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有信仰——《巴金教我做人》後記

※要有信仰

——《巴金教我做人》後記

受采臣叔的鼓勵和督促，我編寫了這本書。編輯同志要我寫一篇後記。其實我的意圖，一看書就明白，用不著再做說明。還是寫一些與巴老有關的事。

我父親是巴老的大哥。我出生的時候，巴老剛從法國回國不久，住在上海。1941年和1942年，巴老兩次回成都，我正上小學，還是一個調皮的孩子。十三年後我在重慶看見巴老，才與他建立聯繫。我是巴老忠實的讀者，他的許多書曾一次又一次地打動我的心，啟迪我去追求真理。我信仰他主張的「生命的意義在於奉獻，而不在於索取」。我很看重這一點，認為它遠在我們親密的血緣關係之上。然而，對巴老更深一層的理解則是在「十年浩劫」之中。正如一位評論家所說：「正是在這前後，李致走進了巴金的心靈——對『四人幫』的憎恨，使兩代人的心如此節拍與共，和諧相生。」在黑暗的日子裡期盼光明，那歷程是多麼痛苦和漫長呵！「四人幫」垮台，我們歡欣若狂。巴老在給我的信上聲討「四人幫」的罪行。我則騎著自行車把巴老重新提筆寫的第一篇散文《一封信》，送給他在成都的親友閱讀。以後，四川不僅出版了巴老自選的《巴金選集》（十卷本），而且出版了包括《隨想錄》在內的粉碎「四人幫」以後巴老所寫的全部著作《講真話的書》。

早在60年代初期，原《中國青年》雜誌總編輯邢方群同志（他是巴金的三哥李堯林的學生），曾建議我利用自己的有利條件，做一些有關巴金的研究工作。當時正處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時期，儘管我喜歡文學又喜歡寫作，但早已吃過苦頭，不願再去「觸雷」。「文革」期間，張春橋、姚文元一夥，全面否定巴老的著作，引起了我的不平。粉碎「四人幫」以後，我產生了要為巴老的書說「公道話」的願望。可是我忙於工作還沒有顧上寫作，已有許多人出來寫文章了。為巴老寫傳或寫評傳，徐開壘和李存光等經過多年積累和研究，也先後出書。巴老既看重作文，更看重做人。與巴老多年接觸，在這方面我有許多感受。我並沒有一套寫作計劃，也沒有專門採訪過巴老，但總不斷有感情要傾吐。這樣，我著重在巴老做人和教我做人上，寫了一些散文。我願意有更多的人了解巴老的為人，從中汲取有益於自己的東西。

我說我信仰巴老的許多主張，遠超過我們親密的血緣關係，並不是說我看輕血緣關係。巴老說我父親是愛他「最深的人」之一，還說我父親是他「一生愛得更多的人」。由於巴老與我父親的關係，他自然很愛我和我的幾個姐姐。巴老1941年第一次回成都，發現我患瘧疾，就為我買了一種叫「撲瘧母星」的葯。我上中學的學費是巴老供給的。我因所謂「胡風問題」受審查，他在全國人代會上向任白戈打聽我的情況。我不斷向他要書，他有求必應。經歷了「文革」，我和巴老加深理解，感情也更深厚。我在出版社工作那幾年，我們每年要見兩三次面，無所不談。白天在客廳談，散步時也談，總是互相搶著說話。晚上在書房談，直到深夜，往往要姑媽來提醒幾次才結束。這些談話在我心裡留下深刻印象，無法一一列舉。記得1995年4月一個下午，我和巴老一起散步。他對我說：「我要言行一致，把各種事情處理好。特別要做到：一不自私，二不愛錢。我不希求什麼，我的許多東西以後都要捐獻出來。」巴老很少稱讚我，更多的是提醒，有時也批評。有一次，他風趣地對我說：「我正在給你打分。」但沒有說他給我打了多少分。有段時期我為社會上的一些不良現象感到苦悶和困惑，他說：「要有信仰。人類一定有希望，也一定有好人。說句笑話，壞人也得依賴好人才能存在，否則就無所謂好人或壞人之分。」現在想起來這些話，我仍感慨不已。巴老很愛我，我也很愛他，但他為我做得很多，我為他卻做得很少。我說過我欠了巴老很多債，將認真反思和努力清償。

「文革」后，巴金提筆寫的第一篇散文《一封信》，發表於《文匯報》

1991年冬，李致去上海看望巴金，與巴金、李小林合影

巴老曾對我說，他給兩個人寫信最多：一是王仰晨，一是我。本書編選巴老給我的信並非全部信件。「文革」中造反派拿走近五十封信，石沉大海。有些信涉及某些單位和人，沒有選錄。已選編的信，除一兩封外，都編入《巴金全集·書信篇》。只是《書信篇》發行量不大，很多讀者沒有看到。

目前非暢銷書的出版很困難。我是一個老出版工作者，深知其中的原因。為此，感謝寧夏人民出版社能出版我這本書。

1998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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