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武士與職人
日本傳統的飲食雖有精緻的形式,但大多是清淡的底蘊。生魚、大醬湯、米飯糰子,即使再加上荷蘭人或者葡萄牙人傳來的油炸什錦(天福羅),依然形不成什麼菜系,不足以滿足富豪們的饕餮味覺。
同樣是用中國人的標準來看,日本傳統的服飾也相當簡樸。在博物館的圖片資料里,女人們足下的木屐,不過是兩橫一豎的三塊木板,還缺乏鞋子的成熟概念。男人們身上的褲子,常常就是相撲選手們掛著的那兩條布帶,也缺乏褲子的成熟形態。被稱作和服或者吳服的長袍當然是服飾經典,但在十八世紀的設計師們將其改造之前,這種長袍既無衣扣也無袢帶,只能靠腰帶一束而就,多少有一些臨時和草率的意味。
日本傳統的家居陳設仍然簡樸。法國歷史學家費爾南·布羅代爾曾經指出,傢具的高位化和低位化是文明成熟與否的標誌,這一標準使日本的榻榻米只能低就,無法與中國民間多見的太師椅、八仙桌以及明式龍鳳雕床比肩。也許是地域窄逼的原因,日本傳統民宅里似乎不可能陳設太多的傢具,人們習慣於席地而坐,席地而卧,也習慣於四壁之內的空空如也。門窗棟樑也多為木質原色,透出一種似有似無的山林清香,少見濃色重彩花哨富麗的油漆覆蓋。
我們還可以談到簡樸的神教,簡樸的歌舞伎,簡樸的宮廷儀規,簡樸得充滿泥土氣息的各種日本姓氏……由此不難理解,在日本大阪泉北丘陵一次史無前例的大規模遺址發掘中,覆蓋數平方公里的搜尋,只發現了一些相當原始的石器和陶器,未能找到什麼有藝術色彩的加工品或者稍稍精細巧妙一些的器具。對比義大利的龐貝遺址,對比中國的漢墓、秦坑以及殷墟,一片白茫茫的乾淨大地不能不讓人掃興,也不能不讓人心驚。正是在這一個個暴露出歷史荒蕪的遺址面前,一個多次往地下偷偷埋設假文物的日本教授最近被揭露,成為了轟動媒體的奇聞。其實,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位考古學家也許是對日本的過去於心不甘,荒唐中雜有一種殊可理解的隱痛。
從西漢之雄鍾巨鼎旁走來的中國人,從盛唐之金宮玉殿下走來的中國人,從南宋之畫舫笙歌花影粉霧中走來的中國人,遙望九州島往日的簡樸歲月,難免有一種面對化外之地的不以為然。這當然是一種輕薄。成熟常常通向腐爛,粗糲可能更具強大生命力,歷史的辯證法就是如此。在人類漫長的歷史上,蠻族征服羅馬,滿人亡了大明,山姆挫敗英倫,都是所謂成熟不敵粗糲和中心不敵邊緣的例證。在這裡,我不知道是日本的清苦逼出了日本的崛起,還是日本的崛起反過來要求國民們節衣縮食習慣清苦。但日本在二十世紀成為全球經濟巨人,原因方方面面,我們面前一件件傳統器物至少能提供部分可供偵破的密碼。這一個島國昔日確實沒有大唐的繁榮乃至奢靡,古代的日本很可能清貧乃至清苦,但苦能生忍耐之力,苦能生奮發之志,苦能生尚智勤學之風,苦能生守紀抱團之習,大和民族在世界的東方最先強大起來,最先交出了亞洲人跨入現代經濟的高分答卷,如果不是發端於一個粗糲的、邊緣的、清苦的過去,倒成了一件不合常理的事情。
這種日本的清苦,成就了一個武士傳統。「士農工商」,日本的「士」為武士而非文士,所奉道統為王道而非儒學,與中國的文儒傳統迥然有別。日本的武士集團擁天皇以除滅德川幕府,成功實現明治維新,一直是舉足輕重的政治力量,並且主導著武士道的精神文化,包括在尊王攘夷的前提下有限汲收「漢才」以及「(荷)蘭學」,即當時的西學。在很多人眼裡,武士道幾乎就是大和魂的象徵。這個傳統幾乎不可避免地導致了日本現代的軍人政治和軍國主義,導致了「神風敢死隊」之類重死輕生的戰爭瘋狂行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才在「和平憲法」下被迫退出了歷史舞台。然而這一傳統的影響源遠流長,在後來的日子裡,修憲強軍的心理暗潮起伏不止,無論是日本的極左派還是極右派,丟炸彈搞暗殺的政治恐怖行為也層出不絕,連著名作家三島由紀夫也在和平的七十年代初切腹自裁,採取了當年皇軍官兵常見的參政方式。他們的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可以各不相同,但共通的激烈和急迫,共通的爭強好鬥勇武剛毅甚至冷酷無情,卻顯現出武士傳統的一線遺脈。
日本的清苦,還成就了一個職人傳統。職人就是工匠。君子不器,重道輕術,這些中國儒生的飽暖之議在日本語境中影響甚微。基於生存的實用需要,日本的各業職人一直是廣受尊重的階層,在江戶時代已成為社會的活躍細胞和堅實基礎。行規嚴密,品牌穩定,師承有序,職責分明,立德敬業,學深藝精,使各種手工業作坊逐漸形成規模,一旦嫁接西方的貿易和技術,立刻順理成章地蛹化為成批的工程師和產業技工,甚至一直延伸為日本在六十年代以後的經濟起飛。直到今天,日本企業的終身制和家族氛圍,日本企業的森嚴等級和人脈網路,還有日本座座高樓中員工們下班后習慣性義務加班的燈火通明,都留下了封建行幫時代職人的遺迹。日本不一定能夠被人認為是世界上的思想大國或者文化大國,但它完全具有成為技術強國的傳統依託和習俗資源。造出比法國艾菲爾鐵塔更高的鐵塔,造出比美國通用汽車更好的汽車,造出當今世界首屈一指的新幹線、機器人、高清晰度電視等等,對於職人的後代來說無足稱奇。從這個角度來說,與其說資本主義給日本換了血,不如說日本特定的人文土壤里使資本主義工業化得以紮根,並且發生了變異性的開花結果。
有趣的比較是:中國自古以來沒有武士傳統,卻有龐大的儒生階層;中國在近代沒有職人傳統,卻有浩如海洋的小農大眾。因此,中國少見武士化的職人和職人化的武士,日本也少見儒生化的農民和農民化的儒生。中國有儒生加農民的革命,日本有武士加職人的維新。也許,撇開其他條件不說,光是這兩條就足以使中日兩國的現代形態生出大差別。
與其說這種差別是政治角力的偶然結果,不如說這種差別更像是受到了傳統勢能的暗中制約,還受到地理、人口、發展機遇等一系列因素的綜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