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人著想——巴金與我的藏書

※為人著想

——巴金與我的藏書

我是受五四新文學影響成長的，因此喜歡藏書。上學的時候，零花錢不多，僅有的錢大多用在買書上。1949年前，我從舊書攤買齊了魯迅的小說和雜文集，還有一些翻譯小說，居然有一箱藏書。1949年夏，黨的地下組織要我從重慶撤退到成都，我把一箱書寄放在一個朋友家。一解放，這位朋友本著共產主義精神把書全部捐贈給圖書館，我於是成了80年代流行歌曲所唱的「一無所有」。

20世紀50年代，從零開始，我又買書。這時，除文藝書籍外，我還買一些政治和歷史書籍。1955年5月，四爸巴金從印度回國，路經重慶，打電話找到我。這是我長大以後第一次看見他。彼此詢問了對方的近況，談得很愉快。臨別時他關切地對我說：「你喜歡讀書，以後需要什麼書來信告訴我，我可以送你。」我絲毫沒有客氣，立即表示感謝。

從此，巴老常寄書給我。不論我從重慶調到成都，從成都調到北京，只要我提出要求，巴老總是有求必應。例如《契訶夫小說選》，三十幾本，他基本上為我找全。60年代，《歐陽海之歌》剛一出版，他即主動寄給我，當時我在遼寧參加「四清」。許多同志表示羨慕，排隊向我借閱。由於書價低，我經常也買書，在藏書上逐漸「先富起來」。

1955年春，巴金路過重慶，這是李致成人後第一次見巴金

1964年，我第一次到上海。巴老領我參觀他的藏書。大小共六七間屋子，許多書櫃和書架，還有一些書刊堆在地板上。這書的海洋深深地吸引了我，但可望而不可即。

「文革」一開始，我和巴老都在異地受審，在1972年才重新取得聯繫。第二年我調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又開始向巴老要書。當時，巴老的書早被封存，但我仍能得到一些書。例如《屠格涅夫散文詩》《羅亭》《約翰·克里斯朵夫》《稼軒長短句》《今古奇觀》《元雜劇選》《康熙字典》等。每收到巴老寄來的書，我都寫信感謝。1967年1月20日，巴老在給我的信上說：「寄點書給你，算不上什麼，只希望你好好工作，能做出點成績。我的書房還沒有啟封……不過裡面大部分是成套的外文書，我一時也用不著。外面的書也不少，我有時還送點書給別人。還有小林、小棠也拿了些書去。給小林的最多，你是第二。」

我經常患眼病，1975年住院治療幾個月。巴老很關心，來信說：「我覺得更重要的還是你的眼睛、你的身體，你要注意，為了更好地工作。」稍好一點，我閑不住，又想看書。不久，巴老寄了一套舊版本《鏡花緣》給我，並在信上說：「《鏡花緣》找全了，這是大字本，看起來方便些。」當我靠在病床上翻大字本的《鏡花緣》時，深感巴老在這些細小的問題上都能為人著想。

2001年，李致在家裡的書櫃前，其中有價值的書大多是巴金送的

粉碎「四人幫」以後，巴老恢複名譽，存款也解凍。當時我一年要去上海兩次，每次去一般都要與巴老談到深夜。有一次長談快結束時，巴老問我：「你一年要花多少錢買書？」

我無法細算，僅估計了一下，說：「大約三百元。」

他說：「你把發票留著，定期到我這兒來報銷。」

我對巴老的關切十分感動，但思想上極為矛盾。經過短時間的思考，我回答說：「按我和你的關係和感情，你給我什麼我都願意接受，但你最好不給我錢。因為我怕別人誤以為我與你接觸是為了向你要錢。」我之所以這樣說，是確有個別人因為巴老愛幫助人，便隨意向巴老要錢。

巴老理解人尊重人，立即說：「好，我還是送書給你。」

為了藏書，我有時也向十二孃和小幺爸要書，巴老卻說：「你不要向小幺爸要書，他還有三個女兒，應該留給她們讀。」我聽了感到很慚愧，為什麼我沒有為人著想呢？我把巴老的提醒當批評，舉一反三，感到自己的思想境界與巴老有很大的差距。

大概有四五年的時間，我常向巴老要書。有一次在上海，心直口快的九姑媽批評我：「老五，你光曉得向四爸要書，他年紀這麼大了，要找書、包書、寫封皮，然後提著書從武康路到淮海路郵局去寄。他受得了嗎？」

我接受了九姑媽的批評，從此沒有寫信向巴老要書。按照巴老的意見，改為我到上海時自己把書帶回。以後去上海的時間少了，巴老給我的書一般請我的外甥李舒帶給我。有一次巴老來信說：「畫冊給你留一本在這裡。李舒帶的東西太多，我不好意思增加他的負擔。」由此可見巴老處處為人著想。

巴老戲稱我為「藏書家」，有些版本好的書，他特別要送給我。在我的藏書中，有價值的書大多是巴老送的。這些年每看見自己的藏書，既感到巴老對我的愛，又想起九姑媽的批評。我彷彿看見若干年前，七十高齡的巴老忙著為我找書、包書、寫封皮，然後一個人提著書到郵局去寄。我現在還不到七十，多做一點事、多走一點路就感到累，而巴老當時的年齡比我現在還大。我怎麼那樣不懂事，不為人著想？問心有愧。

巴老常說他欠了債，要還清。我欠了巴老的債，也要一筆筆地清償。

1998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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