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商業篇

第四篇

中國近世文化史補編

第一章

商業篇

市舶司之設，元明二代亦皆有之。元設於上海、澉浦、杭州、慶元、溫州、泉州、廣州，凡七處，時有省置。明洪武初設於太倉黃渡，尋罷，復設於寧波以通日本，泉州以通琉球，廣州以通占城、暹羅及西洋諸國，諸國皆聽時至，惟日本限其期為10年，人數為200，舟為2艘，以金葉勘合表文為驗，以防作偽，以其時正值倭寇為患也。嘉靖初給事中夏言言，倭患起於市舶，遂罷之。嘉靖三十九年（1580）鳳陽巡撫唐順之議復三市舶司，部議從之。四十四年（1565）浙江以巡撫劉畿言仍罷，福建開而復禁，萬曆中悉復。永樂中又嘗設交址雲南市舶提舉司。明之設司，意不在於收稅，而在以此撫治諸夷，消彌釁隙，以其時倭寇方張也。在當時未嘗不收制馭之效，然習之久，而畏惡外人之心日增，歐人之傳教，又頗與華人習俗相違。清嘉慶時，又有西北教匪、東南艇盜之禍，遂並攘夷排教禦寇為一談，中西之交涉，生出無窮糾葛焉。原因雖多，而倭寇滋擾，致中國之視海客咸有畏惡之心，亦其中之一也《明史·食貨志》曰：「明初東有馬市，西有茶市，皆以馭邊省戍守費，海外諸國入貢，許附載方物，與中國貿易，因設市舶司，置提舉官以領之。所以通夷情，抑奸商，俾生禁有所施，因以消其釁隙也。」明之與外國通市，其意皆非以為利，故永樂初西洋刺泥國、回回哈只馬哈沒奇等來朝，附載胡椒，與民互市，有司請征其稅，成祖不許。武宗時提舉市舶太監畢真言：「舊制，泛海諸船，皆市舶司專理，近領於鎮巡及三司官，乞如舊便。」禮部議「市舶職司進貢方物，其泛海客商及風泊番船，非敕旨所載，例不當預」。夫許外國互市而曰入貢，許附載方物貿易，而市舶司且若以接待貢使為職，永樂三年（1405）又置驛於三市舶司，以待諸番貢使，豈真以其來，為入貢而不為貿易哉？夫亦曰入貢而後許貿易，則不致與沿海之民私相市，而官司無所稽考，以是為制馭之一策云爾。此辦法似乎多事，而亦不能盡謂為不然。蓋客強主弱，乃清中葉以後之情形，前此則適相反。故嘉靖倭變，朱紈訪知「舶主皆貴官大姓，市番貨皆以虛值，轉鬻牟利，而值不時給」。而史且謂「市舶既罷，日本海賈往來自如，海上奸豪與之交通，法禁無所施」也。蓋市舶官吏原來未嘗不有贓私之行，然視土豪勢家，則終有間矣。

北方游牧民，雖時與中國以兵戎相見，然通市亦恆不絕，史所載雖不詳，亦可考見其盛者，則如漢設馬邑之謀，匈奴單于覺之而去，自是絕和親，攻當路塞，然「尚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尚關市不絕以中之」，又如唐殺突董，九姓胡死者千人，突董回紇毗伽可汗叔父也，而毗伽謂唐使，「國人皆欲爾死，我獨不然。突董等已亡，今又殺爾，猶以血濯血，徒益污。吾以水濯血，不亦善乎！為我言有司，所負馬值一百八十萬，可速償我。」若寬仁能以德報怨者，實貪馬值不能絕耳。明初設馬市三，一在開原南關，以待海西。一在開原城東，一在廣寧，以待朵顏三衛。正統三年（1438）始設馬市於大同以待也先，其後王振裁其馬價，遂有土木之變，也先桀驁終必反。然非裁馬價，有以激之，其叛或不至於是其速也。其後北撫俺答，東馭女直，亦藉大同馬市，遼東義州木市。努爾哈赤之攻尼堪外蘭，明人不能討，顧開撫順、清河、寬甸、叆陽四關，許其互市。論者謂滿洲之致富厚，習華事實於此有關焉。蓋中國與外夷通商，不徒資其睏乏，亦足牖其文明矣。蠢彼建夷，不思木桃之報，而為封豕長蛇，薦食上國，其罪可勝誅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