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總論

第一章

總論

論史者率以漢、唐並稱，其實非也，隋、唐、五代，與後漢至南北朝極相似，其於先漢，則了無似處，何以言之？

先漢雖威加四夷，然夷狄之入居中國者絕鮮，後漢則南單于、烏丸、鮮卑、氐、羌，紛紛入居塞內或附塞之地，卒成五胡亂華之禍。而唐代亦然，沙陀入據中原，猶晉世之胡、羯也。蕃、渾、党項，紛紜西北，卒自立為西夏，猶晉世之氐、羌也。而契丹雄據東北，與北宋相終始，亦與晉、南北朝之拓跋魏極相似，一矣。漢有黃巾之起，而州郡據地自專，終裂而為三國，唐有黃巢之起，而長安之號令，不出國門，終裂而為五代十國，二矣。不特此也，漢世儒者，言井田，言限民名田，法家則欲行均輸，管鹽鐵，初猶相爭，《鹽鐵論》賢良文學與御史大夫之爭是也。至新莽遂合為一，田為王田，兼行五均、六筦是也。功雖不成，其欲一匡天下，措斯民於衽席之安，其意則皎然也。而自魏、晉以來，人競趨於釋、老，絕不求矯正社會，而惟務抑厭其本性，以求與之相安。本性終不可誣也，則並斯世而厭棄之，而求歸於寂滅，為釋、老者雖力自辯白，然以常識論之，豈不昭昭如此耶？常人論事，固無深遠之識，亦鮮偏蔽而去實際太遠之病，順世外道之所由立也。夫舉一世而欲歸諸寂滅，是教社會以自殺也。教社會以自殺，終非社會所能聽從，故至唐而闢佛之論漸盛，至宋而攘斥佛、老之理學興焉。然宋儒之所主張者，則以古代社會之組織為天經地義，而強人以順從古代之倫紀而已；人心之不能無慊於古道，猶其不能無慊於今日之社會也。而宋儒於此，亦惟使人強抑其所欲求，以期削足而適履，此與言佛、老者不求改革社會，而惟務抑厭人之本性者，又何以異？此又其若相反而實相類者也。世運豈真循環耶？非也。世無不變之事，亦無驟變之物，因緣相類者，其所成就，亦不得不相類，理也。然則自後漢至於南北朝，與夫隋、唐、五代之世，其因緣之相類者，又何在也？

人性莫非社會所陶甄，今世社會學家言：人類已往之社會，大變有四：曰原始共產社會，曰奴隸社會，曰封建社會，曰資本主義社會。原始共產之世，遐哉尚已，吾儕今日，僅得就古先哲人追懷慨慕之辭，想像其大略而已。我族肇基之地，蓋在江、河下游？故炎、黃交戰及堯、舜所都之涿鹿，實在彭城，《世本》。與今稱為馬來，古稱為越人者密邇。其爭鬥蓋甚烈？吾族俘彼之民，則以之為奴隸，故彼族斷髮文身之飾，在吾族則為髡、黥之刑，本族有大罪者，儕之異族。苗民之所以見稱為酷虐者以此。古所謂刑者，必以兵刃虧人體至於不可復屬，此其始皆用諸戰陳，施諸異族者也。苗民之作五刑，蓋以施諸異族者，及本族也。黃帝，書稱其清問下民，亦侯之門仁義存耳，其所恃以自養者，恐亦無以異於三苗也。此吾國之奴隸社會也。江、河下游，古多沮澤，水利饒而水患亦深，共工、鯀、禹，仍世以治水為務，共工與鯀皆蒙惡名，而禹獨擅美譽，非其治水之術，果有以大異於前人也。自夏以後，吾族蓋稍西遷？

夏代都邑，皆在河、洛。西遷而水災澹焉，則以為神禹之功云爾。出沮澤之地，人蒼莽之區，不務力耕，惟求遠跡，則於所征服之民，但使輸稅賦而止，夏后氏之貢法是也。貢之名，乃取諸異部族者，與取諸本部族之稅賦大異，夏后氏之貢，實以稅而蒙貢名，蓋初施諸來服之異部族，后雖入居其部，征服者與所征服者，已合為一，而其法仍未變也。至此，則向恃奴隸之耕作以為養者，一變而衣食於農奴之租稅矣。此吾國之封建社會也。自夏至於西周，此局蓋未大變？故尚論者多以三代並稱焉。孔子稱殷因於夏，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必有所據。禮即法，惟俗相類，故禮相類，惟社會之組織相類，故俗相類也。東周以降，種殖、製造之技蓋日精，通工易事之風亦益盛，則斯民之生計漸舒，戶口日增，墾拓日廣，道途日辟，風尚日同，則可以興大師，則可以造利兵，則可以遠征，則可以久駐。所征服之國能供億也。吳入郢能久留者，以郢故都會也。生事之演進，無一非軍事、政事之先驅，而統一之業，與資本之昌駢進矣。然以吾國疆域之廣，水陸程途之修阻，風同道一，固非一蹴可幾，地方豪右及政府所命官吏之桀驁者，蓋罔不乘隙思逞，一旦中樞失馭，則紛然並起而圖割據矣，此州郡藩鎮之禍所由來也，瘠土之民，脫沃土之富厚而思攘奪之，勢也。吾國東南臨海，大軍不能飛越，西南則山嶺崎嶇，處其間者不能合大群，亦無由成為強寇，惟漠南北之地，既瘠苦足資鍛練，又平夷有利驅馳，每為侵掠者所根據，而河、湟、青海之間，亦其次也。

爭戰必資物力，瘠土之民，固非沃土之民之敵，漢、唐盛時，所以能威稜遠憺者以此，然自來操政治之權者，多荒淫而無遠慮，睹異族之臣服，則苟利一時之休息，而不暇維萬世之安，而官吏、豪民，又利其可供賦役，恣虐使也，如後漢之苦役降羌，晉世并州多以匈奴為佃客，且掠賣胡羯為奴婢是也。則使之入居塞內；而風塵有警，又驅其人以為兵；於是太阿倒持矣，此五胡及沙陀、契丹、党項之禍所由來也。孔子所謂大同，即古共產之世也，其和親康樂無論矣。封建之世，黷武之族，雖坐役殖產之民以自活，然其所誅求者，亦稅賦力役而已，於所征服之族社會固有之組織，未嘗加以破壞也。以力脅奪，所得究屬有限，而歷時稍久，且將受所征服之族之感化而漸進於文明，故封建之世，社會之規制，尚未至於大壞，猶之人體，雖有寄生之蟲，猶未至於甚病，故孔子稱為小康也。至資本主義既昌，則昔時之分職，悉成為獲利之彰，盡墮坏於無形之中，社會遂變而為無組織，而民之生其間者苦矣。東周以降，仁人志士，日怵目劌心，而思有以移易天下，蓋由於此。然斯時之社會，其體段則既大矣，其情狀則既隱曲而難明矣，而生其間者，利害又相齟齬而不可合，凡所措置，所收之效，悉出於豫期之外，而事變之來，又多不可捉摸，則安得不視社會為無可控制，不能以人力改造，其惟務抑壓一己，以求與之相安，亦固其所。故新室與東漢之間，實為古今一大界。魏、晉以後之釋、老，宋、明兩代之理學，實改造社會之義既湮，人類再求所以自處，而再敗績焉者也。此又其所以若相反而實相類也。讀隋、唐、五代之史者，其義當於此求之。

中國之史，非徒中國一國之史也，東方諸國之盛衰興替，蓋靡不苞焉，即世界大局之變動，亦皆息息相關，真知史事之因果者，必不以斯言為河漢也。此其故何哉？世界各民族，因其所處之境不同，而其開化遂有遲早之異，後起諸族，必資先進之族之牖啟，故先進之國之動息，恆為世界大波浪之源泉焉。先進之國，在東方為中國，在西方則在地中海四圍，此二文明者，與接為構，遂成今日之世界。其與接為構也，一由海而一由陸。泛海者自中國經印度洋以入波斯灣，遵陸者則由蒙古經西域以入東歐。泛海之道，賈客由之，雖物質文明，因之互相灌注，初無與於國家民族之盛衰興替。遵陸之道，則東方之民族，自茲而西侵，西方之民族，亦自茲而東略，往往引起軒然大波焉。東西民族之動息，亦各有其時，月氏、匈奴，皆自東徂西者也，鐵勒、突厥、回紇、沙陀、黠戛斯，則自西徂東者也。黠戛斯雖滅回紇，而未能移居其地，西方東略之力，至斯而頓，而東方之遼、金、元、清繼起焉。遼之起，由其久居塞上，漸染中國之文明，金、元、清則中國之文明，先東北行而啟發句驪，更折西北行以啟發渤海，然後下啟金源，伏流再發為滿洲，餘波又衍及蒙古者也。其波瀾亦可謂壯闊矣。五胡亂華之後，隋、唐旋即盛強，而沙陀入據之後，則中國一厄於契丹，再厄於女真，三厄於蒙古，四厄於滿洲，為北族所弱者幾千年，則以鐵勒、突厥等，皆自西來，至東方而其力已衰，而遼、金、元、清則故東方之族類也。東西民族動息之交替，實在唐世，讀隋、唐、五代史者，於此義亦不可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