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道光以前中外通商情形

第六章

道光以前中外通商情形

中國初與西人交涉，不過通商、傳教兩端。通商本兩利之事，傳教亦無害於我，我非生番野蠻，豈慮其借傳教以潛奪吾民，而教士之科學，且足為吾效力，則廓然大公而許其來，於我實有益無損也。然當時於西洋情形，全無所知，見通商則慮其將為海盜，見傳教則疑為黃巾、白蓮之流，且從古未見此船堅炮利之外夷，亦從古未見此長於科學之教士，遂疑其別有所圖，而不能已於畏忌。而西人於中國情形，亦全然隔膜，徒覺其龐然自大，冥頑不靈而已。隔閡既深，釁端遂終不可免。道光以後之變局，夫固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明室初興，沿海已有倭寇，中葉受禍之烈，尤為曠古未聞，故於泛海來之外國，疑忌最深，然疑忌之而又假之以地，令其得有根據，則官吏之好賄為之也。明代廣州本設有市舶司，暹羅、占城、爪哇、琉球、浡尼皆來互市。海舟恆泊香山縣南虎跳門外之浪白洋就船貿易，正德時移於高州之電白。世宗嘉靖十四年（1535），指揮使黃慶納賄請於上官，移之濠鏡，即今之澳門也。是為西人在陸地得有根據之始，遂有築城置戍者。中國頗忌之，踞者亦旋去，惟葡人於穆宗隆慶初請納租銀五百兩租空地建屋。總督林富為請於朝，許之，葡人遂得公然經營市步，據為己有矣。神宗萬曆三十五年（1607），番禺舉人盧廷龍入京會試，上書，請盡逐澳中諸番出居浪白，當事不能用。后何士晉督粵，毀其城。熹宗天啟初，葡人借口防倭，復築署，海道副使徐如珂又毀之。時倭寇初平，或言澳中諸番實為倭鄉道，請移之浪白。粵督張鳴岡謂香山內地，官軍環海而守，彼日食所需，咸仰於我，一懷異志，立可制其死命，移泊外洋，則大海茫茫，轉難制馭，如故便。部議從之。鳴岡之說，在當時未為非計，後來屢以斷絕接濟，挾制英人，其策蓋原於此，然清代交涉之失，固別有在，不能為斷絕接濟咎也。清世祖順治四年（1647），佟養甲督粵，奏言佛郎機人寓居濠鏡澳門，與粵商互市，已有歷年，后因深入省會，遂飭禁止，請仍准通市，惟仍禁入省會。此為清人禁西人入廣州城之始，亦沿明之舊也。世宗雍正二年（1724），以安插西洋人，命粵督孔毓珣籌議。毓珣奏言澳門西洋人與行教之西洋人不同，居住200餘年，日久人眾，無地可驅，守法納稅，亦稱良善，惟恐呼引族類，人數益眾，請以現在3000餘丁為額，現有船25隻亦編列字型大小，作為定數，不許添造。自是葡人貿易之船以25隻為限。先是康熙二十五年（1686），葡人言澳門系專給彼國居住，他國船隻，不應停泊。粵海關監督宜爾格圖為之題請，部復許各國船隻移泊黃埔。及是毓珣飭船到日只許正商數人與行客公平交易，其餘水手人等，均在船上等候，不許登岸行走，並不許內地人等擅入夷船。定十一、十二月風信便利，將銀貸交清，即令回國。雍正九年（1731），因總兵李維揚言，仍令各國船停泊澳門。葡人獨擅澳門之志，至是一挫。然時各國皆船貨並稅，惟葡船25止納船鈔，貨許入棧，賣去然後輸稅。乾隆時，閉浙海關貿易，並於粵海，各國船舶，在澳住冬，皆向葡人賃屋而居。葡人獨擅東道之勢，其權利猶獨優也。

清開海禁事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台灣鄭氏亡后兩歲時，仍嚴南洋諸國之禁。至雍正七年（1729）乃弛。安南、廣南港口等，乃相率偕來。其華人出洋者，康熙五十六年（1717），以安南為限，西南洋皆不許往。雍正五年（1727），閩督高其倬奏福建地狹人稠，宜廣開其謀生之路，許其入海，富者為船主商人，貧者為舵工水手，一船幾及百人。今廣東船許出外國，何獨於閩而靳之？廷議許之。世宗嘗諭閩督，聞小呂宋有中國奸民二萬人，宜留心察訪。是年又諭廷臣，康熙未許噶羅巴小呂宋華民附洋船回內地，而回者甚少。今後出國宜定限期，逾期即不許回國，庶幾不敢稽遲。當時不獨畏忌外人，即華人留外國者，亦未嘗不畏忌之，實緣不知海面情形，故於海盜恐怖殊深也。設榷關四：曰粵海，在澳門；曰閩海，在漳州；曰浙海，在寧波；曰江海，在雲台山。二十七年（1688），以舟山為定海縣改舊定海縣曰鎮海，浙海關移設焉。特建紅毛夷館一區明時稱荷蘭曰紅毛，后英人至，亦以是稱之，為西人住居之所。時英、法、瑞典、西班牙、比利時等在廣東均已立有商館俗稱洋行，唯荷蘭商館至乾隆二十七年（1762）始設立，而浙海稅則較粵海為輕，於是諸國麇至。乾隆二十年（1755），英總商喀喇生、通事洪任輝請收泊定海而運貨至寧波，亦許之。乃越二年，忽有停止浙海之議，於是中英交涉起矣。

當時廣東商館勢力以英人為最大，然不能徑與人民交易，必經所謂官商者之手，買賣皆然。其事約起於康熙四十年（1701）頃，后因官商資力不足，且利為一人所專，亦為眾情所不服，乃許多人為官商，於是有所謂公行者。公行始於康熙五十九年（1720），入行者十餘家，每家出款至二三十萬，故其取諸外商者不得不厚，外人屢以為言，然中國官吏委以收稅，管束外人之事亦以責之，故雖暫廢，亦必旋復。當時外貨估價之權全在公行，公行之估價也，合稅項、規費、禮物等並計之。價既定，乃抽取若干以為行用。初，銀每兩抽三分，后軍需出其中，貢項出其中，各商攤還洋債亦出其中，於是有內用、外用之名，有十倍、二十倍於其初者，而官吏額外之需索，尚不在內。公行壟斷亦出意外，如當時輸出以茶葉為大宗，茶商售茶於外國者，恆先與公行接洽，其貨萃於江西之河口，溯贛江，過庾嶺，非一二月不能至。嘉慶時，英商自以海船至福州運茶至廣東，不過13日，而公行言於當道禁之。英商雖銜之，無如何也。康熙時英商屢以粵關費重，糾洋商爭之不得。雍正初，又議增收禮物銀兩。七年（1729），外商合詞控於大府，得稍裁減，未幾又增出口稅。於是外商趨浙者漸多。乾隆二十二年（1757），閩督喀爾吉善、粵督楊應琚請將浙海稅則較粵海加重一倍以困之。奉諭粵東地窄人稠，沿海居民大半籍洋船為生，而虎門、黃埔，在在設有官兵，較之寧波之可以揚帆直至者，形勢亦異，自以驅歸粵海為宜。明年應專令在粵。二十四年（1759），洪任輝赴寧波陳請，浙中已將夷館拆毀，見其至則逐之。洪任輝憤甚，自海道經赴天津陳請，且訐粵關積弊。朝廷怒其擅至天津，命由岸道押赴廣東，圈禁於澳門者三年，而命福州將軍赴粵查辦，得監督李永標家人苛勒狀，革其職。朝廷自謂足示外商以大公矣。二十九年（1764），又以閩浙總督歲收廈門洋船陋規銀1萬兩，巡撫8000兩，革總督楊廷璋職。而外人亦未嘗不怨朝廷之不通下情也。而粵督李侍堯又奏定防範外夷五事一禁夷商在省住冬；二夷人到粵，令住洋行，以便管束；三禁借外夷資本及夷人雇請漢人役使；四禁外夷僱人傳遞消息；五夷船收泊黃埔，撥營員彈壓。案此後管束外人之苛例甚多，如外人必須居住商館，不許泛舟江中，並不許隨意出入，惟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三日得攜翻譯遊覽花園。外人不準乘輿，住商館者不準挈眷，外人陳請必由公行轉遞。公行隱匿，亦只許具稟由城門守兵代遞，不得擅行入城，均極無謂。道光八年（1828），一大班挈洋婦居商館，其時十三洋行中，有東裕行司事謝某為置肩輿，出入乘坐，久之反不許行中人乘轎入館。大吏廉得之，立拿謝某究治，瘐死獄中。大班聞其事，架大炮館外，設兵自衛。大府慮激變，遣通事蔡剛以理曉諭，令撤去兵炮，並速遣夷婦回國。於是洋行具稟，托以大班患病，需人乳為引，俟稍愈當即遣之。大府據稟完案，不復根追。夷婦卒逗留不返。數年後，義律來粵，竟以挈婦為援例之常。見《中西紀事》。英人以中英之間種種隔礙，乃於1792年遣馬甘尼斯當東來，時值高宗八旬萬壽，賜宴賜物，頒給英王敕諭兩道，於所請之事，一概駁斥不準敕文見《熙朝紀政》及《國朝柔遠記》。又疑英使至澳門將勾結他夷為患，令松筠以兵護送，所過提鎮，陳兵迎接以威之。抵杭州乃召松筠還，而命粵督百齡督帶過嶺，其疑忌外人如此。嘉慶初，中國方困於海寇，英亦與拿破崙構釁，拿破崙發布大陸條例以困之。葡萄牙不聽，為法所破。英慮法侵及東洋，七年（1802）以六艘泊雞頭洋，聲言防法。粵督飭洋商中國與外洋貿易之商人當時稱為洋商，外商則稱為夷商。諭之，乃退去。十年（1805），英人遣商舶齎表，亦以法為言，且言願助中國剿海盜，政府疑其有他志，諭粵督那彥成飭兵備。十三年（1808），英將度路利又以保護中英葡三國貿易，助剿海寇為辭，以9艘至澳，遣300人登岸據炮台。時英人以澳門屬葡，但得葡人允許，即可代守，而中國視澳門為領土，特借給葡人居住，於是軒然大波起。時總督為吳熊光，巡撫為孫玉庭，命洋行挾大班往諭，不去，乃禁貿易，斷接濟以困之。度路利遂以兵船三闖入虎門，進泊黃埔，又乘舢板入會城，居商館，謂中國禁採辦，將入運其積也。又以中國斷貿易，請還茶葉而索其值，又索償商欠。碣石總兵黃飛鵬炮擊其繼至之船，斃英兵一，傷其三，乃退。然其先至者居商館自若也。時海盜甫平，兵力疲弊，故督撫皆務持重避啟釁，而仁宗以英兵闖入我境，且以保護中葡貿易為辭，以天朝與小夷相提並論，又請代剿海盜，有藐視我水師意，疑其謀襲澳門，怒。吳熊光畏葸，諭令嚴飭英人退兵，抗延即行剿辦。又派永保赴粵查辦。適英大班自印度至，以封艙懟度路利，葡人亦以銀60萬兩犒英師，吳熊光又許其兵退即行開艙，乃退兵，貿易而去。仁宗以開艙雖在退兵后，而許之在先，益怒，革熊光、玉庭職熊光旋遣戍伊犁，以百齡為總督，韓葑為巡撫。於是增澳門防務，定各國護貨兵船均不準駛入內港，禁人民為夷人服役，洋行不得搭蓋夷式住屋，鋪戶不得用夷字為店號，清查商欠，勒令分年歸還停利歸本，選殷實者為洋商。十五年（1810），大班喇佛以行用過重訴於葑，葑與督臣司道籌議，僉以洋人無利，或可阻其遠來，不許減。十九年（1814）英艦捕美商船一，押至澳門，又追獲一艘於黃埔。中國以責大班，大班無能為，遂欲停止貿易。於是英派羅爾美都來使，而使加拉威禮至粵。故事貢使見制府，免冠俯伏，制府坐，堂皇受之，加拉威禮不可。時總督蔣攸銛入都，巡撫董教增攝督事，許以免冠為禮，教增亦起立受之。英使入都，仁宗命戶都尚書和世泰、工部尚書蘇楞額赴津迎迓，命在通州演禮。英使既不肯跪拜，和世泰又挾之一晝夜自通州駛至圓明園，勞頓不堪，國書衣裝皆落後。明日，仁宗御殿召見，正副使遂皆以疾辭。仁宗以為傲慢，大怒，絕其貢，命廣惠伴押赴粵。已知咎在伴迎者，乃譴和世泰等，命粵督慰諭英使，致收貢品，仍賜英王敕諭，賜以物品，然英人之所要求，則一未得逞也。英人在廣東之貿易，自乾隆四十六年（1781）以後為東印度公司所專，至道光十四年（1834）乃廢。公司之代理人，中國謂之大班。十三洋行言散商統御無人，不便，請令再派大班來，粵督盧坤奏請，從之。於是英以律勞卑近譯亦作拿皮爾為監督，蒲羅登副之，帶威為第二監督，魯賓遜為第三監督，以十四年（1834）六月至黃埔，請晤總督。盧坤以為大班也，怒其書用平行體，且不經公行轉達，飭令回澳。律勞卑不可，坤遂絕英貿易。律勞卑乘兵艦突入虎門，坤以英人既無照會，律勞卑又不舉出憑證，堅不信為英官，調兵圍商館以困之。會律勞卑有疾，乃退去，未幾，卒於澳門。帶威繼為監督。帶威去，魯賓遜繼之，議於珠江口佔一小島為根據，不復與中國交涉。十六年（1836），英廢監督，以義律為領事。鄧廷楨為總督，乃許其至廣州，然交涉仍多隔礙。義律上書本國，詔欲得中國允許平等，必須用兵，而戰機潛伏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