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科舉制的得與失

法國拿破崙紀念館的講解員說，拿破崙法典從中國學來了很多東西，包括藉助科舉制建立了他們的現代文官體制。

歐洲以前是貴族世襲制，一個人當官，得有門第。比較而言，那是家族主義，不像中國這樣個人主義：只要個人奮鬥，就可能考上一個官。從另一方面說，歐洲搞的是階級主義，不像中國這樣，差不多是全民主義：官員來自各個不同的階級，有利於政府最廣泛地網羅人才和凝聚經驗。應該說，這樣一種制度，從漢代發端，到隋、唐兩代定型成熟，保證了中國的社會穩定和繁榮發展；被拿破崙拿到歐洲去以後，與他們傳統的民主相結合，更成為了西方政治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直到現在還是這樣：部長以上的官員靠政治任命，靠選舉輪換，但副部長以下的官員是終身制的公務員，是超黨派的，是面向全民考舉錄用的。

我們在「五四」的時候，在政治上只看到他們「德先生」當家，只看到一個民主選舉，看不到與之相配套的其他制度，更看不到西方考舉與中國科舉的關係，倒是把科舉罵了個狗血淋頭。當然，該不該罵呢？該罵。問題是該怎麼罵，該罵什麼。一個制度的功能，是在一系列配置條件下發生的，條件變了，功能也就變了。科舉在中國由合理變得不合理，是一系列相關因素變化的結果。

中國最早有了紙張和活字印刷，所以出版發達，教育發達，讀書人太多。「士農工商」，「士」是指儒士和文士，不是歐洲以及日本那種武士，那種軍事貴族。戰國時代的讀書人還追求「六藝」，其中包括射箭和騎馬，是文武兼備的，與歐洲以及日本的武士有點像。到後來就像史學家雷宗海所說的「文弱化」了，「十年寒窗」呀，「一心只讀聖賢書」呀，就是戲曲里那些白面書生，除了想做官，就是與小姐眉來眼去地談愛。這麼多讀書人都要科舉，開始還讓皇帝高興，說天下人才都被我網羅了呵；後來又讓皇帝們頭痛，因為沒有這麼多編製，即便設置了好些「員外」，相當於編外幹部，相當於今天的巡視員或者調研員，還是容納不下這麼多的讀書人。

八股文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早期的考生可以做詩，考官判分也有較大的主觀裁量權。但考生太多了以後，不制定一個八股，不搞出一個模式和程式，就沒有統一的和機械的判分標準，就不大容易防止考官舞弊和加大淘汰力度。

官僚隊伍日益龐大也是這樣來的。皇帝怕讀書人去幫助農民造反，盡量把他們往官場里收容吧，但官員太多了以後，沒有足夠的稅收來養，於是薪水越來越低，要想活得好一點，就得貪污受賄搜刮民財。皇帝知道大家俸銀太少，也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官員太多了以後，還必然壓制工商業，靠行政特權來與其他精英爭奪資源和社會主導權。布羅代爾談到城市的時候，說西方近代以來的大城市大多是工商城市，阿姆斯特丹、巴黎、倫敦、紐約等等，過去不是行政首都，相當一部分至今也沒有成為行政首都。連日本也是這樣，原來的首都在京都，比江戶、大阪要小得多，移都江戶，即現在的東京，是後來的事情。這與中國很不一樣。中國的大都市從來都是官城，長安呵，開封呵，北京呵，都是國家或行省的首都，主要居民是官員，加上準備當官的士，加上官場退休的紳，還有一點附屬的生活服務系統。這種「官城」的歷史和格局，就是中國缺乏工商傳統和強大市民階層的明顯標誌，也是中國「官本位」的象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