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清代之盛衰

第五章

清代之盛衰

西力東漸，開數千年未有之局，此即以中國所謂盛世者當之，亦終不克於敗績失據，何者？中國政治疏闊，武備廢弛，但求與天下安，實只可處閉關獨立之時，而不宜於列國競爭之世也。惟是西力東來，若值朝政清明之日，則所以應付之者必較得宜，不至如清末喪敗之甚耳。外力深入，蓋自道、咸以來，適值清代中衰之候，客強主弱，鄭昭宋聾，喪敗之端，遂至層見迭出，此亦我國民之不幸也。今先敘述五口通商以前清代盛衰之大略如下。

中國立國亞東，以內地十八省為根本，而東三省、蒙、新、海、藏以及東北之朝鮮、南方之後印度半島等，實為之屏蔽。歷代盛時，此諸地方或為兵威所及，或則聲教所通，在當時僅等諸羈縻，然及西力東漸，則剝床及膚，情形與前此大異矣。明清間之蒙古，以科爾沁、察哈爾、土默特、喀爾喀為大宗。元順帝之北走也，五傳而大汗之統絕。有阿魯台者，成吉思汗弟哈布圖哈薩爾之後也，迎立元裔本雅失里。阿魯台後為瓦剌部長馬哈木所殺，其眾走嫩江，依兀良哈，是為嫩江科爾沁部。瓦剌者，元世之斡亦剌，清時之衛拉特也。馬哈木孫也先始替元裔自立，雄據漠南北，於是有土木之變。也先死，瓦剌復衰。韃靼諸部相紛拏。至明憲宗成化六年（1470），成吉思汗之後巴圖蒙克即汗位，乃復統一漠南北，是為達延汗。達延汗有四子，長子圖魯早死，次子烏魯斯，三子巴爾蘇，四子格垺森札齎爾。達延汗留第四子守漠北，是為喀爾喀部。車臣、土謝圖、札薩克圖三汗其後也。自與圖魯之子卜赤徙牧近長城，稱插漢兒。插，蒙語近也，清人改譯為察哈爾。烏魯斯攻套部蒙古，為所殺，巴爾蘇定之。巴爾蘇二子，長曰袞必里克圖，其後為鄂爾多斯；次曰阿勒坦汗，即明史之俺答，其後為土默特。袞必里克圖早死，其眾亦歸俺答，故世宗時俺答最強，屢犯中國，又使其子賓兔、丙兔據青海。時黃教已行於青海，二子信之，遂由之化及漠南北。俺答曾躬迎三世達賴至漠南布教。后准部強，道阻，乃自奉黃教始祖宗喀巴第三弟子哲卜尊丹巴，即後來庫倫之活佛也。俺答即信喇嘛教，不復為邊患而察哈爾獨強。而天山北路為衛拉特凡四部，曰和碩特，居烏魯木齊，哈布圖哈薩爾之後長之；曰準噶爾，居伊犁，曰杜爾伯特，居額爾齊斯河，皆也先之後長之；曰土爾扈特，居塔爾巴赫台，元臣翁罕之後長之所據，南路則自唐以來，為回紇種人所據，青海川邊，自古為羌族所據，而後藏高原則為藏族棲息之地，唐初吐蕃王室來自印度見《蒙古源流考》，始舉海藏川邊盡臣之。及喇嘛教盛行，政權亦漸入其手。明初喇嘛新派黃教起，舊派紅教又漸失勢。世宗時，蒙古襲據青海，黃教因之化及漠南北，於是蒙、新、海、藏皆為黃教盛行之區，而天山南路之回族，仍篤信伊斯蘭教，此當時諸地方部族及神教之情形也。清之興也，科爾沁首先歸附，旋漠南諸部以苦察哈爾林丹汗之凌轢，亦來降。明思宗崇禎七年清太宗天聰八年（1634），清太宗征諸部兵伐察哈爾，林丹汗走死漠南，蒙古皆平，漠北亦通貢，然未大定也。時衛拉特分四部，而和碩特、準噶爾二部為強。崇禎十六年清太宗崇德八年（1643），西藏第巴官名桑結召和碩特固始汗襲殺紅教護法拉藏汗，而奉班禪居札什倫布達賴、班禪分主前後藏始此，和碩特遂徙牧青海，遙制西藏，桑結又惡之。清聖祖康熙十六年（1677）召準噶爾噶爾丹擊殺固始汗之子達顏汗。準噶爾先已逐土爾扈特，服杜爾伯特，及是遂並四部為一。時天山南路之伊斯蘭教分白山、黑山兩宗，互相軋轢。白山為素尼宗，黑山為什葉宗，中伊思馬哀耳一派，即元時之木剌夷也，可參看《元史譯文證補·報達木剌夷補傳》。白山酋亞巴克為黑山所敗，輾轉奔拉薩，噶爾丹既殺達顏汗，奉達賴命納之康熙十七（1678）。遂盡拘元裔之長諸城者致諸伊犁天山南路本成吉思汗三子察合台分地。清初葉爾羌汗阿布都拉伊木，成吉思汗十九世孫也，嘗命諸弟分長吐魯番、哈密、阿克蘇、庫車、喀喇沙爾、和田、烏什、喀什喀爾八城。別遣將督南路收其賦稅，勢益張。康熙二十七年（1688），噶爾丹攻喀爾喀，三汗潰走漠南。聖祖命科爾沁假以牧地，親征擊破噶爾丹，噶爾丹舊地又為兄子策妄阿布坦所據。三十六年（1697），噶爾丹自殺。三汗還治漠北，外蒙自此為清不侵不叛之臣矣。額駙策凌，成吉思汗十八世孫圖蒙肯之後，憤喀爾喀之衰，自練精兵。雍正時，準噶爾來犯，大破之，世宗嘉之，使獨立為三音諾顏部，不復隸土謝圖。喀爾喀始有四部。噶爾丹之侵擾，桑結實指使之。康熙四十四年（1705），固始汗曾孫拉藏汗殺桑結，詔封為翊法恭順汗。五十五年（1716），復為策妄所襲殺，清發兵擊卻之。聖祖崩，固始汗孫羅卜藏丹津煽青海喇嘛以叛，亦為清所討平世宗雍正元年（1723）。高宗時，策妄阿布坦死，准部內亂，高宗乘機平之乾隆二十年（1755）。先是策妄替白山宗羈其酋瑪罕木特，及是其二子布羅尼特大和卓木、霍集佔小和卓木歸南路自立，清又討平之乾隆二十五年（1760），聲威所播蔥嶺以西。若浩罕亦作敖罕，所屬有八城，而安集延之人來經商者最多，故清人又稱其人為安集延、若哈薩克分三部：左曰鄂爾圖玉斯，俄人稱為大吉爾吉思，中曰齊齊玉斯，俄人稱為中吉爾吉思，西曰烏拉玉斯，俄人稱為小吉爾吉思、若布魯特分二部，俄人稱為喀剌吉爾吉思、若干竺特亦作坎巨提，又作喀楚特、若博羅爾帕米爾、若巴達克山、若克什米爾、若布哈爾、若阿富汗皆通貢市。西藏南之廓爾喀於乾隆五十五年（1790）、五十六年（1791）再犯西藏。高宗遣兵擊破之，亦定五年一貢之制。東北邊自《尼布楚條約》定后，全包有黑龍江，朝鮮自太宗以來久臣服。幅員之廣，邁於漢唐矣。惟南方疆域則尚未逮明世。安南當明成祖時，曾隸中國，為布政司，后雖叛去，然黎莫二氏，仍為中國內臣明宣宗棄安南，黎利有之。世宗初為莫氏所篡，明以為討，莫氏請為內臣，乃削國號，立都統司，以莫氏為都統使。黎氏遺臣阮氏立黎氏之後於西京，萬曆時滅莫氏。明以莫氏為內臣，又來討，且立其後於高平。黎氏亦如莫氏受都統使之職，乃許其並立。暹羅亦受封中國，緬甸尚為土司，其北平緬、麓川兩司最強大。明太祖初，命平緬酋思氏兼長麓川，后又分其地置孟養、木邦、孟定、潞江、干崖、大候、灣甸諸司，思氏欲復故地，屢叛。英宗時，嘗三發大兵討之，卒不能克，僅定隴川而歸，自此中國實力，西不越騰衝，南不逾普洱。明初西南疆域實包今伊洛瓦諦江流域及薩爾溫、湄公兩江上游。閱《明史·土司傳》可知。而思氏亦破壞，緬甸遂坐大。清乾隆時，緬甸莽氏為木梳土司雍籍牙所並，犯邊，遣兵擊之，不利乾隆三十三年（1768）。安南黎氏為阮氏所篡，遣兵征討亦無功。乾隆五十三年（1788），安南阮氏又有新舊之分。黎氏之復國也，以阮氏之力，既得國，任外戚鄭氏，阮氏遂據順化儼同獨立，是為舊阮。阮氏自以子弟守西貢，是為新阮。乾隆時，新阮酋文惠與其兄文岳、弟文慮皆驍勇知兵，遂滅舊阮，又入東京滅鄭氏，廢其主黎維祁。黎氏遣臣來告難，高宗使兩廣總督孫士毅出師敗新阮於富良江，后立維祁，已而不設備，為新阮所襲破。新阮亦請和，高宗許之，而編維祁入旗籍。然二國懼中國再討，皆請和。暹羅事中國尤恭順，雖實力不及，亦滇、黔、兩粵之屏藩也。清代盛時，武功之略如此。

清代內治可分數期：（一）自順治入關至康熙平三藩、滅鄭氏為戡定之期；（二）聖祖、世宗整頓內治，至高宗遂臻極盛；（三）高宗秉性誇大，文治武功，皆近文飾，末年更用一黷貨無厭之和珅，吏治大壞，民生日蹙；（四）遂至內憂外患紛至沓來，嘉、道以後，日入於艱難之世矣。今就五口通商以前政治、財政、軍備情形略論之，以見木腐蟲生，其來有自，雖曰西力東漸，為數千年未有之變局，然今日所以國蹙民貧至於此極者，其患實有所受之也。

滿洲部落，本極貧窘，太宗時稍有窺伺中原之志，仍歲興師，加以賞賜中國降人，安置歸附及掠取部落，財用尤見竭蹶。入關之後，以不逮三分有二之地，支持東南、西南兩面之軍費，更屬捉襟見肘矣。然當時宮中用度，確較明代為節儉。聖祖曾言：「本朝入關以來，外廷軍國之需與明略相等，至宮中服用，則以各宮計之，尚不及當時妃嬪一宮之數，以三十六年計之，尚不及當時一年之數。」政治亦較清明，故能廢除三餉，又定賦役全書，一以明萬曆以前為準。是時海宇未寧，用兵不息，苛派騷擾，自不能免，然聖祖勵精圖治，一以實事求是為歸，度支漸見寬裕，屢免天下錢糧，蠲除災欠。末年庫儲已有二千餘萬。世宗政尚嚴肅，財政尤所注意，鹽課關稅，則增加收數，陋規火耗，則化私為公，故雖承西北用兵之餘，庫儲仍有2700萬。高宗時繼長增高，遂至7800萬。歷朝畜積，除隋文帝之世，蓋無足與清比倫。然庫藏之有餘，未必即為財力之雄厚。高宗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在位時南征北討，軍費所耗逾1億，河工所耗又數千萬，此尚出諸府庫，至於南巡之供賑，和珅之貪求和珅家產清單見薛福成《庸庵筆記》，估計其值在8億兩左右。近世論者謂甲午、庚子兩次償款，和珅一人之產償之而有餘雲，則皆計簿無征，而所費實遠較國家經費為巨。於是上官誅求州縣，州縣剝削小民，吏治壞而民生蹙，國家之元氣隱受斫傷，內亂遂接踵而起矣。

滿洲兵力本極強悍，用能以一隅之眾抗天下之兵，然其衰敝亦極速。太宗崇德元年（1636）諭王大臣即謂「太祖時八旗子弟一聞行師出獵，莫不踴躍爭先，今則或托妻子有疾，或以家事為辭」，可見清人尚未入關，其部落勇武之風，已非初興時比矣。入關以後，江南川陝之戡定，皆恃降將偕行，西南之并吞，尤盡出降將之力，三藩之尾大不掉以此。吳三桂既叛，滿洲兵頓荊州不能進者八年，且有謀舉襄陽降敵者見《嘯亭雜錄》。三藩之終於覆亡，仍漢人之自相屠戮耳。川楚白蓮教起，清兵以鄉勇居前，綠營次之，旗兵居后。論者謂經三藩之變，而知旗兵之不足用，經川楚白蓮教之變，而知綠營之不足用。其實清代兵力，入關以後，即不可以遇大敵，其戡定中國，開拓疆土，非適值天幸，則掩耳盜鈴耳。西南之平，純由漢將效力。永曆本不能自振，吳三桂亦暮氣已深也。准部適值內亂，回疆殘破之餘，皆非大敵。其征安南、緬甸、廓爾喀，則皆情見勢絀矣。金川地不逾千里，人不盈五萬，而用兵至五年，糜餉至7000萬，尤為自古所未有。高宗顧以十全武功自誇，可謂顏之厚矣。清以異族入主，鎮壓本專恃兵力，兵力衰則外若蒙業而安，而其基礎實已動搖矣。

歷代北族入主中國，無不以驕奢淫逸致敗。清室初興時，程度已較金、元為高，頗能預以為戒。太宗崇德元年（1636），即集諸王貝勒大臣命弘文院官讀《金史·世宗本紀》，諭以保守舊俗，為子孫萬世之計。歷朝遵守此旨，未嘗或渝。如乾隆時因胡中藻之獄戒滿人毋得好吟詠，重漢文，荒騎射，忘滿語。又定滿人應試必先試弓馬及格，然後許入場。然其人之柔靡竟如此，而其不能勤事生業亦與金代之女真人同。清既不能泯除滿漢之見，則恃為捍城者，厥惟滿族，漢族兵力即強，亦不可終恃，況乎綠營、旗兵，其積弱又如出一轍邪。

然兵力之不振，財用之不足，尚皆不為大憂，政治苟善，未始無挽回之策也。而清代又不能然。清代政治，蓋誤於滿漢之見，始終未能化除。又懲明代橫議及門戶水火之弊，遂專以大權獨攬，挫折士氣，猜防臣下為治法，一人為剛，萬夫為柔，當其盛時，亦有言莫予違之樂，一朝變起，則環視皆巧言令色，全軀保妻子之徒，求一與之共患難者而不可得矣。明太祖以雄猜廢宰相，然中葉以後閣權未嘗不重，六部亦各有其權，而吏兵二部，權力尤大，其人不賢，貽誤固巨，然得賢君良相，則亦足以有為。清代則內閣軍機，皆不過書寫諭旨，朋黨如張廷玉、鄂爾泰，僅以營私，即炙手可熱如和珅，亦不過黷貨，而能把持朝政者無有也。故雖聲勢赫赫而去之易於振藁。六部本已見壓，且尚侍皆滿漢並置，吏、戶、兵三部又有管部大臣，內官遷轉極難，非六七十不能至尚侍，管部又為兼差，坐嘯畫諾，一切聽命司員而已。故其中樞之地，先已不振，外官則督撫司道，層層抑壓，州縣不能有為，督撫亦無大權，不能系一方之重也。康雍干三朝，皆以明察自矜於臣下，動輒嚴加申飭，摘發隱微，使臣以禮之風，盪焉以盡，故多得脂韋巧媚之士，上焉者，亦不過供奔走使令，骨鯁者且絕跡，況以安社稷為悅者乎？自順治入關即禁士子結社，後來文字之獄，摧挫士氣尤甚，士皆屏息不敢出氣，高者遁於考據辭章，中材則沉溺帖括，下焉者則苟求溫飽，寡廉鮮恥，無所不為已。嘉、道而降，時局日趨荊棘，然官方敝，而草野之士亦未有結纓攬轡，慨然以功業自期者。職是故也，善夫管同之言之也，曰：「明之時大臣專權，今則閣、部、督、撫，率不過奉行詔命；明之時言官爭競，今則給事御史皆不得大有論列；明之時士多講學，今則聚徒結社者渺焉無聞；明之時士持清議，今則一使事科舉，而場屋策士之文及時政者皆不錄。大抵明之為俗，官橫而士驕，國家知其敝而一切矯之，是以百數十年，天下紛紛亦多事矣。顧其難皆起于田野之奸閭巷之俠，而朝堂學校之間，安且靜也。然臣以為明俗敝矣，其初意則主於養士氣，蓄人才。今夫鑒前代者，鑒其末流而要必觀其初意，是以三代聖王相繼，其於前世皆有革有因，不力舉而盡變之也，力舉而盡變之，則於理不得其平，而更起他禍。」《擬言風俗書》其於清代官方之壞，士習之敝，及其所以致此之由，可謂言之了如指掌，以此承西力東漸數千年未有之變局，夫安得而不敝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