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選舉（下）
第六節選舉（下）
舉官之制，隋、唐時亦為一大變。其事維何？辟舉之廢是已。《隋書·百官志》曰：「舊周、齊州、郡、縣職，自州都、郡、縣正已下，皆州、郡將、縣令至而調用，理時事，至是不知時事，直謂之鄉官。別置品官，皆吏部除授。每歲考殿最。刺史、縣令，三年一遷，佐官四年一遷。開皇十五年（595），罷州、縣鄉官。」《通典·職官典·總論州佐》曰：「北齊州、郡佐吏，皆州府辟除。及後主失政，賜諸佞幸賣官，多佔州、郡，下逮鄉官，多降中旨。故有敕用州主簿、郡功曹者。後周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州吏並牧、守自置。至隋，以州為郡，無復軍府，則州府之吏，變為郡官矣。自魏、晉以後，刺史多帶將軍開府，州與府各置僚屬，州官理民，府官理戎。大唐無州府之名，而有採訪使及節度使。採訪使有判官二人，支使二人，推官一人，皆使自辟召，然後上聞，其未奉報者稱攝。其節度、防禦等使寮佐辟奏之例亦如之。」案因賣官而敕用，乃亂政，非法制；軍府亦非民政；然則目周、齊已前，地方用人之權，迄未屬於中央也。州郡之用人，必就其地，自隋變法，而州郡用人之權失，士子仕於當地之途亦窒矣。《陔余叢考》「郡國守相得自置吏」條云：「郡守置掾屬，皆用本郡人。《通典》謂漢時惟三輔許兼用他郡人。案《漢書·循吏傳》：黃霸淮陽人，補左馮翊卒史。如淳曰：三輔郡得用他郡人，其餘則否。京房為魏郡太守，自請得除用他郡人。以欲用他郡人而特奏請，尤可見掾屬無不用本郡人也。」故云為一大變也。
此專制政治演進必至之勢。何者？專制政治之演進，必日攝地方之權而歸諸中央也。《隋書·儒林·劉炫傳》：牛弘嘗從容問炫曰：「《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減則不濟，其故何也？」對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書，恆慮覆治，鍛煉不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古今不同，若此之相懸也。事繁政弊，職此之由。」弘又問：「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皇寧舍，其事何由？」對曰：「齊氏立州，不過數十，三府、行台，遞相統領，文書行下，不過十條，今州三百，其繁一也。往者州惟置綱紀，《通鑒注》云：此綱紀謂長史、司馬。見大業三年（607）。郡置守、丞，縣惟令而已，其所具寮，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跡，皆屬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
劉炫此對，古今以為名言，然以釋隋氏事繁政弊之由則可矣，以其說為當行，而惜隋之不能用則不可。《通典·選舉典評》曰：「隋文帝素非學術，盜有天下，不欲權分。罷州郡之辟，廢鄉里之舉。內外一命，悉歸吏曹；才廁班列，皆由執政。執政參吏部之職，吏部總州郡之權。罔征體國推誠，代天理物之本意。」夫其為此，非出無意可知。此得謂其純出私意乎？曰：否。治民者之欲腹民以自肥也久矣。其中豈無賢人，然千百之一二而已。賢士大夫可任，其黨類不可任也。故州郡用人之權，及士子仕於本地方之權，皆不可以不替。以如是，則其朘民之勢微耳。夫豈不知如是則其欲有所作為益難？然專制之治，固能為民除害，不能為民興利者也。「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與天下安」，處鞭長莫及之勢，斯言固不可易矣。隋文之為此，誠不敢謂其無私意，然即無私意，此法亦不可不行也。故曰：隋、唐舉官之法之變，實專制政治演進必至之勢也。異域之人，欲植根於所至之地難，有不善，去之而已。若當地人，則雖革其職，不能逐其人；即能逐去之，亦不能盡去其連互之宗族戚黨；其死灰復然易也。故以流官代土酋，非徒革其世襲之權，亦所以革其一曲之俗也，土酋非一人而能為治，則去其寮屬，亦划除封建政體之一端已。
唐代舉官，略依隋舊。《新書·選舉志》云：「凡選有文武，文選吏部主之，武選兵部主之。皆為三銓，尚書、侍郎分主之。《舊書·職官志》云：吏部尚書為尚書銓，侍郎二人，分為中銓、東銓。兵部尚書為中銓，侍郎分東、西。《通鑒》景雲元年（710）云：舊制：三品以上官冊授，五品以上制授，六品以下敕授，皆委尚書省奏擬。文屬吏部，武屬兵部。尚書曰中銓，侍郎曰東、西銓。後唐明宗天成元年（926）《注》引宋白曰：「大和四年七月，吏部奏：當司舊以尚書之次為中銓，次為東銓。乾元中，侍郎崔器奏改中銓為西銓，以久次侍郎居左，新除侍郎居右，因循倒置，議者非之。請自今久次侍郎居西銓，新除侍郎居東銓。敕旨依。」蓋吏部尚書與一侍郎同處，不能以其地別之，故以其官稱之為尚書銓也。胡《注》又引《或說》曰：「吏部東西銓併流外為三銓。」恐非是。三銓之制，時有罷復。韋氏敗，以宋璟為吏部尚書，李乂、盧從願為侍郎，姚元之為兵部尚書，陸象先、盧懷慎為侍郎。初尚書銓掌七品以上選，侍郎銓掌八品以下選，至是，通其品而掌焉。玄宗時，宇文融建議置十銓，乃以吏部尚書蘇頲等分主之。太子左庶子吳兢諫。帝悟，復以三銓還有司。皆見《新書·選舉志》。
後唐明宗天成中，馮道為相，建言天下未一，選人歲才數百，而吏部三銓分注，雖曰故事，其實徒繁而無益。詔三銓合為一，尚書、侍郎共行選事。廢帝時，姚、盧文紀為相，復奏分銓為三。見薛《史·選舉志》、歐《史·姚傳》。周太祖廣順元年十月，詔並吏部三銓為一銓，委本司長官通判，見薛《史·本紀》及《選舉志》。以大體言之，三銓之制，乃唐五代所常行也。每歲五月，頒格於州縣。選人應格，則本屬或故任取選解，列其罷免、善惡之狀，以十月會於省。去王城五百里以上旬，千里之內以中旬，千里之外以下旬，吏、兵部同，見《舊書·職官志》。過其時者不敘。《舊書·職官志·吏部》云：「亦有春中下解而後集，謂之春選。若優勞人有敕，則有處分及即與官者，並聽非時選，一百日內注擬之。」《新書·選舉志》：貞觀二年（628），侍郎劉林甫言：隋制以十一月為選始，至春乃畢，今選者眾，請四時注擬。十九年（645），馬周以四時選為勞，復以十一月選，至三月畢。
林甫祥道父事，亦見《舊書·祥道傳》，雲當時甚以為便。又《唐林傳》：兄皎，貞觀中，累轉吏部侍郎。先是選集無限，隨到補職。時漸太平，選人稍眾。皎始請以冬初一時大集，終季春而畢。至今行之。則議發於馬周，事行於唐皎也。裴光庭嘗促選限，至正月三十日畢。光庭卒后，蕭嵩奏罷之。光庭行儉子，事見《舊書·行儉傳》。吏部選人，本每年調集。乾元后三年一置選。選人停擁，其數猥多，文書真偽難辨，吏緣為奸。陸贄馬相，乃奏分內外官員為三，計闕集人，每年置選。見新、舊《書》本傳及《新書·選舉志》。其以時至者，乃考其功過。同流者五五為聯，京官五人保之，一人識之。刑家之子，工、賈、異類，及假名、承偽、隱冒、升降者有罰。文書乖錯，隱幸者駁放之，非隱幸則否。凡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辯正；三曰書，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勞。《舊書·職官志》：「吏部，凡擇人以四才，校功以三實。《注》云：四才，謂身、言、書、判。三實，謂德行、才用、勞效。德均以才，才均以勞。勞必考其實而進退之。」兵部，「凡試能有五，較異有三」。《注》云：「五謂長垛、馬射、馬槍、步射、應對。三謂驍勇、才藝及可為統領之用也。」《齊抗傳》：代鄭餘慶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先時每年吏部選人試判，別奏官考覆，第其上下，既考，中書、門下復奏擇官覆定，寢以為例。
抗奏：「吏部侍郎，已是朝廷精選，不宜別差考官重覆。」其年，他官考判訖，俾吏部侍郎自覆，一歲遂除考判官。蓋抗所論奏也？薛《史·唐明宗紀》：天成三年十一月，吏部郎中何擇奏流外官請不試書、判之類，從之。五品以上不試，上其名中書、門下。六品以下，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舊書·職官志》：吏部，「若選人有身在軍旅，則軍中試書、判，封送吏部」。兵部，「其在軍鎮要籍，不得赴選，委節度使銓試其等第申省」。已銓而注，詢其便利而擬。已注而唱，不厭者得反通其辭。三唱而不厭，聽冬集。《志》又云：「初諸司官兼知政事者，至日午後，乃還本司視事。兵部、吏部尚書、侍郎知政事者，亦還本司分闕注唱。開元以來，宰相位望漸崇，雖尚書知政事，亦於中書決本司事以自便，而左、右相兼兵部、吏部尚書者，不自銓總。又故事必三銓、三注、三唱而後擬官，季春始畢，乃過門下省。楊國忠以左、右相兼吏部尚書，建議選人視官資、書判、狀跡、功優，宜對眾定留放。乃先遣吏密定員闕，一日，會左右相及諸司長官於都堂注唱，以誇神速。由是門下過官、三銓注官之制皆廢。」厭者為甲，上於僕射，乃上門下省，《舊書·職官志》：吏部，「若中銓、東銓，則過尚書訖，乃上門下省」。《通鑒》開元二年（714）《注》：唐制，凡文武職事官，六品已下，吏、兵部進擬。必過門下省，量其階資，校其才用以審定之。
若擬闕不當，隨其優屈進退而量焉。謂之過官。給事中讀之，黃門侍郎省之，侍中以聞，主者受旨而奉行焉，謂之奏受。視品及流外則判補。皆給以符，謂之告身。歐《史·劉岳傳》：唐明宗時為吏部侍郎。故事：吏部文武官告身，皆輸朱膠紙軸錢然後給。其品高者則賜之。貧者不能輸錢，往往但得敕牒。五代之亂，因以為常。官卑者無復給告身，中書但錄其制辭，編為敕甲。岳建言：「制辭或任其才能，或褒其功力，或申以訓誡。不給告身，皆不知受命之所以然，非王言所以告詔也。請一切賜之。」由是百官皆賜告身，自岳始也。此事《通鑒》系天成元年（926），云：岳上言后，敕文班丞、郎、給、諫，武班大將軍以上，宜賜告身。其後執政議：以為朱膠綾軸，厥費無多，何惜小費？乃奏凡除官者，更不輸錢，皆賜告身。當是時，所除正員官之外，其餘試銜、帖號，止以寵激軍中將校而已。及長興以後，所除寖多。乃至軍中卒伍，使、州鎮戍胥吏，皆得銀青階及憲官。歲賜告身，以萬數矣。凡流外，兵部、禮部舉人，郎官得自主之，謂之小選。」《舊書·職官志》：吏部，「郎中一人，掌小銓。亦分為九品。通謂之行署。以其在九流之外，故謂之流外銓，亦謂之小選。
其校、試、銓、注，與流內略同。」此唐銓法之大略也。其弊，時人多能言之。舉其略，則曰：舉天下之大，士人之眾，委之數人之手，力有所極，照有所窮，銓綜既繁，紊失斯廣。魏玄同說。況其考校之法，皆在判書、簿歷、言辭俯仰之間。安行徐言非德也，麗藻芳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沈既濟語。古者主司所選，獨甸內之吏，公卿之屬耳。今則五服之內，政決王朝，一命免拜，必歸吏部。按名授職，猶不能遣，何暇採訪賢良，搜核行能邪？劉秩語。而所綜既廣，條章不得不多，胥徒之猾，又緣隙而起矣。張九齡語。以上皆據《通典》。故皆以為其法不如辟舉。中宗時，韋嗣立上疏，言古者取人，必先採鄉曲之譽，然後辟於州郡；州郡有聲，然後辟於五府；才著五府，然後升之天朝，用一人所擇者甚悉，擢一士所歷者甚深。《舊書·韋嗣立傳》。玄宗時，張九齡亦謂吏部之為，不過謹守格條，據資配職，不若令刺史、縣令，精核其人，然後送台。
代宗時，沈既濟上《選舉議》，事在大曆十四年（779），見《通鑒》。言之尤為激切。其說曰：「吏部之弊，非鑒之不明，擇之不精，乃法使之然。前代選用，皆州府察舉。及年代久遠，訛失滋深。至於齊、隋，不勝其弊。凡所置署，多由請託。故當時議者，以為與其率私，不若自舉，與其外濫，不若內收。是以罷州府之權，歸於吏部。此矯時懲弊之權法，非經國不刊之常典。今吏部之法蹙矣，復宜掃而更之。州郡十分其人，五極其濫，猶有一半公道。吏部銓衡惟征書判，補授只校官資。有文無賴者，計日可升，有用無文者，終身不進。況其書判，多是假手，或他人替入，或旁坐代為。造偽作奸，冒名接腳，《通考·選舉考》舉官：貞元四年（788），吏部奏：「艱難已來，年月積久。兩都士類，散在遠方；三庫敕甲，又經失墜；因此人多罔冒，吏或詐欺。分見官者謂之擘名，承已死者謂之接腳。」又在其外。又聞昔時，公卿子弟親戚，隨位高低，各有分數，或得一人、二人、三人、四人不在放限者，禮部明經等亦然，謂之省例。凡今選法，皆擇才於吏部，述職於州郡。若才職不稱，責於刺史，則曰官命出於吏曹，不敢廢也；責於侍郎，則曰量書判資考而授之，不保其往也；責於令史，則曰：按由歷出入而行之，不知其他也。
必州郡之濫，獨換一刺史則革矣，如吏部之濫，雖更其侍郎無益也。」《通典》。其於吏部專主之弊，可謂窮形盡相矣。獨不計此法之起，本由州郡選舉之多弊，懲其弊而更復其舊，安保其弊之不復起乎？唐代區區，只使官尚留辟舉之法者？則以採訪本不賦政，而節度、防禦等使，皆起於綱維既弛之後，不能束其下也。薛《史·唐庄宗紀》：同光二年八月，中書、門下上言：「今後諸道，除節度副使、兩使判官外，其餘職員，並諸州軍事判官，各任本處奏辟。」從之。《職官志》載奏辭曰：「偽庭之時，諸藩參佐，皆從除授。」則梁時嘗變此法。陸贄欲復台省辟舉，猶不能行，《舊書·贄傳》：贄以貞元八年（792）同平章事。請許台、省長官，自薦屬官，仍保任之，事有曠敗，兼坐舉主。上許之。俄又宣旨曰：外議云：諸司所舉，多引用親黨，兼通賂遺，不得實才，此法行之非便。今後卿等宜自選擇，勿用諸司延薦。贄復論奏。上雖嘉其所陳，竟追寢長官薦士之詔。當時朋黨方盛，官方復壞，外議所云，未必不實也。況舉其權而悉委之州郡哉？《通考·選舉考·辟舉》：馬君云：自隋時，一命之官，並出於朝廷，州郡無復辟署，士之才智者，苟非宿登仕版，則雖見知於方鎮岳牧，亦不能稍振拔之，以收其用，至唐，則仕於朝者多由科目矣。
然辟署亦時有之，而其法亦不一。有既為王官而被辟者，若張建封之辟許孟容，李德裕之辟鄭畋，白敏中之辟王鐸是也。有登第未釋褐入仕而被辟者，若董晉之於韓退之是也。有強起隱逸之士者，若烏重胤之於石洪、溫造，張博之於陸龜蒙是也。有特招智略之士者，若裴度之於柏耆，杜慆之於辛讜是也。而所謂隱逸智略之士，多起自白身。劉貢父言：唐有天下，諸侯自辟幕府之士，惟其才能，不問所從來，而朝廷常收其俊偉以補王官之闕，是以號稱得人。蓋必許其辟置，則可破拘攣以得度外之士，而士之偶見遺於科目者，亦可自效於幕府，取人之道所以廣也。宋時雖有辟法，然白衣不可辟，有出身而未歷任者不可辟；其可辟者，復拘以資格，限以舉主；去古法愈遠，而倜償跅弛之士，不諧尺繩於科目，受羈縶於銓曹者，少得以自達矣。案唐、宋之異無他，唐方鎮辟置，在選法之外，宋則復束之以常法耳。常法固不免拘攣，然不拘文法，可行於非常之時，而不可行諸平時，行諸平時則亂矣。
選舉之弊之真根原，果安在乎？杜君卿之言曰：「秦氏惟農與戰，始得入官。漢有孝弟力田、賢良方正之科，乃時令徵辟，而常歲郡國率二十萬口貢止一人，約計當時推薦，天下才過百數，則考擇審，必獲器能。自茲厥後，轉益煩廣。只開元、天寶之中，一歲貢舉，凡有數千，而門資、武功、藝術、胥吏，眾名雜目，百戶千途，人為仕者，又不可勝紀。比於漢代，且增數十百倍。安得不重設吏職，多置等級，遞立選限以抑之乎？」唐代仕途冗濫，始於高宗時。《通典》又云：武德中，天下兵革方息，萬姓安業，士不求祿，官不充員。吏曹乃移牒州府，課人應集。至則授官，無所退遣。四五年間，求者漸多，方稍有沙汰。貞觀中，京師谷貴，始分人於洛州選集，參選者七千人，而得官者六千。又云：是時吏部之法，行始二十餘年，雖已為弊矣，而未甚滂流，至於永徽中，官紀已紊，逮麟德之後，不勝其弊。又載顯慶初劉祥道之言曰：「今內外文武官三千四百六十五員，略攀大數，當一萬四千人。
人之賦命，自有修促。弱冠從政，懸車致仕，罕見其人。壯室而仕，耳順而止，亦取其中數。此則一萬四千人，三十年而略盡。年別入流者五百人，經三十年，便得一萬五千，足充所須之數。況三十年之外，在官者猶多？此便足有剩人，不慮其少。今每年入流者千四百餘人。應須數外，常剩一倍已上。」可以見其概矣。玄宗時，每年赴選常萬人，見《舊書·苗晉卿、裴遵慶傳》。任諸州郡則如彼，攝諸吏部則如此，然則求官者眾，選舉之弊，殆終不可免乎？求官者何以眾？沈既濟言之辨矣。其言曰：「《禮》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天生無生而貴者，則雖儲貳之尊，與士伍同。故漢王良以大司徒位免歸蘭陵，后光武巡幸，始復其子孫邑中徭役。丞相之子，不得蠲戶課。而近代以來，九品之家皆不征；其高蔭子弟，重承恩獎，皆端居役物坐食；百姓其何以堪之？先王制仕，所以理物也，置祿，所以代耕也。農、工、商有經營作役之勞，而士有勤人致理之憂。雖風猷道義，士伍為貴，其苦樂利害，與農、工、商不甚相遠也。後代之士，乃撞鐘鼓、樹台榭以極其歡，而農工鞭臀背、役筋力以奉其養。得仕者如升仙，不仕者若沈泉。歡娛憂苦，若天地之相遠也。故非類之人，或沒死以趨上，構奸以入官。
非惟求利，亦以避害也。唐選舉好弊之滋，亦始高宗時。《新志》謂是時「仕者眾，庸愚成集。有偽立符告而矯為官者，有接承他名而參調者，有遠人無親而置保者。試之日，冒名代進，或旁坐假手，或借人外助，多非其實。雖繁設等級，遞差選限，增譴犯之科，開糾告之令以遏之，猶不能禁。大率十人競一官，余多委積不可遣。有司患之，謀為黜落之計，以僻書隱學為判目，無復求人之意，而吏求貨賄，出入升降」。自此以後，以大體言之，殆如江河日下，雖時或整頓，終不能挽其橫流之勢也。至五代而極矣。薛《史·唐庄宗紀》：同光二年九月，宣宰臣於中書磨勘吏部選人，謬濫者焚毀告敕。十一月，時有選人吳延皓，取亡叔故舊名求仕。事發，延皓付河南府處死，尚書左丞判吏部尚書銓事崔沂已下貶官。此事乃郭崇韜所為。四年三月，左拾遺王松、吏部員外郎李慎儀上疏攻之。謂其年選人及行事官一千二百五十餘員，得官者才及數十。以致二年（924）以來，選人不敢赴集，銓曹無人可注，中書無人可除。
中書、門下請酌中定製，從之。事見薛《史·選舉志》：志述時議，謂措紳之家，自無甄別。或有伯、叔告敕，粥於同姓之家，隨賂更改，因亂昭穆。至有季父、伯舅，反拜侄、甥者。松乃韋說門人，說教其上此疏，識者非之。可見崇韜雖操切，其所舉發，多不誣也。昔李膺、周舉為刺史，守、令畏憚，睹風投印綬者四十餘城。夫豈不懷？顧漢法不可偷也。自隋變選法，則雖甚愚之人，第能乘一勞，結一課，獲入選敘，則循資授職，族行之官，隨列拜揖，藏俸積祿，四周而罷，因緣侵漁，抑復有焉。其罷之日，必妻孥華楚，仆馬肥脂，而偃仰乎士林之間。及限又選，終而復始。非為巨害，至死不黜。故里語謂人之為官若死然，未有不了而倒還者。為官如此易，享祿如此厚，上法如此寬，下斂如此重，則人孰不違其害以就其利者乎？」又設為問難而自釋之曰：「或曰：今四方諸侯，或有未朝覲者。若天下士人，既無常調，久不得祿，人皆嗟怨，必相率去我，入於他境，則如之何？
答曰：善哉問乎！辟舉法行，則搜羅必盡。自中人以上，皆有位矣。祿不及者，皆下劣無任之人。復何足惜？當今天下凋弊之本，實為士人太多。何者？凡士人之家，皆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使下奉其上不足故也。大率一家有養百口者，有養十口者，多少通計，一家不減二十人，萬家約有二十萬口。今有才者既為我用，愚劣者盡歸他人，有萬家歸之，則二十萬人食其黍粟，衣其縑帛，享其祿廩，役其人庶。我收其賢，彼得其愚；我減浮食之口二十萬，彼加浮食之人二十萬；則我弊益減，而彼人益困。自古興邦制敵之術，莫出於是。惟懼去我之不速也，夫何患焉？」沈氏言辟舉之利，庸或太過，其言士人所以求仕之故，則可謂深切著明矣。求仕者此輩，司銓敘者亦此輩也，安得不互相徇隱？而督責之道，亦安可廢乎？督責愈弛，則奸弊愈滋，庶政皆然，何獨選舉？然則州郡之辟舉安得不替？雖明知吏部之不任，猶不得不以選權盡歸之乎？故曰：隋、唐銓法之變，實專制政治演進之理然也。
夫奸弊非獨地方有之也，中央亦然。沈既濟謂當時公卿，子弟親戚，隨位高低，各有分數，不在放限，則幾於成為常例矣。德宗，嚴明之主也。雖陸贄欲令台省長官薦達其下，猶所不許，而李實，《舊書》本傳言：吏部將奏，科目奧密，朝官不通書問，實乃身詣選曹，迫趙宗儒，且以勢恐之。權德輿為禮部侍郎，實托私薦士，不能如意，后遂大錄二十人，迫德輿曰：「可依此第之，不爾，必出外官，悔無及也。」德輿雖不從，然頗懼其誣奏。唐史於實，容有謗辭，然德宗雖嚴，此等事仍不能免，則較然矣。徐浩為吏部侍郎，乃以妾弟冒選，托侍郎薛邕注授京尉，亦見《舊書》本傳。則居其職者，且躬自為之，而請託更不足道矣。薛《史·唐明宗紀》：長興二年五月，「詔近聞百執事等，或親居內職，或貴列廷臣，或宣達君恩，或句當公事，經由列鎮，干撓諸侯，指射職員，安排親昵。或潛示意旨，或顯發書題。自今後一切止絕。有所犯者，發薦人貶官，求薦人流配。如逐處長吏自徇人情，只仰被替人詣闕上訴，長吏罰兩月俸，發薦人更加一等，被替人卻令依舊」。當時中央之於地方，肆行請託如此。柳仲郢之知吏部銓也，「當調者持闕簿令自閱，即擬唱，吏無能為奸」，《新書》本傳。
則吏之為奸者又多矣。不特此也，即宰相亦幹吏部之權。杜氏所謂執政參吏部之職也。唐制，六品以下官，本由尚書省奏擬，開元四年（716），始制員外郎、御史、起居、遺、補不擬。《新志》謂由是銓司之任輕矣。陸贄令台省長官，各舉其屬，而德宗罷之，贄爭之曰：「國朝五品已上，制敕命之，蓋宰相商議奏可者也？六品已下則旨授，蓋吏部銓材署職，詔旨畫聞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起居、遺、補、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其後幸臣專朝，舍僉議而重己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則莫致也。」唐中葉之元載，五代時之蘇逢吉是也。唐昭宗之在鳳翔，亦既身居圍城之中矣，而韋詒范乃多受人賂，至居母喪日，為債家所噪，乃汲汲謀起複，《通鑒》天復二年（902）。不誠令人齒冷乎？然積弊如武、韋之世，姚、宋起，即一掃而空之矣，若藩鎮則散在四方，收攝不易，復何從一舉而廓清之乎？故同是有弊，與其外濫，終無寧內收也。
以言語覘吏才，蓋莫如判，然後亦全失初意。《通典》云：「初吏部選才，將親其人，覆其吏事，始取州縣案牘疑義，試其斷割，而觀其能否，此所以為判也。後日月寢久，選人猥多，案牘淺近，不足為難，乃采經籍古義，假設甲乙，令其判斷。既而來者益眾，而通經正籍，又不足以為問，乃征僻書曲學隱伏之義問之，惟懼人之能知也。佳者登於科第，謂之入等，其甚拙者，謂之藍縷，各有升降。選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亦曰超絕，詞美者得不拘限而授職。」此其難之也同於帖經，其取之也同於雜文矣。《評》曰：「自魏三主，俱好屬文。晉、宋、齊、梁，風流彌扇。澆訛之弊，極於有隋。唐當創業之初，承文弊之極，群公不議救弊以質，而乃因習尚文。
爾後有司，尊賢之道，先於浮華，辨論之方，擇於書判。文辭取士，是審才之末者，書判又文辭之末也。」言之可謂痛切矣。後唐明宗天成四年（926），中書奏：「吏部流外銓諸色選人試判兩節，並以優劣等第申奏。仍准元敕：業文者任徵引今古，不業文者但據公理判斷。」此不業文者，固未必遂有吏才，然據理判斷，卻近試判之初意也。天寶初，吏部侍郎苗晉卿、宋遙主選，以御史中丞張倚男奭居首。眾知奭不讀書，論議綸然。安祿山奏之。玄宗大集登科人，御花萼樓親試。登第者十無一二。而奭手持試紙，竟日不下一字，時謂之曳白：《舊書·晉卿傳》。號稱尚文之朝，而其事如此，不尤堪齒冷乎？《晉卿傳》又云：性謙柔。選人有訴訟索好官者，雖至數千言，或聲色甚厲者，必含容之，略無慍色。又《裴遵慶傳》：遵慶以永泰初知選事。選人天興縣尉陳琯，於銓庭言辭不遜，凌突無禮。代宗詔付遵慶，於省門鞭三十，貶為吉州員外司戶參軍。此等必皆有恃而然，故欲祛選弊，至煩天子親試也。
與辟舉之意相通者為論薦，其意亦欲以廣識拔，毋令吏部專憑資格用人也。然其效更不如辟舉。以辟舉猶自用之，論薦則徒升諸朝，更易瞻徇情面也。《舊書·德宗紀》：建中元年（780）赦詔：「常參官、諸道節度、觀察、防禦等使，都知兵馬使、刺史、少尹、畿、赤令、大理司直、評事等，授訖，三日內於四方館上表，讓一人以自代。其外官，委長吏附送。其表付中書、門下，每官闕，以舉多者授之。」《懿宗紀》：咸通四年（863）赦詔又云：「中外官宜准建中元年（780）敕，授官后三日舉一人自代。」此即晉世劉寔所建，特此以詔旨行之而已。魏玄同以高宗時為吏部侍郎，上疏論選舉云：「惟賢知賢，聖人篤論。身且濫進，鑒豈知人？今欲務得實才，兼宜擇其舉主。」
蓋以其時官方本甚濁亂云然也。薛登論選舉則云：「漢法，所舉之主，終身保任。請寬立年限，容其採訪。簡汰堪用者，令其試守，以觀能否。參驗行事，以別是非。稱職者受薦賢之賞，濫舉者抵欺罔之罪。自然舉得賢行，則君子道長矣。」案人藏其心，不可測度；先後變節，尤難豫知；以所舉之非賢，坐及舉主，似失之酷。然犯罪情節，各有不同。審所舉者之罪，以定舉之者之負，而稍偏於寬，似於情理無悖。沈既濟禁約雜條，以所舉者犯罪之多寡，一人奪祿一年，二人奪賜，三人奪階及爵，四人解見任職事官，五人貶官，六人除名。有犯臧罪至流以上者，倍論之。舉用後續知過繆，具狀申述，及自按劾者勿論。及其有無罔上之意，納賂、屬託、親故、明知不善而故舉，皆以罔上論，不在官贖之限。定舉主罪之輕重，說亦不失平允也。然此等皆議論云爾，按其實，則事大不然。薛《史·職官志》：後唐同光二年三月，中書門下奏：「近日諸道，多是各列官銜，便指州縣，請朝廷之正授，樹藩鎮之私恩。自今後，大鎮節度使，管內三州已上者，每年許奏管內官三人，以下者二人。仍須課績尤異，方得上聞。防禦使一人。刺史無奏薦之例，不得輒亂規程。」周廣順元年五月，詔今後州府不得奏薦無前官及無出身人。《通鑒》：晉天福三年三月，中書舍人李詳上疏，以為「十年以來，赦令屢降，諸道職掌，皆許推恩。而藩方論薦，動逾數百。乃及藏典、書吏、優伶、奴僕」。觀此，而所謂奏薦者可知矣。
銓選之地，尚不專於京邑。《新書·選舉志》曰：「太宗時，以歲旱谷貴，東人選者，集於洛州，謂之東選。高宗上元二年（675），以嶺南五管，黔中都督府得即任土人，而官或非其才，乃遣郎官御史為選補使，謂之南選。《舊書·職官志》云：嶺南、黔中，三年一置選補使，號為南選。《通典》云：黔中、嶺南、閩中，郡縣之官，不由吏部，以京官五品以上一人充使就補，御史一人監之，四歲一往，謂之南選。《通鑒》高宗總章二年（669）述唐銓法云：「其黔中、嶺南、閩中州縣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選擇土人補授。儀鳳二年八月云：敕桂、廣、交、黔等都督府，比來注擬土人，簡擇未精，自今每四年遣五品已上清正官充使，仍令御史同往注擬。時人謂之南選。」《舊書·韓思復傳》：曾孫佽，出為桂州觀察使。桂管二十餘郡，州掾而下至邑長三百員，由吏部補者什一，他皆廉使量其才而補之。佽既至桂，吏以常所為官者數百人引謁。一吏執籍而前曰：「具員請補其闕。」
佽戒曰：「在任有政者，不奪所理。有過者必繩以法。闕者俟稽諸故籍，取其可者，然後補之。」會春衣使內官至，求賄於郵吏，三豪家因厚其資，以求邑宰。佽悉諾之。使去，坐以撓法。各笞其背。自是豪猾斂跡。皆得清廉吏，以蘇活其人。其後江南、淮南、福建，大抵因水旱，皆遣選補使，即選其人。而廢置不常，選法又不著，故不復詳焉。」《陔余叢考》有唐吏部分東選南選一條，可以參看。案唐時又有因兵亂遣使即選者，如肅宗時以崔渙為江淮宣諭選補使是也。《舊書·渙傳》。趙匡言舉選十弊，其六曰：「大抵舉選人以秋初就路，春末方歸，休息未定，聚糧未辦，即又及秋，事業不得修習，益令藝能淺薄。」其七曰：「羈旅往來，糜費實甚。非惟妨闕正業，蓋亦隳其舊產。未及數舉，索然已空。」其八曰：「貧窶之士在遠方，欲力赴京師，而所冀無際，以此揆度，遂至沒身。使斯人有抱屈之恨，國家有遺才之嘆。」其九曰：「官司運江淮之儲，計五費其四，乃達京邑。芻薪之貴，又十倍四方。而舉選之人，每年攢會。計其人畜，蓋將數萬？無成而歸，十乃七八。徒令關中煩耗。」皆與舉選集於京邑有關。沈既濟之論曰：「或曰：帝王之都，必浩穰輻湊，士物繁合，然後稱其大。
若權散郡國，遠人不至，則京邑索矣。自古至隋，數百千年，選舉之任，皆分郡國，當漢文、景、武帝之時，京師庶富，百廛九市不得顧，車不得旋，豈待舉選之士為其助哉？自隋罷外選，招天下之人，聚於京師。春還秋往，鳥聚雲合。窮關中地力之產，奉四方游食之資。是以筋力盡於漕運，薪粒方於桂玉。是由斯人，索我京邑。且權分州郡，所在辟舉，則四方之人，無有遐心，端居尊業，而祿自及，祿苟未及，業常不廢。若仕進外絕，要攢乎京，貨鬻田產，竭家贏糧，糜費道路，交馳往複，是驅地著而為浮冗也。王者當繁其天下，豈廛閈之間，校其眾寡哉？」可與此論相發明。又云：「選人不約本州所試，悉令聚於京師，人既浩穰，文簿繁雜，因此渝濫，其事百端。」則綱紀且因之隳壞矣，其為議者所訾，固無足怪。即選之法，蓋亦所以稍救其弊邪？且政權貴乎普及，遐方之士，自有不樂遠宦者，如《新書·歐陽詹傳》言閩、越之士，當唐中葉以後，尚不樂北宦是也。見第十六章第五節。此等苟非有即選之法，而鄉官又廢，則並不獲仕於州郡矣，亦將使遠人觖望也。
選權既專歸吏部，自必惟論資格。《新書·選舉志》曰：「初銓法簡而任重。高宗總章二年（669），司列少常伯吏部侍郎。裴行儉，始設長名、榜引，銓注法。復定州縣升降為八等。其三京、五府、都護、都督府，悉有差次。量官資授之。其後李敬玄為少常伯，委事於員外郎張仁褘，仁褘又造姓歷，改狀樣、銓歷等程式，而銓總之法密矣。」《敬玄傳》云：拜西台侍郎同東西台三品，兼檢校司列少常伯。時員外郎張仁褘有敏才，敬玄委以曹事。仁褘為造姓歷、狀式、銓簿。鉗鍵周密，病心太勞死。敬玄因其法，衡綜有序。自永徽后，選員浸多，惟敬玄居職有能稱。《舊書·裴行儉傳》云：行儉始設長名、姓歷、榜引、銓注等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以為故事。《通典》同。
《通鑒》云：行儉與張仁褘設長名、姓歷、榜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新書·行儉傳》則云：行儉始設長名榜銓注等法，又定州縣升降，資擬高下為故事。合觀諸文，《新傳》「榜」字下疑奪一「引」字，「姓歷」則別一時所造也。行儉創法后，其子光庭又繼之。《新志》云：開元十八年（730），侍中裴光庭兼吏部尚書，始作循資格。而賢愚一概，必與格合，乃得銓授。限年躡級，不得逾越。於是久淹不收者皆便之，謂之聖書。及光庭卒，中書令蕭嵩以為非求才之方，奏罷之。乃下詔曰：「凡人年三十而出身，四十乃得從事。更造格，以分寸為差。若尋新格，則六十未離一尉。自今選人才業優異有操行。及遠郡下寮，名跡稍著者，吏部隨才甄擇之。」《光庭傳》云：初吏部求人，不以資考為限，所獎拔惟其才。往往得俊乂任之，士亦自奮。其後士人猥眾，專務趨競，銓品枉橈。光庭懲之。因行儉長名榜乃為循資格。無賢不肖，一據資考配擬。又促選限盡正月。
任門下省主事閻麟之，專主過官。素與蕭嵩輕重不平。及卒，嵩奏一切罷之。博士孫琬，以其用循資格，非獎勸之誼，謚曰克。時以為希嵩意。帝聞，特賜謚曰忠憲。《舊傳》略同。又云：其流外行署，亦令門下省之。《職官志》云：「光庭始用循資格，以注擬六品以下選人。其後每年雖小有移改，然相承至今用之。」《通典》云：「光庭為侍中，以選人既無常限，或有出身二十餘年而不獲祿者，復作循資格。定為限域。凡官罷滿，以若干選而集，各有差等。卑官多選，高官少選。賢愚一貫，必合乎格者，乃得銓授。自下升上，限年躡級，不得逾越。久淹不收者皆荷之，謂之聖書。雖小有常規，而掄才之方失矣。其有異才高行，聽擢不次，然有其制而無其事，有司但守文奉式，循資例而已。」《通鑒》云：「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遷，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十餘年不得祿者。又州縣亦無等級，或自大入小，或初近后遠，皆無定製。光庭始奏用循資格。各以罷官若干選而集。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無問能否，選滿即注。限年躡級，毋得逾越。非負譴者，皆有升無降。其庸愚沈滯者皆喜，謂之聖書，而才俊之士，無不怨嘆。宋璟爭之不能得。光庭又令流外行署，亦過門下省審。」
開元十八年（730）。開元二十一年六月，「制自今選人有才業操行，委吏部臨時擢用。流外奏用，不復引過門下。雖有此制，而有司以循資格便於己，猶踵行之」。案《新書·張九齡傳》，亦言九齡為相，上言廢循資格，則時議之於循資，無以為然者。然出身二十餘年而不獲祿，其為沈滯，寧不更甚於六十未離一尉？為國求才，既非凡士大夫之素志，亦非吏部以一人盡攬九流，並其面而不識，而有待於保識者所能辦，則限年躡級，不猶足以息奔競之風乎？蘇軾有言：「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休無聊」，果至於斯，官場風氣，必也益壞，限年躡級，不猶愈乎？薛《史·唐庄宗紀》：同光二年八月，中書門下奏「請差左丞崔沂等同詳定選司長定格、循資格、十道圖，從之」。歐《史·姚傳》，言其為相，「循資、長定舊格，歲久多舛，因增損之。選人多不便之。往往邀遮宰相，喧訴不遜。等無如之何。廢帝為下詔書禁止」。足見此法之不能廢，亦足見不便之者，實皆幸進之徒也。
用人之要，不越儒吏兩途。論者恆貴儒於吏，蓋以吏徒能奉行故事，儒則明於治道，可與議法，即用法亦能得法外意也。儒而惟知記誦、辭章，則其不知治道，亦與吏等，而明習法令，知民情偽，或反不逮焉，而猶執舊說不變，則士夫之偏見也。然議論可以偏袒，事實不相假借，故吏之見用，卒隨世而盛焉。牛弘言令史百倍於前，則其明證。劉炫推求其故，謂由文案之密。文案非士夫所樂為，並非其所能為，乃不得不多任胥史。任胥史不可無以督察之，或並非不習文法者所能，於是長官亦或出於是矣。《隋書·儒林傳序》謂「曩之弼諧庶績，必舉德於鴻儒，近代左右邦家，咸取士於刀筆」是也。文書委積，則奸弊叢生，此由綱紀壞而寵賂彰，督責疏而比周密，初不關乎流品，而論者又多以是為言。如《隋書·劉炫傳》言：「高祖之世，以刀筆吏類多小人，年久長奸，勢使然也，於是立法：州縣佐史，三年而代。」是其事矣。此亦士夫偏見。《炫傳》又言：「諸郡置學官及流外給廩，皆發自炫。」然則流外初不給廩，又何以責其廉乎？《新書·劉晏傳》云：晏嘗言士有爵祿，則名重於利，吏無榮進，則利重於名，故檢劾出納，一委士人，吏惟奉行故事而已，爵祿獨非利乎？顯為名者，孰不陰以為利？
至於二者不相容，則簞食豆羹見於色矣。《關播傳》：播遷給事中。「故事，諸司甲庫，以令史直曹，刓脫為奸，播悉易以士人，時韙其法。」夫豈知言也哉？《傅奕傳》：唐初，太僕卿張道源建言：「官曹文簿，繁總易欺，請減之以鈐吏奸。」公卿舉不謂然。奕獨是之。為眾沮訾不得行。奕與道源之見，實與劉炫同，然炫謂省官不如省事，不謂事未省而官可遽省，奕與道源，乃徒欲去文簿，寧不知文簿之設，本所以鈐姦邪？文簿繁而奸又生，猶之為之斗斛權衡而又見竊。然因此而剖斗折衡，可乎？《李泌傳》：泌為相，請復張延賞所減吏員。德宗問：「今戶口減承平時幾何？」曰：「三之一。」帝曰：「人既凋耗，員何可復？」泌曰：「戶口雖耗，而事多承平時十倍，陛下欲省州縣則可，而吏員不可減。」泌之為此，蓋不能無違道干譽？然其說則是也。職是故，吏之見用，卒隨世而益盛。
《通考》云：「武德初，天下初定，京師糴貴，遠人不願仕流外，始於諸州調佐史及朝集典充選。不獲已而為之。遂促年限，優以敘次。六七年有至本司主事及上縣尉者。自此之後，遂為宦途。總章初，詔諸司令史考滿者限試一經。時人嗟異，著於謠頌。」急而求之，已又加以限制，固無怪人心之不平也。然軒輊之見，即當急而求之之時，亦未能免。太宗窮詰張玄素出身以挫之，是其事矣。《舊書·薛收傳》：從孫稷，睿宗時參知政事。睿宗以鍾紹京為中書令，稷勸令禮讓。因入言於帝曰：「紹京素無才望，出自胥吏，雖有功勛，未聞令德，一朝超居元宰，師長百僚，臣恐清濁同貫，失於聖朝具瞻之美。」帝然其言，因紹京表讓。遂轉為戶部尚書。此與玄宗欲加牛仙客尚書，而張九齡以其本河湟使典爭之，正相類也。顯慶中，劉祥道言：「尚書省二十四司，及門下省、中書都事、主書、主事等，比來選補，皆取舊任流外有刀筆之人。縱慾參用士流，皆以儔類為恥。前後相承，遂成故事。且掖省崇峻，王言秘密，尚書政本，人物攸歸，而多用胥徒，恐未盡銓衡之理。望有厘革，稍清其選。」此儒吏之顯相爭者也。
《新書·選舉志》云：凡醫術，不過尚葯、奉御、陰陽、卜筮、圖畫、工巧、造食、音聲及天文，不過本色局署令。鴻臚譯語，不過典客署令。此皆因其才而用之，未可謂之歧視，然終亦不免輕視其人。《舊書·傅奕傳》：高祖踐阼，召拜太史丞。太史令庾儉，以其父質，在隋言占候忤煬帝意，竟死獄中，遂懲其事；又恥以數術進；乃薦奕自代。《新書·閻讓傳》：弟立本。太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見異鳥，容與波上，悅之，詔坐者賦詩，而召立本侔狀。外傳呼畫師閻立本。是時已為主爵郎中。俯伏池左，研吮丹粉，望坐者羞悵流汗。歸，戒其子曰：「吾少讀書，文辭不減儕輩，今獨以畫見名，與廝役等，若曹慎毋習。」此其見輕，可謂甚矣。此自為非是。然藝術之士之見輕，亦有以其甘為嬖倖者，此則攻擊之者，意又在於祛除弊事，非盡攻擊其人矣。《舊書·韋貫之傳》：憲宗時，轉禮部員外郎。新羅人金忠義，以機巧進，至少府監，蔭其子為兩館生。貫之持其籍不與，曰：「工商之子不當仕。」《職官志·吏部職》云：「凡官人，身及同居大功已上親，自執工商，家專其業，及風疾使酒，皆不得入仕。」忠義以藝通權幸，為請者非一。貫之持之愈堅。既而疏陳忠義不宜污朝籍，辭理懇切，竟罷去之。又《曹確傳》：懿宗以伶官李可及為威衛將軍。確執奏曰：「臣覽貞觀故事，太宗初定官品令，文武官共六百四十三員，顧謂房玄齡曰：朕設此官員，以待賢士。工商、雜色之流，假令術逾儕類，止可厚給財物，必不可超授官秩，與朝賢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大和中，文宗欲以樂官尉遲璋為王府率，拾遺竇洵直極諫，乃改授光州刺史。伏乞以兩朝故事，別授可及之官。」帝不之聽。此兩事，皆非徒以其為雜色之流而輕之也。中宗置公主府官屬，安樂府所補，猥濫尤多。左拾遺辛替否上疏，謂「富商豪賈，盡在纓冕之流，粥技行巫，咸涉膏腴之地」，使仍而弗革，尚復成何事體邪？
門蔭亦為弊法。魏玄同之言曰：「從政蒞官，不可以無學。今貴戚子弟，例早求官，或髫齔之年，已要銀艾，或童丱之歲，已襲朱紫。弘文、崇賢之生，千牛、輦腳之徒，課試既淺，技能亦薄，而門閥有素，資望自高。」《通典》。然則一至高門，而銓法皆廢矣。鄭善果父誠，討尉遲迥戰死，善果年十四而授沂州刺史。《隋書·列女傳》。高劭者，駢之從子。朝廷優假駢，亦十四遙領華州刺史。薛《史·劭傳》。此等縱不自為政，然稍長必歷高官，奚翅使人學制美錦哉？《舊書·李懷遠傳》：宗人慾以高蔭相假，懷遠拒之。退而嘆曰：「因人之熱，高士不為，假蔭求官，豈其本志？」則蔭並有假冒不實者矣。
《通考》以唐之捉錢令史、納課品子為貲選，捉錢令史，后雖利其錢，初固與錢令捉，若納課品子，則真貲選矣。其尤甚者，則為喪亂時事。《通考》：至德二年七月，宣諭使侍御史鄭叔清奏：「承前諸使下召納錢物，多給空名告身，雖假以官，賞其忠義，猶未盡才能。今皆量文武才藝，兼情願穩便，據條格議同申奏聞，便寫告身。諸道士、女道士、僧、尼如納錢，請准敕回授餘人。並情願還俗授官、勛、邑號等亦聽。如無人回授，及不願還俗者，准法不合畜奴婢、田宅、貲財，既助國納錢，不可更拘常格。其所有貲財，能率十分納三分助國，餘七分並任終身自蔭。身歿之後，亦任回與近親。又准敕納錢百千文，與明經出身：如曾受業，粗通帖策，修身謹行，鄉曲所知者，量減二十千文。如先經舉送，到省落第，灼然有憑，帖策不甚寥落者，減五十千文。若粗識文字，准元敕處分。未曾讀學，不識文字者，加三十千。應授職事官並勛、階、號及贈官等，有合蔭子孫者：如戶內兼蔭丁、中三人以上免課役者，加一百千文。每加一丁、中，累加三十千文。其商賈：准令所在收稅，如能據所有貲財，十分納四助軍者，便與終身優復。如於敕條外，有悉以家產助國，嘉其竭誠，待以非次。如先有出身及官資，並量資歷好惡，各據本條格例節級優加擬授。如七十以上，情願授致仕官者，每色內量十分減二分錢。」此奏於虛名外兼粥實官，官職外並粥出身，乃至不識文字者，可同明經，可謂甚矣。《注》云：「權為此制，尋即停罷。」蓋所得仍不多也。《通考》又云：「元和十二年（817），詔入粟助邊，古今通制。如聞定州側近，秋稼方登，念切救人，不同常例。有人能於定州納粟五百石者，放優出身，仍減三選。一千石者，無官便授釋褐官，有官者依資授官。二千石者超兩資。如先有出身及官，情願減選者，每三百石與減一選。」《舊紀》：詔以定州飢，募人入粟受官及減選、超資。時亦直用兵之際，無力救災，故其優假如此也。
《通考》又記元和時事云：「又敕入蕃使不得與私覿正員官告，量別支給。」案《新書·循吏傳》：韋丹，順宗為太子，以殿中、侍御史召為舍人。新羅國君死，詔拜司封郎中往吊。故事，使外國賜州縣十官，賣以取貲，號私覿官。丹曰：「使外國不足於貲，宜上清，安有貿官受錢？」即具疏所宜費。帝命有司與之，因著令，蓋即此事也。《通考》又云：十五年（820），復其制。入回鶻使仍舊與私覿正員官十三員，吐蕃使八員。蓋亦以費用不給之故？《新書·胡證傳》：太和公主降回鶻，以檢校工部尚書為和親使。舊制，行人有私覿禮，縣官不能具，召富人子納貲於使，而命之官。證請儉受省費，以絕粥官之濫。蓋其制又曾暫廢？然恐亦不能久也。
清濁之別，隋、唐世仍有之。盧愷當開皇初，除吏部侍郎，后攝尚書事，何妥攻其與蘇威朋黨，除名。《傳》言：「周氏以降，選無清濁，及愷攝吏部，與薛道衡、陸彥師等甄別士流，故涉黨固之誚。」而《彥師傳》言：「凡所任人，頗甄別於士庶，論者美之。」則周氏一時之事，未能變累世相襲之風也。唐世，「職事官資，清濁區分，以次補授」，詳見《舊書·職官志》。又《韋溫傳》：文宗時，遷尚書右丞吏部員外郎。鹽鐵判官姚勖知河陰院，嘗雪冤獄。鹽鐵使崔珙奏加酬獎，乃令權知職方員外郎。制出，令勖上省。溫執奏曰：「國朝已來，郎官最為清選，不可以賞能吏。」上令中使宣諭，言勖能官，且放入省。溫堅執不奉詔。乃改勖檢校禮部郎中。翼日，帝謂楊嗣復曰：「韋溫不放姚勖入省，有故事否？」對曰：「溫志在銓擇清流，然姚勖士行無玷，梁公元崇之孫，自殿中判鹽鐵案，陛下獎之宜也。若人有吏能，不入清流，孰為陛下當煩劇者？此衰晉之風也。」上素重溫，亦不奪其操。可見區別之嚴矣。
重內輕外之風，隋、唐時頗甚。貞觀、開元之世，亟欲挽之，然皆未能奏效。肅、代以後，乃幡然一變，力求重內而不得矣。此可見制度與事勢乖違，終必有名無實也。《新書·循吏傳》曰：「太宗嘗曰：朕思天下事，丙夜不安枕。永維治人之本，莫重刺史，故錄姓名於屏風，卧興對之，得才否狀，輒疏之下方，以擬廢置。又詔內外官五品以上舉任縣令者。都督、刺史，職察州縣。間遣使者，循行天下，劾舉不職。始都督、刺史，皆天子臨軒冊授，后不復冊，然猶受命日對便殿賜衣物乃遣。玄宗開元時，已辭，仍詣側門候進止。又錮廢酷吏。詔三省侍郎缺，擇嘗任刺史者；郎官缺，擇嘗任縣令者。宰相、名臣，莫不孜孜言長人不可輕授、亟易。是以授受之間，雖不能皆當，而所得十五。故協氣嘉生，薰為太平，垂祀三百，與漢相埒。」此言虛美無實。《隋書·循吏·柳儉傳》：高祖初有天下，妙簡賢能，出為牧宰，以儉仁明著稱，擢拜蓬州刺史。蜀王秀得罪，坐與交通免。煬帝嗣位，征之。
於時以功臣任職，牧州領郡者，並帶戎資，惟儉自良吏。帝嘉其績用，特授朝散大夫，拜弘化太守，賜物一百段而遣之。然則隋高雖留心政事，至煬帝世，武人之司牧者猶多。《舊書·馬周傳》：周於太宗時上言：「今朝廷獨重內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刺史多是武夫勛人，或京官不稱職，方始外出。而折衝、果毅之內，身材強者，先入為中郎將，其次始補州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其材堪宰位，以德行見稱擢者，十不得一。百姓未安，殆由於此？」是太宗亦未能革隋世之弊也。高宗以後，遷流彌甚。《舊書·韋嗣立傳》：長安中，則天與宰臣議及州縣官吏。納言李嶠，夏官尚書唐休璟等奏：「竊見朝廷物議，莫不重內官，輕外職。每除授牧伯，皆再三披訴。比來所遣外任，多是貶累之人。風俗不澄，實由於此。」中宗時，嗣立上疏，言：「刺史縣令，理人之首。近年已來，不存簡擇。京官有犯及聲望下者，方遣牧州。吏部選人，暮年無手筆者，方擬縣令。」《蕭至忠傳》：中宗時上疏云：「伏見永徽故事，宰相子弟，多居外職者。願降明敕，令宰相已下及諸司長官子弟，並改授外官。」
《盧懷慎傳》：景龍中上疏云：「比來州牧上佐及兩畿縣令，下車布政，罕終四考。在任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遽即遷除，不論課最。或有歷時未改，便傾耳而聽，跂踵而望。爭求冒進，不顧廉恥。」又云：「內外官人，有不率憲章，公犯臧污，侵牟萬姓，劓割蒸人，鞫按非虛，刑憲已及者，或俄復舊資，雖負殘削之名，還膺牧宰之任。或江淮嶺磧，微示懲貶，而徇財黷貨，罕能悛革。小州遠郡，蠻陬夷落，何負聖化，獨受其弊乎？」皆可見其每況愈下之狀。開元初，有人密奏：吏部選敘太濫，縣令非材，全不簡擇。謝官日引入殿庭，問安人策一道。試者二百餘人。韋嗣立子鄄城令濟第一。或有不書紙者。擢濟為醴泉令。二十餘人還舊官。四五十人放歸習讀。是試者二百人，不合格者殆三之一也。此據《舊書·韋嗣立傳》，《通鑒》從《唐歷》云：惟鄄城令韋濟詞理第一，擢為醴泉令。餘二百餘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歸學問。二年正月，「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跡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為恆式」。《通鑒》。然三年（715），張九齡言：「京華之地，衣冠所聚，子弟之間，聲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勞而成。一出外藩，有異於是。人情豈忘其私，但法制之，不敢違耳。
今不革之以法，無乃甚不可乎？臣以為宜懸以科條，定其資歷。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入為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亦不得入為台郎、給、舍。雖遠處都督、刺史，至於縣令，遞次差降，以為出入，亦不十年頻任京職，十年盡任外官。如此設科，以救其失，則內外通理，萬姓獲安。如積習為常，遂其私計，天下不可為理也。」《通典》。觀其言，則二年之制，實未行也。四年（716），以尚書右丞倪若水為汴州刺史。揚州採訪使班景倩入為大理少卿，過大梁，若水餞之，行立望其行塵，久之乃返。謂官屬曰：「班生此行，何異登仙？」《通鑒》。人情大可見矣。八年（720），宰相源乾曜言：「形要之家，並求京職，俊乂之士，多在外官。三男俱是京任，望出二人。」《舊書》本傳。此亦見二年之制，有文無實。《舊書·列女傳》：宋庭瑜妻魏氏：父克己，有詞學。則天時為天官侍郎。魏氏善屬文。先天中，庭瑜自司農少卿左遷涪州別駕。魏氏隨夫之任。中路，作《南征賦》以敘志。開元中，庭瑜累遷慶州都督。中書令張說，少時為克己所重。魏氏恨其夫為外職，乃作書與說，敘亡父疇昔之事，並為庭瑜申理。乃錄《南征賦》寄說。說嘆曰：「曹大家東征之流也。」庭瑜尋轉廣州都督，道病卒，魏氏旬日亦殞。時人莫不傷之。使庭瑜不遽隕沒，豈不轉瞬內遷乎？十一年（723），山東旱，朝議選朝臣為刺史，以撫貧民，而至任多無可稱。《舊書·王丘傳》。十三年（725），帝自擇刺史，凡十一人。治行，詔宰相、諸王、御史以上祖道洛濱。盛具，奏太常樂，帛舫水嬉。命高力士賜詩，帝親書，且給紙筆令自賦，齎絹三千匹遣之。《新書·許景仙傳》。其效亦可想矣。
安、史亂后，內外官輕重遽變。李皋抵法求外，事已見前。《新書·李泌傳》：泌以貞元三年（787）同平章事。「是時州刺史月俸至千緡，方鎮所取無藝，而京官祿寡薄，自方鎮入為八座，至謂罷權。薛邕由左丞貶歙州刺史，家人恨降之晚。崔祐甫任吏部員外，求為洪州別駕。使府賓佐，有所忤者，薦為郎官。其當遷台閣者，皆以不赴取罪去。泌以為外太重，內太輕，乃請隨官閑劇，普增其俸。時以為宜，而竇參多沮亂其事，不能悉如所請。」李實以外出迫權德輿，其說未知信否，即謂可信，唐中葉后，重內輕外者，亦惟此一事，況乎其說之實不可信也？然外官之見重，豈徒以其祿之厚哉？讀《舊書·薛珏傳》所述楚州營田事，即可見其祿之所由來。然此猶僅乾沒而已。薛《史·相里金傳》云：出為忻州刺史。凡部曲、私屬，皆不令干與民事，但優其贍給，使分掌家事而已。故郡民安之，大有聲績。此可見刺史之下，倚勢虐民者甚多。《安重榮傳》云：晉高祖即位，授成德軍節度使。
自梁、唐已來，藩侯郡牧，多以勛授，不明治道。例為左右群小惑亂。賣官粥獄，割剝蒸民。率有貪猥之名，其實賄賂半歸於下。惟重榮自能鉤距，凡有爭訟，多廷辯之。至於倉庫耗利，百姓科繇，悉入於己，諸司不敢窺覬。此則括其下之所得，以歸於己而已，民未獲抒也。《劉審交傳》：漢隱帝嗣位，用為汝州防禦使。乾祐二年（949）春卒。郡人聚哭柩前，乞留葬本州界，立碑起祠，以時致祭。馮道聞之曰：「予嘗為劉汝州僚佐，知其為人。廉平慈善，無害之良吏也。刺遼、磁，治陳、襄、青，皆稱平允，不顯殊猷。其理汝也，又安有異哉？民之租賦，不能減也，徭役不能息也，寒者不能衣也，餒者不能食也，百姓自汲汲然，而使君何有於我哉？然身死之日，致黎民懷感如此者？
誠以不行鞭朴，不行刻剝，不因公而徇私，不害物以利己，確然行良吏之事，薄罰宥過，謹身節用，安俸祿，守禮分而已。凡從事於斯者，孰不能乎？但前之守土者，不能如是，是以汝民咨嗟愛慕。今天下戎馬之後，四方凶盜之餘，杼軸空而賦斂繁，人民稀而倉廩匱，謂之康泰，未易輕言侯伯牧宰，若能哀矜之，不至聚斂，不殺無辜之民，和平寬易，即劉君之政，安足稱邪？復何患不至於令名哉？」此可見當時所謂良吏者，並無足稱，而其時之人，並此而不能為也。歐《史·郭延魯傳論》曰：「烏乎！五代之民，其何以堪之哉？上輸兵賦之急，下困剝斂之苛。自庄宗以來，方鎮進獻之事稍作，至於晉而不可勝紀矣。其添都、助國之物，動以千計；至於來朝、奉使、買宴、贖罪，莫不出於進獻；而功臣大將，不幸而死，則其子孫率以家貲求刺史。其物多者，得大州善地；蓋自天子皆以賄賂為事矣！則為其民者，其何以堪之哉？」又《王進傳論》曰：「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其所與俱勇夫悍卒，各裂土地，封侯王，何異豺狼之牧斯人也？
雖其附托遭遇，出於一時之幸，然猶必皆橫身敵陳，非有百夫之勇，則必有一日之勞。至如進者，徒以疾足善走而秉旄節，何其甚歟？」《廿二史札記》云：「遍檢薛歐二史，文臣為節度使者，惟馮道暫鎮同州，桑維翰暫鎮相州及泰寧而已。」其所以任之者如此。然果以賊民乎？抑以自賊乎？《五代史闕文》云：晉高祖引契丹圍晉安寨，降楊光遠，清泰帝至自覃懷，京師父老迎於上東門外。帝垂泣不止。父老奏曰：「臣等伏聞前唐時，中國有難，帝王多幸蜀以圖進取。陛下何不且入西川？」帝曰：「本朝兩川節度使，皆用文臣，所以明皇、僖宗，避寇入蜀。今孟氏已稱尊矣，吾何歸乎？」因慟哭入內，舉火自焚。黃梨洲《明夷待訪錄》言：明之亡，從死者皆文臣，後起義兵者皆文臣及儒生，武人則無不以其眾幸富貴，然後知承平時視如徒隸者未必非。烏乎！何其言之痛也？然則好用武人者，果以賊民乎？抑以自賊也？
迴避之法，大體后密於前。《舊書·職官志》：吏部，「凡同司聯事、句檢之官，皆不得注大功已上親」。《楊嗣復傳》：元和十年（815），累遷至刑部員外郎。鄭餘慶為詳定禮儀使，奏為判官。改禮部員外郎。時父於陵為戶部侍郎。嗣復上言：「與父同省非便，請換他官。」詔曰：「應同司官有大功以下親者，但非連判及句檢之官並官長，則不在迴避之限。如官署同，職司異，雖父子兄弟，無所避嫌。」此正《職官志》所云。《良吏傳》：賈敦頤，弟敦實，貞觀中為饒陽令。時敦頤復授瀛州刺史。舊制，大功以上，不復連官。朝廷以其兄弟在職，俱有能名，竟不遷替。此則出於法外者矣。
考課之法，衰世必衰，以莫操督責之術也。《隋書·李諤傳》：諤以當官者好自矜伐，奏論其弊曰：「用人惟信其口，取士不觀其行。矜誇自大，便以幹濟蒙擢，謙恭靜退，多以恬默見遺。是以通表陳誠，先論已之功狀，承顏敷奏，亦道臣最用心。自炫自媒，都無慚恥之色。強幹橫請，惟以乾沒為能。」又謂隋時，刺史入覲，仍有「言辭不遜，高自稱譽」者。蓋自州郡割據以來，尾大不掉，致成此積習也。隋世考課自較嚴，然權集中樞，又苦不知地方情狀，於是願者敷衍塞責，狡者且上下其手矣。《房彥謙傳》：「遷秦州總管錄事參軍。嘗因朝集時，左僕射高熲定考課，彥謙謂熲曰：諸州考校，執見不同，進退多少，參差不類；況復愛憎肆意，致乖平坦？
宰貴既不精練，斟酌取捨；曾經驅使者，多以蒙識獲成，未歷台省者，皆為不知被退；又四方縣遠，難可詳悉，惟量准人數，半破半成，徒計官員，莫顧善惡；自然欲求允當，其道無由。」謂宜「遠布耳目，精加採訪，褒秋豪之善，貶纖介之惡」。此豈可致之事邪？行之既久，終必至於不辨功罪，惟校歲月而已。「煬帝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其功德行能有昭然者乃擢之」，《通典》。可見其弊已著矣。唐代考課，屬吏部之考功。應考之官，具錄當年功過行能，本司及本州考官對眾讀，議其優劣，定為九等考第，各於所由司准額校定，然後送省。內外文武官，量遠近以程之，附朝集使送簿至省。每年別敕定京官位望高者二人，一人校京官考，一人校外官考。又定給事中、中書舍人各一人，其一人監京官考，一人監外官考。考功郎中判京官考，員外判外官考。京官集應考之人對讀註定，外官對朝集使註定。凡考課之法，有四善、二十七最，分為九等。其流外官，本司量其行能功過，立四考等第而勉進之。親、勛、翊衛等，略有三等。據《舊書·職官志》。《新書·百官志》略同。任期初因隋為四年，后減為三。《通典》載沈既濟請改革選舉事條云：六品以下官資歷，並請以五周為滿。
《注》云：唐、虞遷官，必以九載，魏、晉以後，皆經六周。國家因隋為四，近又減削為三考。今三、四則太少，六、九則太多，請限五周，庶為折中。久任為論吏治者所稱美。唐世，劉祥道、盧懷慎、趙憬等咸以為言，皆見《舊書》本傳。然久任有熟習之美，亦有巧猾之弊。大抵事在應付物者，愈久而愈熟習，其在應付人者，則愈久而愈巧猾。然應付物者，實亦欲應付督責己之人，苟有趨避之方，自可不盡其責。則其利弊，正難以一言蔽。《新書·王播傳》云：播居官以強濟稱。天性勤吏職。每視簿領紛積於前，人所不堪者，播反用為樂。所署吏，苟無大罪，以歲勞增秩而已，卒不易其職。彼其得吏之力必甚深，然安知非因其強濟，故吏不敢欺，亦不敢惰弛，而豈徒久任之效邪？考課欲克舉其實，其事極難。《舊書·趙宗儒傳》：貞元六年（790），領考功事。黜陟公當，無所畏避。凡考之中上者，不過五十人，余多減入中中。此僅不畏強國而已，其得當與否，亦自難言。
《通考》載寶應二年（763），考功奏請「立京、外按察。京察連御史台分察使，外察連諸道觀察使，各訪察官吏善惡報考功。至校考日，參事迹以為殿最」。而元和十四年（819），考功奏「近日都不見牒報」。又貞元時，考功奏：「自至德至今三十年，諸司一例申中上考。」大中五年（851），吏部奏：「近年以來，刺史皆自錄課績申省，務街者則張皇其事，謙退者則緘默不言。又州府申官人核得冤獄書殊考者，其元推官人，多不懲殿。或雲書考日當書下考，至時又不提舉。又諸州府所申奏錄課績，至兩考、三考以後，皆重具從前功課申省，以冀褒升，或校勘不精，便有僥倖。又近日諸州府所申考解，皆不指言善最，或漫稱考秩，或廣說門資。」皆可見其怠慢及背公黨私之狀。更進一步，遂有並受考而有所不甘者。薛《史·唐末帝紀》：清泰二年三月，太常丞史在德上疏言事。請應內外所管軍人，凡勝衣甲者，宣下本部大將，一一考試武藝短長，權謀深淺。居下位有將才者，便拔為大將，居上位無將略者，移之下軍。
其東班臣僚，請內出策題下中書，令宰臣面試。如下位有大才者，便拔居大位，處大位無大才者，即移之下僚。其疏大約如此。盧文紀等見其奏，不悅。班行亦多憤悱。諫官劉濤、楊昭儉等上疏，請出在德疏辨可否宣行。中書覆奏，亦駁其錯誤。帝召學士馬裔孫，謂曰：「史在德語太凶，其實難容。朕初臨天下，須開言路。若朝士以言獲罪，誰敢言者？爾代朕作詔，勿加在德之罪。」詔辭亦載薛《史》，竭盡調停之致。在德所奏，是非姑措勿論，何至舉朝怨怒若此？此非所謂盜憎主人者邪？又《職官志》載是年九月，尚書考功上言：「今年五月，翰林學士程遜所上封事，內請自宰相、百執事、外鎮節度使、刺史，應系公事官，逐年書考，較其優劣。」遂檢尋《唐六典》《會要》考課，令書考第。從之。時議者曰：「自天寶末權置使務已后，庶事因循，尚書諸司，漸至有名無實，廢墜已久，未知憑何督責？程遜所上，亦未詳其本原。其時所司雖有舉明，大都諸官，亦無考校之事。」歐《史·盧文紀傳》言：唐明宗時，為御史中丞，請悉復中外官校考法，詔雖施行，而官卒不考。法令非徒成為具文，乃並具文而無知者，亦難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