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外力侵入時代中國之情形

第四章

外力侵入時代中國之情形

凡民族之文化，發展至一定程度者，雖因（一）社會內部之矛盾，隨文明之進步而深刻。（二）舊時國民與國家關係之疏鬆，一時為外力所侵入，然其光復舊物之力，終潛伏而不至消亡。（A）其在上層社會，則從事教育及文學為精神上之留詒。（B）在下層社會，則從事於秘密結社，為實際的行動。前者如宋明的遺民故老，其著述事迹，有傳於後者皆是。後者如元末之革命，首先北伐者，實為白蓮教徒劉福通，可知是時之白蓮教，業已滲入民族主義之成分矣。書缺有間，其詳已不可考。明清之際，則為時較近，其事之傳者亦較詳。其大略見日人所著之《中國秘密社會史》。以舊時國民與國家關係之疏鬆，而種種為虎作悵之惡勢方盛，不得不潛伏以待時機。乾隆時表面雖稱全盛，實則政治黑暗，社會風俗亦日益奢侈腐敗，漸入於民窮財盡之境，於是川楚教民之起事乾隆六十年至嘉慶七年（1795至1802），繼以天理教徒之密謀嘉慶十八年（1813），略與川楚教民同時者，東南又有艇盜大略自乾隆五十四年至嘉慶十年（1789-1805），人心動搖，治安岌岌不可保矣。然此尚限於局部，至道光三十年（1850），乃有太平天國起。太平天國起於廣西，出湖南，下武漢，抵南京，定都焉。復分兵西上，北出之兵，戰鬥力甚銳，以孤軍無援，卒為清人所滅。西上者連下安慶、九江，復取武漢，然天國諸豪都是下層社會中人，天王洪秀全蓋長於宗教，而短於政治及軍事，非如歷代開國之主，能駕馭英雄，收率賢才也。大權乃落於楊秀清之手。楊則器小易盈，驕暴淫逸，遂致天京內訌始起，諸王互相殘殺，石達開較有雄略，別為一軍，遠出不復歸。下游僅餘一李秀成，竭力支柱，而資淺望輕，卒難挽救。清朝則胡林翼先佔定武漢，曾國藩又辦團練於長沙，出境征伐。林翼死後，國藩總攬全局，負發縱指示之責。李秀成雖破蘇松，下浙贛，卒為李鴻章率淮軍所厄。而太平天國遂亡清穆宗同治三年（1864）。其起事於蘇皖魯豫之間，至天國亡，餘眾與之相合，而聲勢驟盛者，為捻黨。捻黨多馬隊，本易流動，而曾國藩創圈制之法，其所築運河、賈魯河間之長牆，雖為捻黨所突破，分為東西，然卒為李鴻章及左宗棠所撲滅東捻亡於同治六年，1867年，西捻亦回師東方，亡於其明年。回事起於雲南清文宗咸豐五年，至穆宗同治十一年（1855-1872），雲南回事為岑毓英所平。西北則馬化龍、白彥虎起事於甘肅。妥得璘亂於新疆，敖罕復乘機入犯，其將阿古柏，廢所奉回教教主之裔而代之，滅妥得璘，幾盡據新疆之地。英、俄、土耳其皆與通使，英人復為之請封。朝議欲棄其地，左宗棠持不可，於捻黨平定后，出兵先肅清陝西、甘肅，繼平天山北路，進平南路，阿古柏不能抗，其本國敖罕，復於是時為俄所滅，乃自殺。白彥虎與阿古柏子伯克胡里均奔俄，而新疆平清德宗四年（1878），僅伊犁一隅尚為俄人所據。

綜觀清代咸同之間，幾於無一片乾淨土，而卒能次第平定，無怪當時之人，志得意滿，頌為中興也。推原其故，蓋由：（一）諸起事者，僅太平天國，少有宗旨，然其始起諸人程度本屬不足，其所設施，均不足以成大事太平天國初起時，曾發布討胡之檄，使專以此為宗旨，自較易得士大夫之贊成，顧其所謂上帝教者，帶西教之色彩甚重，是時西教為大多數人所厭惡，其易引起反感者勢也。無可如此徑直推行之理，此固中外平民革命之通蔽，不能專為太平天國咎，然其不能成事則無疑矣。以軍事論，抵武漢后，宜悉眾北上，此時清朝尚無預備，其力亦薄弱不堪，使能直抵北京，則全國震動，而清朝亦失其發號施令之中樞，局面與後來大異矣。乃緣江而下，先據東南富庶之區，遂流於驕奢淫逸，使北上之孤軍，戰鬥雖烈，卒遭殲滅，此實其失策之大者。觀其既據金陵后，北上之軍，猶能縱橫馳驟，直薄畿甸，則知其初苟能全軍北上，其形勢必大非後來之比矣。逮湘淮軍兩路攻逼，形勢已危，仍有勸其悉眾向西北者，謂其地為清長江水師勢力之所不及，且難得外人援助也。而太平天國又不能用，此亦為其最後之失策。而出江以後，脅從日眾，初起時之農民革命性質漸變太平天國亦有類乎社會政策者，然其見解浮淺，手段太徑直，決無可成之理。後來變質耽於享受，流於淫奢，亦為其失敗之原因。且其定都天京以後，自廣西來的誠樸壯健之農民日少，而湘淮軍卻專用此等人，亦其成敗所由異也，遂至一敗塗地。（二）而清朝是時之政事，確比歷代滅亡時為清明。（三）湘淮諸將帥中，又頗多人傑，固無怪其能后延數十年之命運也。然是時清室之君臣，以之應付舊局面則有餘，以之應付新局面則不足，故對內雖能削平變亂，對外則著著失敗，終致不可收十焉。

清文宗蓋一多血質之人，即位之初，頗有意于振作，后睹時局之艱難，遂亦心灰氣短，恣情安樂。載垣、端華、肅順因而蠱之，以竊其權。三人中肅順頗有才能，能贊文宗任用漢人，實為削平變亂之本，然驕橫亦最甚。文宗死於熱河咸豐十一年（1861），子穆宗立，年幼，肅順等自稱受顧命。穆宗生母葉赫那拉氏與恭親王奕密謀，定迴鑾之計，至京，猝誅殺三人，那拉氏遂與文宗后鈕鈷祿氏同垂廉聽政，實權皆在那拉氏手。那拉氏頗聰明，能聽斷守文宗任用漢人之策不變，用克削平內亂，然（一）自此流於驕淫，政事日形腐敗。（二）又其新智識不足，對於世界情勢，茫無所知。（三）且性好專權，以納後事，與穆宗不協，穆宗鬱郁，遂為微行，致疾以死同治十三年（1874）。醇親王奕之妻，那拉氏之妹也，實生德宗，那拉氏違眾立之。然德宗既長，復與那拉氏不和，遂為晚清朝局變亂之本。

中國初與外人交接時，於外情茫無所知，只知一味排斥。至湘淮軍諸人物，則經驗較富，其時上海方面，曾借洋兵之力，以卻太平軍，后因用外人教練中國人，謂之常勝軍，收復東南，頗得其力。因知外人軍事之長，亦知交涉不當一味深閉固拒，又知欲敵外人，不能不學其長技，然其所知者，亦但在軍事方面，因此而及於製造，又因製造而涉及科學而已。陸軍改練新操，謀建設海軍，設製造局，派幼童出洋留學，及於國內設廣方言館等，均在此時。此等改革，其於大局影響不大。外交上革新之機，起於同治六年（1867）派志剛、孫家谷出使各國，實則主持其事者，為美人蒲安臣，對歐美諸國，申明以後交涉，當本於公道，不可倚恃強力與美人曾立約八條，於歐洲各國，則未及立約，此次使事未終而蒲安臣死，亦其進行停頓之一原因也，惜後來未能本此進行。此時主持交涉者，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其中人物，智識大都錮蔽，且多溺於敷衍之習，罕肯留意講求外情，對於外人仍存深閉固拒之見。外國遣使來求立約者，多拒絕其登岸。外人乃詐稱為已立約國公使之親戚，由其迎入使館，然後由該公使代為請求，謂之介紹，中國又不能不允。其所立約稿，則即由介紹國之公使，為之代擬，多即以該國之約為藍本，不平等條約之束縛，因之愈積愈深至光緒元年（1875），與秘魯立約，乃思有所挽回，條文稍異於舊。然與此等小國所立之約，不能有何影響也。

此時交涉之驚心動魄者，第一為中俄之伊犁交涉。同治十年（1871）俄人乘回民起事，佔據伊犁，清人與之交涉，俄人漫言亂定即還，意謂中國必不能平新疆也。及新疆既平，中國復求交還，俄人無詞以拒，乃欺使臣崇厚之無識，僅與我一空城，盡奪其四周險要，且索廣大之權利以去。中國下崇厚於獄，派曾紀澤使俄求改約，雖亦有所爭回，然所喪失者，固已多矣約成於光緒七年（1881），此為西北之侵略。俄人先於同治元年，即1862年與中國訂立《陸路通商章程》，同治四年（1865）、同治八年（1869）又兩次修改，許俄人於兩國邊界百里內無稅通商，中國設官之蒙古地方亦然。未設官者，則須有俄邊界官之執照，乃許前往。由陸路赴天津者，限由張家口、東壩、通州行走。張家口不設行棧，而許酌留貨物銷售，稅則三分減一。崇厚之約，肅州、吐魯番、科布多、烏里雅蘇台、哈密、烏魯木齊、古城均許設領。紀澤之約，限於肅州、吐魯番，其餘五處，訂明俟商務興旺再議，而將蒙古貿易擴充至不論設官未設官處，均許前往。凡設領之處及張家口，均放造鋪房行棧，天山南北路通商，亦許暫不納稅。案中國是時所急者，不在索回伊犁，而在續行勘界，界線定，則伊犁不索而自回矣。急於收回一城，反致受人要挾，實一失策也。

其西南之侵略，則始於同治十二年（1873），許英人自印度入雲南。光緒元年（1875）英員行至蠻允被殺，交涉幾致決裂，卒於其明年立《芝罘條約》，許英人（一）自北京經甘肅或四川入西藏，自藏入印度。（二）又或自藏印邊界上前往，後印度半島諸國，安南、暹羅、緬甸為大。安南在近世，有新舊阮之爭，舊阮為新阮所覆，中國弗能正明成祖永樂六年，即1408年，平安南，宣宗宣德二年，即1427年，復棄之，其時王安南者為黎氏。世宗嘉靖七年，即1528年，為其臣莫氏所篡，走保西京，神宗萬曆三十年，即1602年，復滅莫氏。明以莫氏受都統使之職，為內臣，來討，且立其後於高平，黎氏亦如莫氏，削國號，受明都統使之職，事乃已。自是黎莫並立。清聖祖康熙十三年，即1674年，黎氏復滅莫氏。黎氏之復國，多得其臣阮氏之力，而任用外戚鄭氏，阮氏遂南據順化，形成獨立，惟對黎氏尚稱臣而已。高宗乾隆五十二年（1787），西山豪族阮文惠兄弟滅順化之阮氏，是為新阮。順化之阮，則稱為舊阮，新阮遂入東京，滅鄭氏，篡黎氏。明年清高宗出兵征之，為所敗。又明年，遂因其請降而封之，其王乃走海島，介法教士乞援於法。法人亦僅使軍官之具有志願者援之而已。事成舊阮恢復之主名福映，其滅新阮，在嘉慶七年即1802年，仍請封於中國，並請改號為越南，許之，顧依原約求割地，越南弗與，且以傳教事屢與法人齟齬，終致啟釁，越南屢敗，割地乞和。同治十三年（1874）法與越南立約，認為自主之國。光緒九年（1883）又以為保護之國，中國弗認，出兵援越時越南政府不能控制全國，其東北境仍有戰爭。兵之出雲南、廣西者皆不利，李鴻章與法使定約天津，承認法越前後條約，旋以撤兵期誤會，復起衝突，法軍襲福州，敗我海軍，然攻台灣，不克，我馮子材復有諒山之捷，而李鴻章仍與法言和，認越南歸法保護。是役也，論者多為中國惜，然是時之外交，非對一國一事之問題，即專就此役論，一勝亦未必可恃，亦不得以是為鴻章咎也。然光緒十三年（1887）所訂條約，開龍州、蒙自、蠻耗通商，二十一年（1895）之專約，以河口代蠻耗，復開思茅，且許越南鐵路得接至中國，則窺伺及於滇桂矣。緬甸在明代，尚為中國之土司，故明初西南疆域，實包舉伊洛瓦底江全流域，而兼有薩爾溫、湄公兩江上游，其後平緬、麓川之思氏亡，而緬甸遂強，而中國實力，西僅至騰衝，南不越普洱，遂漸成今日之境界。自英據印度，緬與之鄰，兵釁時啟，緬人累敗，割地孔多，光緒十一年（1885）英人乘中法相持，遂滅之，中國無如何，亦於其明年立約承認。暹羅以英法相持倖存，然亦非復我之藩屬矣。光緒二十三年（1897）中緬條約附款復許緬甸鐵路通至雲南，此西南剝床及膚之大概也。

俄人之侵略東北及西北，其聲勢之浩大，實為可驚，顧猶未能全力進行，至英法之於西南，則其進行更緩，且西南地勢閉塞，其足影響大局，又非北方比也。至風雲起於東亞，而形勢乃一變。東方大國，沐浴我國文化者有二：一朝鮮一日本是也。顧兩國之國情不同，朝鮮右文，日本尚武。力有所蘊者，必罄泄之而後已。故日本而盛強，其影響終必及於朝鮮，而且必不能止於朝鮮；而日本之發展，以東洋為其主要地帶，一展拓，即與我最繁榮發達之地相觸，其形勢自又與西洋諸國不同。日本之與我立約，始於同治十年（1871），彼此皆限定口岸通商，領事裁判員權彼此俱有，關稅亦皆為協定。此時日人頗有與我相提攜以御西方各國之意，顧誠欲與我相提攜，則應開誠布公，商訂一平等之條約，以為模範，不應思以泰西各國與我所訂不平等條約為藍本，不得所求，則怏怏不樂。而中國於是時亦應與日本開誠布公，商訂一平等之條約，不應沾沾然，以失之於泰西者，不復失之於日本自憙，兩國之外交家皆無遠大之眼光而僅計較枝節之利益，此實使中日交涉走入葛藤之途之第一步也。然欲求東亞的安定，端在中國之富強，中國一時不能興盛，而日本顧發展甚速，則兩國間之葛藤，遲早必起。故此次交涉，雖不善，然即有眼光遠大之外交家，能規永久之利益，而以後此兩國發展之參差，亦終必至於引起葛藤，亦不足為此一事咎也。日本之外交喜恃強，於是有同治十三年（1874）因台灣生番殺害其漂流人，派兵入台之舉。光緒五年（1879）又縣兩屬之琉球，我爭之無效。前此三年光緒二年（1876）日已與朝鮮立約，認為自主之國。李鴻章乃勸朝鮮與美、英、法、德次第立約，以圖牽制。約中均訂明朝鮮為中國屬國，國際法上之解釋，遂生兩歧。然是時，亦非復法律能解釋之問題矣。光緒八年（1882）朝鮮內亂，中國派兵前往鎮定，日本亦派兵而後至，無所及，中國兵遂留駐朝鮮。十一年（1885）日使來，與李鴻章定約天津，約定彼此皆撤兵，嗣後如欲派兵，必互相知會。中日在朝鮮，遂立於同等地位。據李鴻章言，此約因將士遠戍苦累，又外交事件應付非易，軍人駐紮於外，或恐轉致糾紛而然。中國是時，欲經營朝鮮，兵力人才，固均苦不足也。光緒二十年（1894）朝鮮復內亂，求救於中國，中國兵至，亂已平，日人亦多派兵，中國要日俱撤兵，日本不可，而要中國共同改革朝鮮內政，中國亦不許。兵釁遂啟。先襲敗我海軍，其陸軍渡鴨綠江，陷遼東緣海城邑，別軍攻遼西，又陷旅順，犯山東，我海軍於威海衛，又南窺台灣、澎湖。明年，李鴻章如日本，定和約於馬關，（一）中國認朝鮮自主，（二）償款二萬萬兩，（三）割遼東半島及台澎，（四）改訂商約，悉照泰西各國之例，（五）開沙市、重慶、蘇、杭為商埠，（六）許日人在通商口岸，從事製造。第四項乃日人求之多年，而中國未肯允許者也。旋以俄、德、法三國干涉，乃許我以3000萬兩贖還遼東，自此戰後東方之形勢大變，而中國之積弱，更暴露於天下矣。

時李鴻章主聯俄，俄人乘機以誘之，於是有光緒二十二年（1896）之中俄密約，許俄人建造東省鐵路此系條約上之舊稱，近時書籍多稱為東清鐵路，乃日本人所用之名詞也。其明年，德佔膠州灣，立租借99年之約，且許其建造膠濟鐵路及開採鐵路緣線30里內之煤礦。於是俄人租借旅順，並得展築東省鐵路支線；英人租借威海衛，法人租借廣州灣，皆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遂以分割非洲時所用勢力範圍之名詞，移而用之於中國。要求我國宣言某某地方不割讓，各國即認為其勢力範圍，而各於其中，攘奪權利焉。瓜分之論大熾。明年，美國務卿海約翰以開放門戶，保全領土之旨，照會英俄法德意日六國，六國復文皆贊成之。其辦法，則（一）各國對於他國之利益範圍，或租借地域，及他項既得權利，彼此不相干涉。（二）在其範圍內之各港，遵守中國海關稅率，並由中國徵收。（三）對他國船舶所課入口稅，不得較其本國為昂，鐵路運費亦然，所謂均勢之論也。自清末至民國初年之外交，則均勢瓜分兩力之消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