藏之宗主權，而中國承認外藏之自治權。內外藏本無此名詞，徒以紅線畫於地圖上而已，而此所畫界線，又為我所不能承認，其事遂成為懸案。俄人亦與外蒙立約，允代其保守自治，不許中國派官、駐兵、殖民，而別訂商務專約，攫廣大之權利以去。四年（1915）六月立約，俄承認中國在外蒙之宗主權，中國承認其自治權，十一月，並認呼倫貝爾為特別之區域。三年（1914）六月歐戰起，日與英攻陷青島，日人並占膠濟鐵路及青島海關。明年，我國要求撤兵，英兵即撤退，而日人提出五號二十一條之要求，於五月七日發出最後通牒。我於九日承認，後於五月二十五日立約，外交之失敗如此，人民自難心服。袁世凱顧圖帝制自為，嗾其黨羽，設立籌安會，妄雲從學理上研究國體問題，電各省軍民長官及商會，派代表入京，在京又有所謂公民團者，請願於參政院，要求變更國體，參政院主開國民會議解決。及開，全體贊成君主立憲，於是委託參政院，推戴袁世凱為皇帝，世凱遂加以接受。於是蔡鍔起護國軍於雲南，北方兵力雖強，顧無為世凱效力。貴州、廣東、廣西、浙江、湖南先後獨立，陝西、山東亦有民軍起事，英俄法意日又提出警告，世凱不得已，於五年（1916）三月二十二日，下令取消帝制；而護國軍要求世凱退位，彼此相持不下，六月六日，世凱死，此問題乃告解決。

清室至道咸時，實已不能自立，所以能復延數十年之命運者，實皆湘淮軍諸將帥為之效力也。故自號中興以還，寢成外重之勢。湘淮軍諸將帥至光緒朝稍凋落，惟李鴻章最老壽，隱然為政治重心，繼起無人。袁世凱乃以詭譎之姿，強承其乏，其才本不足為首領，況復見解陳腐，妄思帝制自為，終以自賊邪？然袁世凱在，究尚有一形式上的首領，所謂北洋系軍人者，不能公然叛變。及世凱死，則形式上之首領也失之，而所謂北洋系軍人者，爭思割據地盤，篡竊政權焉。此蓋歷史上數千年來軍閥割據之局之復演，社會之情狀不能驟變，政局之形勢自亦不能驟變也，顧國家則深受其害矣，自西力東侵以後，中國與日本均思變法自強，中國之能講求外情，且在日本之先，顧日本之維新成功甚速，中國則累遭頓挫者，日本是時正自分裂而趨於統一，中國是時，則適自統一而趨於分裂，此為近數十年強弱不同之大原因。其原因全在政治上。昧者或謂其民族性有優劣，則大誤矣。社會全為環境所鑄造，人之性質程度，不論其為何種何族，均相等。世豈有環境變而處於環境中之人能久而不變者邪？袁世凱既死，黎元洪以副總統入京代理，恢復《臨時約法》，召集袁世凱所解散之國會。以政治論，以法律論，全國本可相安，顧元洪非北洋系中人物，所謂北洋系軍人者，遂群思排擠之。六年（1917），德國宣布無限制潛艇戰爭，梁啟超說國務總理段祺瑞參加歐戰，冀可提高國際地位，於是始而抗議，繼而絕交，更進而謀對德宣戰。而國會中人，加以反對，總統府中人，亦有與國會相結者。段祺瑞一方面，乃又有收買所謂公民團者，迫脅國會，要求通過對德宣戰案，激起國會方面之反對。時北洋系中之人物，以安徽省長倪嗣沖最為狂悖，而其督軍張勳，則自謂能效忠於清室。段祺瑞召集各省區督軍、都統在京開會，各督軍、都統乃攻擊國會所定憲法草案，分呈總統、總理，要求不能改正，即加解散。旋同赴徐州開會。未幾，黎元洪免段祺瑞職，安徽遂離中央而獨立，各省區紛紛繼之，元洪無如何，令張勳入京，共商國是。勛至天津，脅元洪解散國會，然後入。七月一日，勛奉溥儀在京復辟，黎元洪走使館，令副總統馮國璋代理；以段祺瑞為國務總理。祺瑞誓師馬廠，十二日復京師。元洪辭職，由馮國璋代理。復辟之役，蓋非張勳一人所為，道路傳言，皆謂在徐州開會時，張勳提出此問題，多數省區皆簽字贊成，故張勳敢於以少數軍隊入京，冒天下之大不韙。段祺瑞持正之功，為不可沒矣。然祺瑞與南方積不相能，復激成護法之役。

國會之解散也，廣東、廣西宣言，不受非法內閣干涉，重要政務，徑行秉承元首。雲貴及海軍第一艦隊繼之。民國既復，南北本可從事調和，而南方謂民國業中斷，可仿元年之例，召集參議院，於是國會開非常會議於廣州，議決軍政府大綱，選舉孫文為大元帥，后又改舉政務總裁七人，以諸部長為政務員，贊襄政務會議，以行軍政府之職權。北方則召集參議院，修改國會組織及選舉法，由之產生新國會，選舉徐世昌為總統。南方乃由舊國會委託軍政府代行國務院職權，以攝行總統職務。先是南北頗有戰事，徐世昌就職后，下令停戰議和，八年（1919）二月，開和會於上海，至五月，卒決裂。

是時之外交，亦更形敗壞，馮國璋入京后，即對德宣戰，段祺瑞之政策，目的已達，本可一意進行，乃又急於內爭，欲以武力征服異己，於是名為參戰，實僅招募華工赴歐而已。是時北洋系又分裂為皖直兩系，段祺瑞大借日款，以練參戰軍，而未曾用諸參戰。七年（1918），俄國革命后，單獨對德議和，協約各國，有出兵西伯利亞之舉，我國亦派海軍隨之，又與日本訂立《共同防敵海陸軍協定》，日兵之入吉、黑者遂多。八年（1919）一月，歐洲各國開和會於巴黎。先是日本與英法俄意秘密交涉，須於戰後保證其接收德國在山東之權利，彼乃承認我參戰，四國皆俱而從之。而章宗祥與日人訂立《濟順高徐借款預備契約》，附以照會，許膠濟鐵路所屬確定后，由中日兩國合辦，復文中有欣然同意字樣。至是，中國要求青島由德交還我國，日本則主張由彼接收，英法因有約在前，不得不袒日，美總統威爾遜雖贊成我之主張，而以章宗祥之復文，事在七年（1918）九月，其時歐戰已停，日本不能再迫脅中國，遂致無能為力。事聞於中國，輿情大憤，學校罷課，商店罷市，要求懲辦章宗祥、曹汝霖、陸宗輿三人，所謂五四運動也。而山東問題，卒如日意解決，我國遂未簽字於對德和約，僅有總統以命令宣布對德戰爭已止。惟對奧和約，我仍簽字，故仍為國際聯盟之一員焉。自歐戰起，俄國無暇東顧，蒙籲請取消自治，呼倫貝爾亦隨之，是時本為我收復外蒙之好機會，而段祺瑞以其心腹徐樹錚為籌邊使，仍用高壓手段，遂再引起蒙人之離心。俄人當民國八九年時曾兩次宣言，放棄舊俄帝國用侵略手段在中國取得之土地及特權，我亦未能與之交涉，此皆段祺瑞當國時外交之失敗也。

時北方皖直兩系矛盾日深，而奉天張作霖亦思入關發展。九年（1920），直系第三師師長吳佩孚，自衡陽撤防北方，時參戰軍已改為邊防軍，衝突於近畿，邊防軍敗，段祺瑞乃辭去職權，於是曹錕為直魯豫巡閱使，吳佩孚副之，王占元為兩湖巡閱使，張作霖為東三省巡閱使，兼蒙疆經略使，並節制熱察綏三區。邊防軍駐外蒙者，為蒙人所攻，內地置諸不問，庫倫遂為俄白黨所陷。南方之軍政府內部亦多問題，孫文等皆離廣州，陳炯明初以粵軍駐紮福建之漳、泉，是年十月還粵。軍政府首席總裁岑春煊宣言，撤銷軍政府，徐世昌據之，下令接收。孫文等否認，回粵再開政務會議，十年（1921）四月，國會選文為總統。五月五日就職，乃將軍政府撤銷。吳佩孚資格雖淺，而以實際論，則為是時直系之中心人物，佩孚亦抱武力統一之見解。湖南軍隊攻入湖北，王占元戰敗去職，佩孚擊湖南軍，卻之，進佔岳州，遂繼占元為兩湖巡閱使。十一年（1922）四月，直奉戰起，奉兵敗退出關，東三省省議會舉張作霖為聯省自治總司令，吉、黑兩督軍副之，與中央脫離關係。於是段祺瑞蟄居天津，而皖系人物，到處活動者仍不少，盧永祥尚據浙江，遂成為皖奉兩系與南方結合，以傾直系之局面。

先是十年（1921）十一月，美國召開太平洋會議於華盛頓，內分限制軍備、遠東問題兩組。限制軍備問題，英美法日成立《海軍協定》，《英日協約》因此作廢。後來英美法日意又成立《海軍協定》（1922），又立《海軍公約》（1930），規定英美日三國之海軍比例為5:5：3，其期限均至民國二十五年（1936）為止。故論者均稱是年為世界之危機也。遠東問題，中美英法意日荷葡比九國訂立公約，又立《九國中國關稅條約》。九國公約列舉四原則：（一）尊重中國之主權獨立及領土行政之完整。（二）與中國以完全而無障礙之機會，以發展並維持穩固之政府。（三）確立並維持工商業機會均等之原則。（四）不得利用現狀，攫取特殊權利，並不得獎許有害友邦安全之舉動。巴黎和會以後，山東問題，日本求與我國直接交涉，我國主張提交國際聯盟，及是，亦即在華府會議外解決，於十一年（1922）一月訂立條約，青島由日人交還，膠濟路限期15年，由我贖還。其本於二十一條之要求所立之條約，中國要求作廢，日本不可，但聲明將第五號要求撤回，以租稅擔保之借款，及南滿、東蒙借款，開放於國際銀團，共同經營。其後乃由參眾兩院通過，咨請政府，於十二年（1923）照會日本，聲明作廢焉。庫倫之白黨，於十一年（1922）七月，為遠東共和國所誅滅，外蒙古先已在恰克圖立有政府，至是遂移於庫倫，以活佛為皇帝。十三年（1924）活佛死，乃改為共和國焉。是歲，中國與蘇俄訂立解決懸案及暫行管理中東路兩協定大綱，認外蒙古為中國領土，尊重中國之主權，中東路許我出資贖回，訂於一個月後開會，決定辦法。其後延至十四年（1925）八月始開，而是時東三省對中央獨立，會議遂無結果。蘇俄與奉天別立奉俄協定。要之，自第一次歐戰停后，外交上頗有可乘之機，而我國忙於內爭，未之能乘也。

直奉戰後，十一年（1922）六月初二，徐世昌辭職。是歲六月，十五省督軍請黎元洪入京復職，補足任期。元洪既入京，取消六年（1917）六月解散國會之令，國會再開，亦無甚成績。是時直系內部復生分裂，曹錕左右，謀舉餛為總統，與奉系言和，因是與吳佩孚不睦。十二年（1923）六月，北京軍警包圍總統府索餉，黎元洪出走，國會遂舉曹錕為總統，於十月十日就職，並制定憲法，於是日公布之，然人皆視為沐猴而冠也。吳佩孚勾結陳炯明，謀傾南方政府。孫文初在桂林籌備北伐，十一年（1922）四月，將大本營移於韶關，陳炯明走惠州，五月北伐，六月，粵軍叛，文走上海。歲杪，在廣西之滇軍及桂軍討陳炯明，炯明再走惠州，文回粵，以大元帥名義主持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